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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听老师这样称颂自己,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也只好说出实情,道“老师见笑了,其实学生去年在仪征县学,已经见过容甫兄了。实不相瞒,这……这院试的四书文试题,容甫兄上年冬天,便已猜出。学生本不擅长四书文的,今日能得老师垂青,其实是容甫兄之故。”
谢墉笑道“无妨,我这两篇四书文,出得题目并不难,本就是你等学子最应成诵之篇。我所看的,乃是你构思是否精巧,立意是否深邃。院试这许多士子,写出的文章也是有高下的。而你这篇,立意深远、上下有序、当断则断、当缓则缓,于这对仗八比之句,也是韵律分明。即便不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自也是一流之作了。”
杨吉听谢墉如此称赞阮元,觉得阮元确实比起自己想象,要高出太多了。可说道第一名,多少还是有些不服,便鼓起勇气,问谢墉道“老先生,他……他文章真的写得那么好么?我在这家里也有些时候了,竟……竟是一直不知,不知这家里面,竟然出了个案。”
谢墉倒是没有生气,笑道“这位贤侄,你这就叫做‘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了’。你若是觉得伯元写得文章,还不算好,那你看过别人文章,便知高下为何物了。不过你说起案,其实单论伯元这两篇四书文,还不足以脱颖而出。我当时看你等行文,也知道这般题目,猜也是猜得出来的。这四书文和伯元不相上下的,原也是有几位的。”
杨吉听谢墉这般说法,更为不解,也只好听下去。
谢墉续道“但这史论,就是第一天考的部分,这可就分出高下啦。四书文行文严谨,尚不能完全看出文章功力。但史论可不一样,寻常学子大多认为,史论并无八股对仗之限,应该很好写啊。其实大大不然,一不小心,便容易犯两个错误。”
“这两个错误,一是面面俱到,这样不免限于冗长。二是出奇制胜,立论一味求新求变,可这样呢,又未免失于连贯。伯元恰恰两者都不是,他的文章啊,关键之处,一一点到,可绝无冗余。用典、对仗,层层递进,绝无生涩之感。只让人觉得,言已尽而意无穷,所以老夫看了伯元你的史论,可是恨不得多和你畅谈几日呢!你这样的文章,不给第一,岂不是我老眼昏花,耽误了你?”
杨吉知道,眼前这位老先生,绝非常人,他二品文官的身份,可比当年自己的恩公还要高一级,若是考虑到文武差异,二品文官更是远非三品武官之比。既然这个才学远胜于恩公的人,可以把阮元录取为案,还这样连连称赞他,那么阮元的才能如何,自然也不用再质疑了。
而且,正所谓君子慎独,阮元看不到自己的时候,自己可看得他一清二楚,论人品,自己也不该有所非议才对……
杨吉正想着,谢墉却意外想起另一事,道“伯元啊,你现已取了案,按惯例,是要补廪生的。成了廪生之后啊,每月可以领米六斗,虽说数量不多,总是能保你一家衣食无忧了。你家人情况,以后也可以少担心些了。我来年还要到江南几个府主持院试,现下正缺人手,不如你便与我同往,帮我取录生员。顺便我也可以指导指导你,来年便是乡试年,咱就一举把乡试也考过了,如何?”
这接二连三的建议,让阮元猝不及防,愣了半天才回答道“老师是想……让我帮老师取录生员?老师说笑了,学生才疏学浅,生员也不过刚刚取录,哪里有资格去给别人的文章评头论足呀?”
谢墉道“这就是伯元自谦了,你才学在我看来,便是应举也已经足够,帮我取录生员,其实并非难事。若你真觉得困难,便先把自己中意的文章交给我,最后取录,还是我来决定,如何?况且眼下学子入幕,乃是常事。若是一直执着于书本,不知晓如何办理实务,日后乡会试之时,也往往会因经验不够,而有所窒碍。你随老师出门一年,或许抵得上你在家五六年功夫呢。”
谢墉所谓取录之事,阮元虽不了解,也听汪中讲过一些,取录生员有时也会由已录取的生员协助,但最终取录与否,仍是学政决定。这时听谢墉解释了,渐渐会意。只是“入幕”一事,他却并未想过。
谢墉所言“入幕”,乃是清中叶起出现的风潮,其实早在明代总督、巡抚这些高等地方官被常规化以后,“入幕”士子就已经层出不穷。例如明朝中期地方间颇有名气的文人徐渭,便曾在总督胡宗宪幕下参赞。而进入清朝,从雍正年间开始,为改善督抚待遇,开始对地方官员放“养廉银”,地方总督养廉银最多可达每年二万两,巡抚最少也可以获得每年一万两的养廉银收入。谢墉虽是学政官,可每年也有数千两养廉银进益,只是学政来往全省主持考试,开支原本不小,所以相对于督抚,依然是清水衙门。
获得养廉银之后,有才识的督抚,可决计不会把银子拿去享乐。相反,他们为了施政便宜,便竞相开出高价,吸引全国优秀士子前往他们帐下做幕僚,这便是清朝中叶开始逐渐兴起的“入幕”之风了。一时间有才华的地方士子,若是入幕参赞确有不俗之处,一年获得千两以上进益,也是常事。谢墉可用银两不算多,但阮元也只是刚点了生员,尚是晚辈,聘他入幕自然无需高价。而对于阮元来说,能在谢墉幕中增广见闻,也不失为一个合适的起点。
但无论如何,谢墉是阮元认识的官员里,地位仅次于刘墉的第二高官,能受他指点,对阮元而言怎么看都是好事。因此阮元也不愿拒绝,道“既是老师对学生如此放心,学生助老师阅卷,也是应尽之礼。只是……只是学生成婚不久,这一年多来,都在准备考学之事,家父那里,未能尽孝。家中妻室,也未免少了些陪伴。所以学生也想多留在扬州些时日。”
江彩见阮元为了自己,居然不愿去谢墉幕下做事,也不免有些羞涩。她自然希望阮元多和自己相伴,可她深明事理,眼下一位二品大员盛情相邀,是难得的幸事,只怕阮元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再也见不到这般前辈了。便也对阮元道“伯元,我不要紧的,我知道来年便是乡试,你现下已是扬州第一,又有老师指教,乡试应该也不难啊。等你考过了乡试,时间自然也宽裕了,到时候再回来没关系的。”
又对谢墉说道“谢恩师,夫子……夫子他前年腊月才与我成婚,之后一直在考学,在一起的时间未免少了些。原是我照顾他不周,还望恩师见谅。”
谢墉笑道“少夫人不必自责,我看伯元这般挂念你,也知他是个仁爱之人,你又如此贤惠,我这案是真的选对了。”又对阮元说道“其实伯元你心里记挂家人,也是人之常情。我这边现在倒也不忙,不如这样,你先在家读书学习,待到明年年初,再来江阴找我,这样既全你阖家团圆之乐,也不误你入幕见闻,如何?”江苏学政驻于江阴,故而谢墉有此一说。
阮元听谢墉之言,自觉应是眼下最为适宜的办法,便道“老师这样办法,是再好不过的了。学生一定勤于学业,来年再见老师之时,定不让老师失望。”
谢墉笑道“伯元能来我幕中,其实是我之幸啊。另有一事,也不瞒你,容甫前日刚写信与我,也说明年乡试之前,愿意帮我一同阅卷呢。你二人性格完全不同,却是一样的才华横溢。老师也想看看,你二人共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阮元听说汪中也会去谢墉幕下,自然非常欣喜。不知不觉间已过了大半日,谢墉另有公务,不便再留,阮元便和父亲一起,到门前送别了老师。回到家里,一家人也不免要再庆祝一番。
随后几日,阮家相识的友人听说阮元取了案,也相继来到阮家祝贺。阮家每天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其中地位最高的客人,自然是阮元考中后第五天时,前来拜访的江昉了。阮承信见舅舅亲自到访,自然也主动前往相陪。
江昉一进正厅,便忙不迭的道歉,道“湘圃啊,我来得这样晚,确实是惭愧啊。近几日来,家里天天都要看账,可真是太忙了。其实伯元这次中了案,我这几天高兴得,觉都睡不着呢!能在咱人才这么多的扬州府,拿下案的位置,伯元以后,绝对是可造之才!”
阮元听说江昉来了,也赶忙过来迎接,听到江昉如此夸赞,也确实不好意思,自谦道“舅祖言重了,其实这次考试,也有些机缘巧合,之前仪征的汪先生,正好也是学政大人的学生,是以准备更为充足些,不值得舅祖如此劳神。”
江昉道“这你就小看咱扬州了,谢大人上次在扬州的时候,也不是只取录了汪容甫一人啊,扬州被他提点过的生员,可不少呢!能在这里脱颖而出,无论有多少运气,实力总是不差的!对了伯元,既然已是案,来年的乡试,可是已经有准备了?”
阮元便把谢墉邀他入幕的事说了,江昉喜道“太好了!若是谢公能提点你些,这乡试想来,也会容易很多。其实你小的时候在江家,我便已看出你学业才行,绝对在我家那些后生之上!若是你能有出息,舅祖自然也很开心。而且伯元放心,如果以后考试,川资不够,或者有想买的书了,只管和舅祖说!只要你愿意考下去,舅祖这边,支持绝不会少了的。”
江昉原本器重阮元,自那日听江春说了,阮元考学可以帮助自家之后,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帮阮元考过乡试。若是阮元有了举人功名,便有了授官资格,之后无论会试参加与否,都可以把他带到乾隆面前,江春的想法,也就可以实现了。
但阮元却有些受宠若惊,道“舅祖盛情,阮元自是感激不尽。可我也知道,江南乡试,每一年都是精益求精,不少之前的案,或许还等着考举人呢。外孙这是第一次考乡试,并没想过一次就通过的。”
江昉道“伯元这就是自谦了,谢侍郎我虽然交往不多,但他两次典学江苏,我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他无论学术才识,别说在江苏,便是在天下也是数得上的。我听说先大学士傅文忠公在世之时,还请他给嘉勇侯讲过书呢。既然他选了你做案,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有我这个舅祖支持你,伯元,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啊?”
江昉所言傅文忠公,便是乾隆中期的名臣,乾隆内弟傅恒,所言嘉勇侯则是傅恒三子,当时的名将福康安了。阮元听了江昉这番话,得知自己和福大帅都可以师兄弟相论,信心也更加足了,便再次对江昉道谢。阮承信却另外想起一事,问道“舅父,听说鹤亭舅父最近去京城赴千叟宴,鹤亭舅父年纪大了,这舟车劳顿下来,身体可还好?”
不料江昉语气倒是颇为轻松,道“兄长前日刚好有信送到,说一切都好。而且今年赴宴,皇上竟额外开恩,赏借了兄长二十五万两皇帑,说是要帮兄长重整广达商号呢!这些年啊,向来只有我家捐输,这一次皇上竟然主动施以援手,湘圃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大喜之事啊?”
阮承信也知道,江家这些年为了支撑巨额捐输和乾隆南巡开支,已是有些周转不灵。这次乾隆突然大方起来,主动相借巨款,江家经营之事,当可轻松一阵子了。可只怕乾隆表面开恩,背后却让江家背上更重的枷锁,遂问道“那皇上可有其它条件?”
江昉道“约了一分起息,所以也不是全无条件。可最近这些年,高利取贷我家见得多了,这一分起息,已是再轻松不过了。其实兄长到京城之时,满心只觉得平安归来便好,江家这些年亏也亏了,早就见怪不怪了。谁知那日见了皇上,还没问几句话,皇上竟主动提出移借皇帑之事。”
“当时兄长自己也不敢相信,连连推辞,可没想皇上对我家亏空,知道的一清二楚。还说江家开支,半数都给了朝廷,朝廷暂时借上一笔钱,也是应尽之谊。兄长听着皇上并无别的说法,借下这笔钱,总是不亏,便谢恩了。事后兄长也觉得不安,便暗中寻人查访,才知道这笔借款,原是要感谢和中堂的。”
江昉所言和中堂,无需多言,便是和珅了,上一年乾隆南巡,只觉沿江上下,一切办理妥帖,自然是和珅操办之功。于是回到京城,便晋和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有了协办大学士的头衔,和珅就可以被称上和中堂了。同时户部事务,也仍让和珅参与,和珅自此总揽两部大权,权势自然倍于往昔。
但和珅也清楚,自己年纪尚轻,虽然已经做到协办大学士,距离文官之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些年势力急膨胀,未免有些操之过急,根基不稳。因此,对于有势力,又不至于威胁其地位的官员,此时仍然维持着表面的礼敬。他前两次南巡时,时常在乾隆左右,眼看江春虽然只是一介商人,却有一品散官的头衔,和乾隆关系又好,便觉得江春是个可以拉拢的强援。这时见户部相关扬州账目,得知江春近年为了捐输和南巡的事,已经渐渐亏空,索性卖江家个人情,即便江家不能成为他的后盾,最起码碍于这层面子,不致与他为敌。
阮承信自乾隆四十六年林氏亡故,便归家操持家务,一时对朝廷高官变动,已经不太了解。但近一两年来,市井皆传和珅备受乾隆恩宠,大凡行军、要案、钱粮调运之事,均有和珅参与,所以也知道这个名字,只是不甚熟悉。便道“舅父,这和中堂想来年纪也不大,竟然朝中大小事务,一应均经其手,皇上对他也言听计从,可真是了不起。”
江昉道“湘圃,阮家近些年也不容易,我是知道的。外面的事,想必也无暇去顾了。这和珅说起来,乾隆四十五年那次南巡的时候,我就见过。当时朝中重臣,还是阿中堂程中堂他们。可皇上但凡有事要告诉我们,却不用他们,也不用侧近宦官,只让一个三十岁、连胡子都没有的年轻人前来告知。那年轻人便是和珅了。”和珅相比江昉乃是小辈,又非当面言及,江昉这样称呼也不算失礼。
“那时和珅只是二品侍郎,也不算多稀奇。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嘛,升官快些也是常事。但他传达旨意,礼数从来不缺,也无自傲之色。当时兄长也有不解之处,曾多有事问他,可他应答起来,竟似早有准备一般,也绝无一句拂了兄长心意之言。那时兄长便对我说,此人日后,恐不可限量。只是怕他这般年纪,骤然身登高位,容易把持不定。”
“那之后便听说,和珅升了一品尚书,即便是满洲旗人,三十岁位列一品,也是难得了。那几年朝廷里又多是德行有余,而才能不足之人。阿中堂虽然文武双全,也不能面面俱到,所以朝中事务,就渐渐归和珅处理了。”
阮承信却道“我对朝中事务,虽然近来了解不多,可听说三年前山东那起大案,和大人办得并不好啊?”
江昉道“其实这也是我和兄长担心之处,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因贪渎不法,被朝廷彻查。那时和珅不知为何,竟力主国泰无罪。后来御史钱沣现其中隐情,方将国泰正法。可皇上那边,似乎并无问罪和珅之意,只怕他日后不以为意,反而愈演愈烈,那就糟了。”
说到这里,也回头对阮元道“伯元,你考上案,舅祖自然为你高兴。可一定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还没见过江苏省,没见过全天下呢。虽然考上生员,学业可也不要误了。”
阮元自然谢过舅祖教诲,他才刚刚考上生员,对朝廷事务,仍然全无了解,这时只觉得舅祖是为了自己好。全然不知未来会有一天,自己也会同那个叫和珅的人,生一段纷繁复杂的故事。
阮家父子、江家兄弟或许这时还想象不到,江春的担忧,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自和珅位列一品,至此也已经六年了。他在京城后海的府邸,时常有达官贵人来访,平日在和府门前见到一两辆豪华的马车,乃是常事。若问起附近的旗人,他们在和府门前见过的贵客,加在一起,大概也有小半个朝廷那么多了。
这日军机处和吏部都无要事,和珅归家也早。眼看一位珊瑚顶子的旗人官员,在和府门前恭候。和珅请得他入内,见过名帖,知道这人名叫福宁,眼下官职,乃是陕西布政使,是从二品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