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 谁的东晋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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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16]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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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南迁主要有两条路线——迁往长江下游与长江上游。青徐之地的上层阶级,多迁往首都建邺附近,而殖产兴利,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区域。次等氏族为避开江左名宗,则迁往京口、晋陵(今江苏)一带。南阳、新野地区(今河南)的次等氏族及雍秦流民,则迁居襄阳(今湖北),形成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17]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18]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19]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20]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