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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伟业同志：
您好！
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学习一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相信对毛主席这段光辉诗词的重温，会使我伤回想起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所共同经历的时代风雨。我们要谈的关于我们以前的许多话题就尽在不言中了。我想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虽然是陌生的但我们也曾相识。上次见面，谈话不多，这是正常的，说明你是一个不喜欢纠缠女性的正派男同志。接触时间虽短，我能够感觉到你为人的光明磊落和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一种非常可宝贵的品格。另外，从你的寥寥数语里，我发现你的精绪比较消沉，这对于我们革命青年是一种有害的情绪。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呢？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等待着你的回信。
此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革命战友：段莉娜
段莉娜的信中一个错别字都没有，用词恰当，行文流畅，富有感染力。康伟业读完信，首先是佩服段莉娜，其次，段莉娜在信中大胆使用“我们”的说法，比她本人更能够激起康伟业的感情和某些联想。康伟业灰溜溜的心咯瞪一下奔腾起来。当天康伟业就伏在深夜的灯光下，给段莉娜写了一封回信。回信借鉴或者说是摹仿了段莉娜的风格，与她展开了关于一个革命青年的情绪是否可以消沉问题的讨论。一周之后康伟业又收到了段莉娜的回信。从此，康伟业和段莉娜开始了频繁的鱼雁传书，每周都有两封信越过长江和汉水，一封从武昌到汉口，一封从汉口到武昌。在通讯往来中，他们也约会过几次，约会的效果都不如信中的感觉好。两人一旦面对面，“我们”这个词谁都说不出口了。段莉娜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强，革命道理谈起来滔滔不绝。康伟业的口才原本不差，但是被段莉娜的气势压抑住了，显得迟钝和笨拙有时候还口吃。而且他们所有的话题都围绕党和国家的命运生发和展开，与男女之情远隔万里。他们一点也不像是为谈婚论嫁走到一起的青年，而像是两位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康伟业渐渐感到了无趣，他准备撤退。
康伟业在信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请你不要再回信了”这句话。但他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把信扔进邮筒。康伟业想：人家姑娘那么好的条件，凭什么你说吹就吹？一个不是党员的扛猪肉的工人，月工资才拿十八块钱，你吹一个拿二十四块钱的漂亮的党员姑娘，这不是故意伤害人家吗？就在这个关健的时刻，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响。噩耗传来，人们如丧考妣，失声痛哭，停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奔向大街去购买黑纱和制作花圈的彩纸。大街上的人群一片呜咽，犹如世界末日来临。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单位、公园、餐馆，到处有人因为过分的悲痛而晕倒。不管是什么人晕倒了，总会有一群人拥上去，抱的抱，抬的抬，有的递开水有的掐人中。共同的灾难感使中国人民一下子亲密起来，一只手总想握住另一只手，个人的肩总想依靠着大家的肩。这一天，突然有人叫康伟业接电话。康伟业对准电话筒大声说：“喂。”那边是段莉娜。段莉娜听到康伟业的声音就忍不住抽泣起来，抽泣使段莉娜显出了女性的温柔，她说：“伟业，毛主席他老人家……”康伟业也正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之中，他说：“小段，你不用说了。小段，你不要哭，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康伟业嗓音低沉，语气里充满了前所末有的亲切，既阳刚又委婉。他敏感地意识到段莉娜对他的称呼是亲昵的“伟业”而不是“康伟业同志”了。段莉娜的抽泣更加地抑制不住，她说：“我得见见你。”康伟业趁机大胆地说“我也很想见见你。”下斑后，康伟业挤上公共汽车赶往武昌蛇山公园。他们在浓重的暮色中找到了对方，哽咽着呼唤了一声“毛主席”，不知怎么的人就在对方怀里了。段莉娜滂沱的眼泪弄湿了康伟业的脸膛，康伟业用他的大手一把一把地为段莉娜抹去泪水和鼻涕，顺手揩在身后的树干上。这一夜，他们并肩而坐，在蛇山幽暗的秋草清香的树丛里，听着一列列火车在他们脚下哐哐、哐哐、哐哐地走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仿佛历史的进程，既漫长又匆匆，不知来自于哪里；又不知归结于哪里。一切都突然变得无头无序，无依无靠，使人感到惘然失措。段莉娜的手一直猫在康伟业的手掌心里，两人都有很踏实的感觉。他们絮絮丝语，从国内形势说到国际形势，又从国际形势说到了他们自己的状况。康伟业和段莉娜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段莉娜把康伟业带回家见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康伟业也把段莉娜带回了家。康伟业的家住在单位宿舍里，宿舍由五十年代的苏联式大办公室间隔而成，两间房被书籍挤得满满的，园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段莉娜的家在部队大院。
大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子里头绿化得像公园，一幢幢带了一点西洋风格的小楼错落在浓荫之中。几乎每一家的篱笆墙上都藤藤葛葛地挂满了丝瓜、苦瓜、鹅米豆。肥厚的青菜叶子悠闲自得地伸到篱笆外面，平坦的柏油马路一直通到小楼的门前。尤其是第一次，康伟业一进部队大院情绪就晴天转多云了。他愤愤不平地想：好哇，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说是解放了我们的城市，倒偷偷地图了这么大的院子，每家都住小洋楼，还种菜，肆意地把农村搬到城市里。这一切应该怎么解释呢？段莉娜的父亲一身戎装，腹部膨起，双手背在身后，在段莉娜介绍了康伟业之后，仅仅对他点了一个头，以后就一直坐在阳光充沛的院子里听半导体收音机、打瞌睡。段莉娜的兄弟姐妹就不敢恭维了，他们一个个全都是大大咧咧的，用傲视武汉话的部队普通话交谈，无休止地谈他们的话题，从中央谈到地方；把军委领导人和军区司令员的名字说来说去，全都不带姓氏，只说某某同志，搞得像是他们的亲兄弟，牛皮哄哄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康伟业的存在。段莉娜的母亲也仅限于客气，让保姆做饭，自己根本不下厨。于是，康伟业段莉娜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康伟业如此强烈的感受和不平在段莉娜看来简直幼稚可笑。段莉娜反问说：“按你的理论，那么毛主席也不应该住北京中南海，而应该住到湖南长沙的韶山冲去是不是？”康伟业说：“段莉娜，想不到你是这么刁滑！”
段莉娜说：“是我刁滑还是你农民意识，心胸狭隘，少见多怪？”康伟业把一只水杯狠狠地摔到地上，说：“请你们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想想你们才进城几天？土腥气掉了没有？还敢说我有农民意识！”段莉娜的脸都气得发绿了。她最后送给康伟业的话是：“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