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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
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
港》、《潜出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
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
《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
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
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
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
毁家纤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
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
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
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
“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
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
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
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
《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
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
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
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
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
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
《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
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
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
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
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
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
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
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