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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明代的国民性，我首先想到的三个字就是“流氓气”。
明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呈现出“流氓”面貌。
首先是皇帝们。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流氓，这是尽人皆知之事。朱元璋最喜欢的肖子朱棣，表面上慷慨仁慈，处处以唐太宗为法，骨子里其实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正史记载，当大臣汇报说他的政敌的女儿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春节除<small>（夕）</small>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时，朱棣哈哈大笑，说道：“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著名的“流氓皇帝”，他不爱读书，不认识多少字。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100余流氓做义子。他在出巡路上，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
他的继承者明世宗则是性变态，公开命大臣们进献春药，有时一天临幸多达数十人。他派人到民间强抢了一千零八十个八岁至十四岁的幼女，来炼制“元性纯红丹”。为了采得足够的炼丹原料，他强迫宫女们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许多人因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而死。
我们再来看王公贵族。朱元璋的儿子们大半都有流氓性格。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痊愈，就令人送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呆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被亲自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small>（吴晗《朱元璋传》）</small>
到明代中后期，朱氏后人这种流氓气愈演愈烈。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有一次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代王朱桂的后代也绍承家风。他的孙子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明代其他勋戚贵族大半都在地方上胡作非为。贵族阶层流行的发财方式，是收养大批黑社会成员，把持行市，霸占渡口，强行收税。翊国公郭勋即以黑吃黑而闻名史册。甚至孔圣人的后代，历代衍圣公中，也出现了很多流氓成性的人物，比如孔弘绪贪淫暴虐，奸淫乐妇四十余人，还无故勒杀一人……
看了以上数例，你也许会说皇帝王公们荒淫贪婪，历代皆然，明代不过是特别突出罢了。那么以下现象，则是历朝历代很少出现的风景，那就是连官员阶层、和尚道士以及知识分子，也呈现出流氓化面貌。
我们先来看官员。
明代正统以后，从朝廷首辅到普通官员，争相向皇帝献房中术以邀宠，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道奇景。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各种房事秘方、炮制各式房中药的风气流行于官场之中。甚至一代名将胡宗宪因贪污被指控后，也不得不“献秘术十四，帝大悦”。<small>（《明史》卷二百五《胡宗宪传》）</small>
中国历史上虽然屡有太监之祸，但士大夫们总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尊严，不至于在太监面前卑躬屈膝。但在魏忠贤时期，很多三甲出身的资深文臣，都甘心拜倒在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脚下。进士翰林出身的顾秉谦以内阁首脑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首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挽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干儿子。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更有高明的办法，他因为有一个婢女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魏忠贤“阉党”成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饱读四书五经，这些人居然都各有诨号，其形式如同一个黑社会团体：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再来看僧道集团。明代的和尚道士们结交衙门、吃酒赌钱、靠诈骗为生，形成了一股风气。有打油诗说：“三件僧家亦是常，赌钱吃酒养婆娘。近来交结衙门熟，蔑片行中又惯强。”嘉靖年间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长生之术为名，骗取皇帝的无数金银，师徒之间因为分赃等原因相互揭发，甚至杀死对方的家人<small>（《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传》，同卷《段朝用传》）</small>。龙虎山张真人张元吉，经常强夺民间妇女，诈取百姓财物。一有小忿，张真人就“指以伪造符录，棰之至死”，前后杀死四十余人……
明代士人的无赖化更是普遍。管志道评论说，秀才们“一呼则数十成群，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稍拂其意，则攘臂奋袂，哄然而起，提调官莫可谁何。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而贤者却为不肖者所累矣”。所谓蓝袍大王，是因为秀才穿的是青衿。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讼癖”，而所讼者均无中生有，只不过是敲诈钱财而起。秀才们“尊访行为父母，结衙蠹为前辈”，结为一体，“终年以讼为疗贫之药”。秀才们流氓化倾向如此严重，以致明代一则笑话说：凡市井之人相争斗，则曰，我雇秀才打汝！<small>（以上参考陈宝良《中国流氓史》）</small>
至于底层政权，其流氓化程度当然更深。明代小说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门庆，就是底层社会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虽然不过是破落商人之后，又“不甚读书”，但因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开：“因为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们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他通过行贿，买通当朝太师蔡京，就轻而易举地由一介流氓变成金吾副千户。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体办事人员也大多是流氓。基层衙门吏胥的流氓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专靠吃衙门饭谋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禅真逸史》第六回：“老妪有一兄弟，是本县罢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张好口，能言善辩；第二件，一幅呆胆，不怕生死；第三件，两只铁腿，不惧竹片。是衙门人取他一个诨名，叫做曾三绝……”
明代社会流氓化的根子，当然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
流氓这一生存方式虽然令人不齿，然而一旦出现，即在社会中迅速蔓延，盖因它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因为不择手段，它的身段异常柔软油滑。因为敢于泼胆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慑力非常强大。因为肮脏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动退避，将生存空间让给它。它又因为狡诈机变，时刻可以披上“义气、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变色龙一样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流氓这个物种出现之后，很快就获得了生存优势。流氓手段成为追逐权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后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者之外，几乎都有着或浓或淡的流氓气：汉高祖早年就是一个小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small>（高祖）</small>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谬“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而朱元璋则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贫，又做过游方和尚，在社会上游荡过三年。晚年他曾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
<small>（1959年，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small>三年的流浪生活毁灭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他的生命哲学。在个人奋斗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朱元璋多次表现出他的流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