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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
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
港》、《潜出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
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
《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
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
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
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
毁家纤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
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
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
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
“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
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
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
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
《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
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
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
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
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
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
《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
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
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
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
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
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
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
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