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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循着丝路上新老旅行者的足迹走出了守卫嘉峪关市的关城。古时候，商人在这里过关交税，旅行者在这里查验关文。一旦走到关外，他们便进入了茫茫沙漠，许多人在闯进未知之地前纷纷在城墙上提笔作诗，告别家乡。如今，人们仍然在墙上留下诗作，即便他们并不像以前那样生死未卜，伤心欲绝。
几十年前，朱德将军来到此地，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嘉峪关前产石油，
戈壁滩上建新洲。
六万人民齐跃进，
赢得繁荣争上游！
朱德诗中所指的新洲是嘉峪关以西150公里外的玉门新城。玉门是中国第一座油田的诞生地，早在1938年就开始生产石油。朱德提到的6万人民组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采油大军。其实，这里更早的石油开采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的中国人就发现地下火泉喷出的黑色液体可以点燃，并把它泼向来犯的敌军。
此时，我们开往敦煌的汽车驶过了通往玉门的岔路口，继续向西北方向的安西县行进。安西是唐朝驻守在中亚的重镇，它无疑是丝路上最有意思的城市之一。但是过去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19世纪的穆斯林叛乱摧毁了整个城市，而它的新貌不值一提。汽车停下来载上几个乘客，便告别了河西走廊，转弯向西朝着敦煌前进。我们终于把祁连山雪峰甩在身后，眼前的景色换成了甘肃荒原上的灰红色山丘。
虽然从嘉峪关到敦煌要坐9个小时的长途车，但我和芬恩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感觉不错：我们俩都退了烧。为了庆贺我俩的痊愈，芬恩在长途车上作了一首诗，以此来纪念在嘉峪关的最后一晚。
丝绸之路退烧
祁连山上，盛开一轮明月，茫茫戈壁，铺满珍珠般银光。打开破窗，沙漠轻风拂面清凉，远望一队雪驼，痛饮欢畅。
9个小时的车程很漫长，但是，当我们在敦煌汽车站旁的饭店里发现冰啤时，旅途的劳累立刻烟消云散。我们来到了真正的绿洲。马路对面就是我们即将下榻的宾馆：飞天宾馆。飞天译成英语就是“flying apsara”，“apsara”指飞舞在佛祖旁边散花或吹笛的天神。可是我一说“apsara”这个词就结巴，于是我就用“asparagus”（芦笋）代替。如果有“飞天”读到这本书，我要对他们说声抱歉。
我们坐在飞天宾馆对面的饭店里啜着啤酒泡沫，这才突然意识到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我们看见厨房里有土豆，就请厨师切上几个，油炸一下。厨师有点迷惑，不过还是完美地执行了我们的指令。接下来的几天，我俩点了很多盘炸薯片，以至于这道菜都上了饭店的菜单。这也许是我们在丝路上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做的一个贡献——炸薯片。
解决了饥渴问题后，我们穿过马路，入住宾馆。飞天宾馆是精打细算的旅行者的夜总会，这倒并不是因为它很便宜。这里是敦煌，是每一个丝路上的旅行者都要经过的地方。飞天宾馆的价格还算合理：150人民币，即30美元。但对精打细算的人来说，可以接受的价格是2～6美元，有个床位，大厅里有淋浴间就可以。然而，我们选择住在飞天宾馆并不是因为价格实惠，而是它的地理位置。
它就位于汽车站对面的马路上，寻找住处的游人最先在这里停下。而最终住在飞天宾馆的人们成为旅行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不仅有关丝路消息，还包括进藏的交通路况，而拉萨只是刚刚对外国人重新开放。
另外，宾馆对面的汽车站提供了去往莫高窟唯一的廉价交通工具。这就是我们以及其他所有丝路游人到敦煌之后选择住在这里的缘由。
城东的莫高窟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而这些洞窟的存在使得敦煌成为全中国最值得游览的地方之一。我们头天晚上买好了去往莫高窟的车票。黎明时分，客车便轰隆隆地出城，行驶在两边种满大麻的公路上，带我们来到通往莫高窟的岔路口。我们早就听说这种大麻只适宜于做麻绳，而非麻醉品。所以我们没必要为此跳出窗外，或在黄昏后偷偷溜回来。
我们安静地待在座位上，从敦煌出发45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莫高窟。与中国其他各大旅游景点的漫天要价不同，莫高窟门票只需25元人民币，还算合理。雇一天导游又花去100元，租手电筒还要2元。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进入这个佛教艺术天堂。
“莫高”在汉语中意为“没有比之更高的”。莫高窟并没有多高，但洞窟内的佛教艺术确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登峰造极之作。莫高窟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当时，汉人把匈奴赶出河西走廊，敦煌成为大汉王朝西北部的前哨。敦煌是丝路南北两大支路的交汇处，一条来自西北的中亚各国，另一条来自西南的北印度王国。作为大汉王朝最西部的前哨，敦煌成为丝路上那一地区最大的城市，并且因边关贸易而逐步繁荣。到公元2世纪，敦煌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000。不久之后，大批佛教僧侣陆续来到敦煌，一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因战争而动荡不安，二是出于传教的热情。很快，敦煌的主要市民就成为狂热的佛教徒，而为了宣扬他们的信仰，这些佛教徒出资在这里开凿了几百个佛洞。
第一批洞窟始建于4世纪中叶，与兰州西南的炳灵寺窟和天水东南的麦积山石窟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凿。莫高窟历经大自然的侵蚀、战乱的破坏以及西方收藏家的掠夺，仍然保存比较完好。但中国人至今依然对莫高窟17号窟发生的事件义愤填膺。
那是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来到敦煌北边的城市哈密。他从一位商人那里听说敦煌发现了稀有的经卷文书，但由于急着返回喀什，于是他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自己的去向，最终硬币指引他去了喀什。两年后，奥莱尔·斯坦因一路循着传言，来到敦煌一探究竟。斯坦因已经劫掠了十多个古代佛教遗址，运走了一车车的塑像和壁画，把它们带回印度和英国。但是在敦煌，他发现了最大的战利品——印刷品。这些印刷品中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本，即868年印刷的《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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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
《金刚经》是道士王圆箓发现的几万部文书中的一本。王道士自封为莫高窟的看守人，在修复洞窟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第17窟中一面假墙后的文书。王道士清楚地知道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便报告了当地官府。但还没等官府把文书转移走并妥善保管，斯坦因便来了，并设法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他只用了130英镑便买走了上万本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和写本，其中有许多是9～10世纪期间的珍本。第二年，法国人保罗·伯希和付给王道士90英镑，获取了同等数量的文书精品。中国人至今仍为失去他们最伟大的国宝而痛心不已。藏经洞中15000卷文书（一说5万多卷。——译者注）现大多散落于印度、英法等国的国家博物馆——这是洋鬼子在丝路上犯下的又一恶行。王道士当时急需资金修复洞窟，而斯坦因和伯希和则非常乐意帮忙。
17窟其实只是16窟的一个侧室。两个洞窟都是9世纪期间从沙石崖壁上开凿，用作一位著名敦煌高僧的私人佛殿，也许这就是两个世纪后人们用来收藏经卷的原因。经卷的发现对佛教文献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已知最古老的佛教典籍。但是，需要告诫的一点是，最古老的写本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有用的。拿敦煌的这些写本来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图书馆。大部分经卷内容都是歌功颂德，并且其中有无数的抄写错误，那些抄写人给朝圣客们抄写经文，以此谋生。其中许多经卷也许从未被人读过，只是抄写下来，作为庙里的供奉品，就像上香一样。然而，此后被称作“敦煌写本”的这些文书构成了古代世界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古文书收藏，包括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书信形式。书信中主要介绍了醉客和宽容的主人之间进行的交流这一内容。
醉客在信中表达了因饮酒过量而胡言乱语,清醒后惶恐羞愧恨不能钻到地下的心情，紧接着他提出要尽早找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写本中还包括了主人一封得体的回信。在佛教经卷中居然藏着这样一篇文字，多么奇怪啊！但是，负责抄写敦煌写本的人乐意满足朝拜客的任何要求。哪个香客不想在行装中加入这样一封信呢？我也早就为自己抄录了一份。
这时，我们的导游结束了关于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宝藏被外国人窃取的讲述，我们继续参观莫高窟其余的宝藏——壁画。敦煌壁画分布在约500座现存洞窟中的墙壁上，时代从4世纪到5世纪不等。尽管有些壁画的颜色已经褪去或氧化，它们仍然构成了中国最大的艺术画廊，成为研究丝路文化交流的丰富信息来源。
壁画的主题大多与佛教有关，特别是关于佛的本生，更确切地说，关于佛的多生。佛教教义的核心为因果报应，且因果报应可以延续多生多世。按照佛教的说法，身口意三业（即人的行为、言语和思想）就像一粒种子，迟早会结果，这个果就构成了我们每日的生活以及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佛是经过多生努力多行善事、种下善果的结果。莫高窟的洞壁上就画满了释迦牟牛前生所行的善事，比如舍身饲虎。
然而，佛教的目标并非一味追求善果，而是要从因果中解脱出来，结束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释迦牟尼通过觉悟和涅槃就达到了这一目标。莫高窟大多数洞窟的后部都有一个佛龛，里面供奉着释迦牟尼彻底解脱因果的涅槃卧像。
除了佛陀的本生故事，大多数洞窟中描绘的另一个主题是佛教宣扬的极乐世界中的景象，尤其是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据说那里的人们比起居住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们更容易摆脱生死轮回。要取得往生西方净土的资格，只需净心念诵三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西方净土了吗？
哎呀！当我们净心步入另一座洞窟时，突然注意到一尊塑像的头没有了，而在一尊佛陀塑像的身旁，本应有一座跪像的地方空空如也。墙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导游预料到我们的疑问，解释说，消失的壁画和文物被兰登·华尔纳带走，现在保存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华尔纳于1924年来到敦煌，像斯坦因和伯希和一样，他也为莫高窟的艺术宝藏所震惊，同时，他还预感到它们正面临的厄运。自从斯坦因和伯希和来过后，洞窟又遭到了劫掠，许多佛像的眼睛被凿掉。几百个逃亡的白俄罗斯士兵住过的洞窟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些破坏让华尔纳大为惊骇，他决定继续“抢救”这些艺术瑰宝。他再次贿赂了我们的老朋友王道士，王道士只关心他那些新造的佛像和绘画，只要华尔纳不碰它们就行。其实王道士根本不必担心，华尔纳对他的那些俗气神像和西方乐土一点都不感兴趣。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最终关闭了莫高石窟的大门，阻止了对他们丝路国宝的大规模转移。经过穆斯林洗劫、外国人的窃取以及自然的侵蚀，剩下的宝物已经不多了，但即使在今天，敦煌的艺术宝藏依然远远多于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在历史学家所估算的原有1000多个洞窟中，约有500座已经从沙漠的侵蚀中抢救出来，其中30座保存完好的已经对公众开放。我们花了一整个上午和半个下午时间游览莫高窟，仍意犹未尽，总觉得除了敦煌艺术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一看的东西。
莫高窟位于鸣沙山东端的一面沙石崖上。鸣沙山一直绵延到敦煌市以及更远的地方，长达40公里，宽约20公里，如果你想以传统的方式体验一下穿越沙漠的经历，这的确是个好地方。但是，大多数游客只是去敦煌南边3公里处的沙丘短暂一游，其中一个沙丘高出周围的沙地250米。回到敦煌后，我和芬恩的下一站就去往那个最高的沙丘。
鸣沙山就在城南，坐车一会儿就到。游客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骑骆驼登上沙丘顶端。我们选择了步行。可是真走起来要比想象中困难得多。由于双脚不时陷入沙中，我们最终放弃了爬沙丘，走回来去看月牙泉。
鸣沙的意思是“唱歌的沙子”。我想这个名字应该是来自风吹过沙丘时发出的声音。但是根据当地的传说，声音是很久以前被沙暴掩埋的人们所发出的呼喊形成的回声。吸引游人来城南沙丘的并非只是这些会唱歌的沙子，人们来此还因这里有一个月牙形的小湖，名叫月牙泉。自然，提起这个月牙泉我这里也有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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