第二十章 凯勒教授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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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天空晴朗无云，香格里拉的院外长廊中，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热带风情的运动衫、褐色的宽松裤，脚趿凉鞋，跪在一个差不多人头大的毛茸茸的椰子边，一只手握着一根白色的围栏木桩。这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长着黑黑的头发、高高的前额，戴着金丝边儿眼镜。他好像正在主持一个奇怪的宗教仪式，那木桩则像是刺击的长矛，不断地要扎破椰子。过了一会儿，我果然听到了一声碎裂的响声，是木桩裂开了，椰子却完好无损。
“都看到了吧，”莱昂纳多·凯勒教授的脸上现出一丝胜利的微笑。他把鼻子上的眼镜向上推了推，“我保证突起的骨头比椰子壳更硬。”
“是什么钝器可能导致哈利先生耳后的四处伤呢？”我问，“如果那个老淘金者哈利打盹时，有人偷偷溜进来用镐刨了他四下，那会怎么样呢？”
凯勒摇头表示否定，说：“如果那样，他那倒霉的头骨便会被击碎。”他手中拿着椰子，挨着厄尔·加登在锻铁桌子旁坐下，看着大象喷水池及周围的繁花竞艳的热带花园，鸟儿轻快地唱着歌，一股潮湿的微风轻轻吹过。
我是在黑胡子酒吧里遇到加登的，在那儿，我整个早晨都同几个目击证人谈话。他们是克拉克夫人、爱斯丽夫人以及弗来迪的美国朋友，他们都对遇害者深表同情。这几位证人都坚持说曾于七月九日被带到西苑审问，同时，他们对于德·玛瑞尼所说的曾于上午十一点半被麦尔岑带上楼的说法加以肯定，这与警察所掌握的下午三点的证据相矛盾。
不管怎么说，这样很好，我现在所需做的就是同林道普上校谈一谈此事，如果林道普确认弗来迪所说的时间，我们就不仅要怀疑那中国屏风上的指纹，还要怀疑贝克及麦尔岑他们俩。
我只独享了片刻宁静，身着西式衬衫，打着领带的加登就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我。他被三名漂亮健美的女秘书围着，就像一名矮胖的狙击手。他在维多利亚皇家宾馆的一个套房中向三个秘书口述日常创作内容、播音稿及正着手写作的小说章节。现在是他们休息用午餐的时间。
“女孩儿们，这位就是我常向你们提起的廉价侦探。”他善意地开着玩笑，“黑勒，你还在躲我吗？你不知道一个好的夏洛克需要一个华生吗？”
“你认为自己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他在喉咙里咕噜着笑了起来。我邀请他们同我共进午餐——我已品尝了酒吧的独特风味——威尔士酒。
“谢谢你，孩子。”加登说着，挨着我坐下，那三位头发鬈曲、笑声动听的女孩也坐下了，却一句话也不说，就像几个安静的修女。
吃过一点儿东西，闲聊了几句，最后加登说：“好吧，黑勒——让我这样一个老家伙休息一下吧。”他大概只比我大七岁。他又接着说：“就像二手车销售员所说，你可以信任我……你不想让我写到文章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我都会遵命的。”
“好吧，”我说，把吃光的食物盘子推到一边，对他说：“你是否愿意进行说谎测试？”
他瞪眼咧嘴笑了，表情就像一个小孩躲在窗帘后向外偷看。
现在，加登摆脱了他的女秘书，与我在香格里拉共度了一个下午，一起听凯勒教授对案件的分析。凯勒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
尽管年轻，可凯勒发明了测谎器，那是在一种能测量疑犯血压变化的德国仪器基础上所做的改进。凯勒的仪器对疑犯受审时的呼吸频率、脉博、皮肤电传导性等也进行了监测，更提高了测谎的准确性。
“你们知道乳突炎是什么病吗？”凯勒问我们。
我和加登坐在锻铁桌子旁，桌子上摆着几瓶酒、那个裂开的木桩、椰子以及一些案发现场的照片，照片呈扇形排开，就像一把扑克牌。
凯勒——这位西北法学院毕业的芝加哥犯罪侦察组组长，可以和我的老朋友文略特相媲美，称得上是这个国家中经验最丰富的测谎师；也是一名科技犯罪研究方面的权威。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对象是四处伤口，检察当局声称是为一钝器所致。
“要治疗乳突炎，医生必须用一把凿子击穿骨质疏松之处，”凯勒告诉我们，“甚至包括乳突附近一些有可能感染断裂的较硬的骨头。可那需要极高的技术，而且不可能所凿的每个洞都大小相同。”
“那么像哈利头上的那几个洞是什么所致呢？”
他又向上推了一下眼镜，“一个小口径手枪，最大不超过三八型，但很有可能不是三八型的，更像三二型。”
“那几个洞是枪伤吗？”加登问。
“有人用喷雾枪在尸体上做了手脚，”我说，“以致掩盖了证据。”
“好让我们无法从这些照片中得出正确的判断，”凯勒说着，又展开一些照片，“即便如此，无烟火药也不会留下灰迹。至于这些三角形伤口，是由于子弹在近距离范围内射出造成的。”
我敲着照片上哈利先生头部的四个洞说：“这些是枪伤？”
“毫无疑问。”凯勒断然地说。
巴哈马强烈的太阳光及深思冥想使加登的双眼眯了起来，说：“或许这个老家伙是在正当防卫？”
“很可能。”我说，“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黑格斯的。”
“还是别提这个了，”加登闷闷地说，“如果那样，当局就会有借口对这个案子置之不理。”
“你觉得怎么办好？”凯勒问道。
加登耸耸肩，“让他们说服你的委托人别去威胁死人，如果他们被判有罪，你就把这个证据隐藏起来，以便日后再审。”
凯勒笑着点点头，“那是佩里·梅森的绝招。好吧，我同意你的说法，一味反驳他们荒唐的谎言——四个洞都在头骨最硬处，距离一英寸，属刀伤——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你可以趁这个机会仔细研究一下那个指纹证据。”我说，“你怎么看？”
凯勒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想贝克上尉这个指纹专家一定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警，还没搜遍整个房间就找到了指纹。那三个警察把那个中国屏风抬进大厅时，上面的痕迹还未被抹掉呢！谁知道贝克一天后检查时，上面多了那么多黑爪子印。”
“不用考虑墙上那些带血的手印了，”我说，“因为它们太小了，不会是德·玛瑞尼的——这不能扰乱整宗案件。”
凯勒摇摇头，“让人难以置信，贝克找到了一些带血的手印，却想趁血迹变干前擦掉它。”他看了看加登，说，“你这位新闻记者意识到了吗？这两个迈阿密天才没有化验血型来证实那血是否是属于欧克斯的？”
加登不解地摇头低语，“该死的画蛇添足。”
“不，”我说，“是该死的存心设计。”
加登疑惑地看着我。
“想一想，”凯勒说，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贝克作为指纹专家被召来，但他携带的只是一个轻便的小手提箱——他没带指纹照相机。”
拍指纹需要特殊的照相机，需要一个可以随着灰印表面移动的透镜，可以紧贴着指纹拍摄。
“没有指纹照相机？”加登说，“当地没有人有这种照相机吗？”
“没有。”我说。“当然，他可以从皇家海军那儿借到……”
“但他没有。”凯勒预感不妙，“他只印出灰迹，拿起来将之挫平……”
“该死的家伙。”加登骂道，怒目圆睁。
凯勒耸耸肩，“在有些情况下，用薄而易粘的胶带也能取样拍照——但贝克身边没有胶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