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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因此，当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从书》之《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一九七三年五月编辑出版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作为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太白的绝句“以讽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入自省。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太不对等了。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让我伤筋动骨，至少也要龇牙咧嘴。
按理，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应该有足够的机敏、智慧和无所谓，去绕开那些坚硬的、不可改变的巨石，顺流而下奔向藏污纳垢万物丛生的大海。可我却一遍遍地径直扑向那些山崖，在黑色的岩石上摔碎自己的话语。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说一种本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的现世幸福。这种低效行为的背后，不仅仅有父母遗传给我的拙直，还有环境提供给我的文化基因。是鲁迅及鲁迅背后的一大堆人让我乐于钻牛角尖，让我在某些时候总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报怨历史使我读了那么多鲁迅，因为我发现鲁迅身上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他的峻烈褊急、完美主义倾向、唯意志论倾向，给青春期的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今难以彻底修正。越到后来，我在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偏执和狭隘。我或许不应该在那么早的时候读了那么多，或者不应该只读那么多。欢迎鲁迅的坚贞“粉丝”对我的这一段话大加挞伐，因为很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问题转化成了鲁迅的问题。然而，鲁迅开启了我对国民性的持续关注，这显然无人可以代替。
很多时候，一个人一生的思考，都是为了解开少年时代埋下的疑问。这些年来，我的兴趣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历史，国民性是我阅读历史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读书笔记。但我必须说明的是：第一，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相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许有很多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甚至相对于我的另一类历史作品，关于国民性的言说显然更粗糙一些。第二，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从专著到论文。但是因为体裁的关系，没有加以注解。我只能在这里大致罗列一下一些主要的参考资料并表示感谢：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也是我不懈地向读者推荐的一本书；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述，比如《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徐良高的《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这本书是我关于中国上古文化的入门著作；王毅关于“明代流氓文化”这个话题的部分论著，如《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周宁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系列内容丰富而又好读的著作。此外还有周金华的论文《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成因》，孙云的《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的文化考察》，蔡礼彬的《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景红艳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士文化人格之变迁》，张艳萍的《试论春秋尚武之风》，刘厚琴的《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葛承雍的《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唐丽娟的《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黄凯愉的《唐宋文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与文人画的兴起》，江冰的《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邹治慧的《元代文人的心路历程》，高树林的《元朝时期的河北人口初探》，王恩全的《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发迹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现实》，牛建强的《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林家有的《论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栗建新的《蒋介石国民性思想述评》，周建超的《建国后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述评》……在写作的过程中，读过的资料不下百种，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对未能提到的作者谨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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