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凯勒教授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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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天空晴朗无云,香格里拉的院外长廊中,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热带风情的运动衫、褐色的宽松裤,脚趿凉鞋,跪在一个差不多人头大的毛茸茸的椰子边,一只手握着一根白色的围栏木桩。这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长着黑黑的头发、高高的前额,戴着金丝边儿眼镜。他好像正在主持一个奇怪的宗教仪式,那木桩则像是刺击的长矛,不断地要扎破椰子。过了一会儿,我果然听到了一声碎裂的响声,是木桩裂开了,椰子却完好无损。
“都看到了吧,”莱昂纳多·凯勒教授的脸上现出一丝胜利的微笑。他把鼻子上的眼镜向上推了推,“我保证突起的骨头比椰子壳更硬。”
“是什么钝器可能导致哈利先生耳后的四处伤呢?”我问,“如果那个老淘金者哈利打盹时,有人偷偷溜进来用镐刨了他四下,那会怎么样呢?”
凯勒摇头表示否定,说:“如果那样,他那倒霉的头骨便会被击碎。”他手中拿着椰子,挨着厄尔·加登在锻铁桌子旁坐下,看着大象喷水池及周围的繁花竞艳的热带花园,鸟儿轻快地唱着歌,一股潮湿的微风轻轻吹过。
我是在黑胡子酒吧里遇到加登的,在那儿,我整个早晨都同几个目击证人谈话。他们是克拉克夫人、爱斯丽夫人以及弗来迪的美国朋友,他们都对遇害者深表同情。这几位证人都坚持说曾于七月九日被带到西苑审问,同时,他们对于德·玛瑞尼所说的曾于上午十一点半被麦尔岑带上楼的说法加以肯定,这与警察所掌握的下午三点的证据相矛盾。
不管怎么说,这样很好,我现在所需做的就是同林道普上校谈一谈此事,如果林道普确认弗来迪所说的时间,我们就不仅要怀疑那中国屏风上的指纹,还要怀疑贝克及麦尔岑他们俩。
我只独享了片刻宁静,身着西式衬衫,打着领带的加登就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我。他被三名漂亮健美的女秘书围着,就像一名矮胖的狙击手。他在维多利亚皇家宾馆的一个套房中向三个秘书口述日常创作内容、播音稿及正着手写作的小说章节。现在是他们休息用午餐的时间。
“女孩儿们,这位就是我常向你们提起的廉价侦探。”他善意地开着玩笑,“黑勒,你还在躲我吗?你不知道一个好的夏洛克需要一个华生吗?”
“你认为自己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他在喉咙里咕噜着笑了起来。我邀请他们同我共进午餐——我已品尝了酒吧的独特风味——威尔士酒。
“谢谢你,孩子。”加登说着,挨着我坐下,那三位头发鬈曲、笑声动听的女孩也坐下了,却一句话也不说,就像几个安静的修女。
吃过一点儿东西,闲聊了几句,最后加登说:“好吧,黑勒——让我这样一个老家伙休息一下吧。”他大概只比我大七岁。他又接着说:“就像二手车销售员所说,你可以信任我……你不想让我写到文章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我都会遵命的。”
“好吧,”我说,把吃光的食物盘子推到一边,对他说:“你是否愿意进行说谎测试?”
他瞪眼咧嘴笑了,表情就像一个小孩躲在窗帘后向外偷看。
现在,加登摆脱了他的女秘书,与我在香格里拉共度了一个下午,一起听凯勒教授对案件的分析。凯勒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
尽管年轻,可凯勒发明了测谎器,那是在一种能测量疑犯血压变化的德国仪器基础上所做的改进。凯勒的仪器对疑犯受审时的呼吸频率、脉博、皮肤电传导性等也进行了监测,更提高了测谎的准确性。
“你们知道乳突炎是什么病吗?”凯勒问我们。
我和加登坐在锻铁桌子旁,桌子上摆着几瓶酒、那个裂开的木桩、椰子以及一些案发现场的照片,照片呈扇形排开,就像一把扑克牌。
凯勒——这位西北法学院毕业的芝加哥犯罪侦察组组长,可以和我的老朋友文略特相媲美,称得上是这个国家中经验最丰富的测谎师;也是一名科技犯罪研究方面的权威。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对象是四处伤口,检察当局声称是为一钝器所致。
“要治疗乳突炎,医生必须用一把凿子击穿骨质疏松之处,”凯勒告诉我们,“甚至包括乳突附近一些有可能感染断裂的较硬的骨头。可那需要极高的技术,而且不可能所凿的每个洞都大小相同。”
“那么像哈利头上的那几个洞是什么所致呢?”
他又向上推了一下眼镜,“一个小口径手枪,最大不超过三八型,但很有可能不是三八型的,更像三二型。”
“那几个洞是枪伤吗?”加登问。
“有人用喷雾枪在尸体上做了手脚,”我说,“以致掩盖了证据。”
“好让我们无法从这些照片中得出正确的判断,”凯勒说着,又展开一些照片,“即便如此,无烟火药也不会留下灰迹。至于这些三角形伤口,是由于子弹在近距离范围内射出造成的。”
我敲着照片上哈利先生头部的四个洞说:“这些是枪伤?”
“毫无疑问。”凯勒断然地说。
巴哈马强烈的太阳光及深思冥想使加登的双眼眯了起来,说:“或许这个老家伙是在正当防卫?”
“很可能。”我说,“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黑格斯的。”
“还是别提这个了,”加登闷闷地说,“如果那样,当局就会有借口对这个案子置之不理。”
“你觉得怎么办好?”凯勒问道。
加登耸耸肩,“让他们说服你的委托人别去威胁死人,如果他们被判有罪,你就把这个证据隐藏起来,以便日后再审。”
凯勒笑着点点头,“那是佩里·梅森的绝招。好吧,我同意你的说法,一味反驳他们荒唐的谎言——四个洞都在头骨最硬处,距离一英寸,属刀伤——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你可以趁这个机会仔细研究一下那个指纹证据。”我说,“你怎么看?”
凯勒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想贝克上尉这个指纹专家一定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警,还没搜遍整个房间就找到了指纹。那三个警察把那个中国屏风抬进大厅时,上面的痕迹还未被抹掉呢!谁知道贝克一天后检查时,上面多了那么多黑爪子印。”
“不用考虑墙上那些带血的手印了,”我说,“因为它们太小了,不会是德·玛瑞尼的——这不能扰乱整宗案件。”
凯勒摇摇头,“让人难以置信,贝克找到了一些带血的手印,却想趁血迹变干前擦掉它。”他看了看加登,说,“你这位新闻记者意识到了吗?这两个迈阿密天才没有化验血型来证实那血是否是属于欧克斯的?”
加登不解地摇头低语,“该死的画蛇添足。”
“不,”我说,“是该死的存心设计。”
加登疑惑地看着我。
“想一想,”凯勒说,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贝克作为指纹专家被召来,但他携带的只是一个轻便的小手提箱——他没带指纹照相机。”
拍指纹需要特殊的照相机,需要一个可以随着灰印表面移动的透镜,可以紧贴着指纹拍摄。
“没有指纹照相机?”加登说,“当地没有人有这种照相机吗?”
“没有。”我说。“当然,他可以从皇家海军那儿借到……”
“但他没有。”凯勒预感不妙,“他只印出灰迹,拿起来将之挫平……”
“该死的家伙。”加登骂道,怒目圆睁。
凯勒耸耸肩,“在有些情况下,用薄而易粘的胶带也能取样拍照——但贝克身边没有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