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 （600～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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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伊斯兰教迅速成为有凝聚力的法定生活方式，所以其相邻民族不得不面临选择：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与此前的宗教在文明生活中没有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时代相比，伊斯兰教把文明世界划分为更紧密的单元。但是，跨文化边界的刺激仍然起着重要的消极作用。在抵制伊斯兰教过程中，南亚次大陆和基督教世界不得不形成比以前更强有力的特色。

600～1000年间几个世纪的第二个总体特点是半文明生活方式传播到此前文明地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界。例如，在“远西”，到1000年，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纳入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随基督教而来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级文化和文明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在东欧和中亚，突厥各部进入文明的边缘地区。组织得最好的突厥国家没有接受相邻文明民族已经创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欢犹太教（如哈札尔人）或摩尼教（如维吾尔人）。他们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独立性。

由于游牧、战争、骆驼商队贸易仍然支配草原上突厥人的部落生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与当时主要从事农业的社会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分离。但是，再往西，蛮族与文明团体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差异。相反，农业技术的大幅提高使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把欧洲平原北部的森林地区开垦为耕地。因此，与草原地区相比，从地理和社会角度看，文明现在能够以更全面的意义传播到欧洲“远西”的森林地区。关键的变化是日耳曼农耕者发明了一种新式重犁，它能够排干沼泽潮湿地，并结实到甚至能够翻耕覆盖北欧大部分地区的黏土。这种重犁首次使低洼的森林地区也能耕种，而此前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熟悉的轻型浅犁根本无能为力。草原地区没有发生可以与之相比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技术变革。因此，文明向北扩展到日耳曼和斯拉夫各民族所引起的变化，比文明向当时生活在他们东部、熟悉一些文明生活的突厥各部落的北移所产生的变化剧烈得多。

在远东，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历经许多世纪发展出来的田园耕作方式缓慢而顽强地继续扩大。众多无名先辈开挖沟渠、修筑堤坝，从无数小溪中汲水或用管子输水到新开辟的农田里。没有什么技术革新，仅仅是大量人力耗费。当中国人逐渐把长江流域的水引上高高的农田时，位于中国文明发源地东北边缘的朝鲜人和日本人，通过把各自国家的耕作技术提高到中国水平，辛勤地进行着大幅度扩张远东农业文明区域地理范围的工作。

像同时代的维吾尔人一样，通过使用自己的语言、信奉与他们正在联系的文明中心盛行的不同宗教，朝鲜人和日本人保持了不同于中国的文化特色。因此，845年中国贬异佛教后，朝鲜人不仅定佛教为国教，而且比以前更强调对它的信仰。另一方面，日本也没有完全脱离中国，不惜冒完全被纳入中国文化圈的风险。因此，600～1000年，日本欢迎佛教、儒家学说和其他任何方面的中国文化。他们满怀热情地引进外国事物，后世也经常这样做，这赋予日本历史急剧变化的特点。因此，奈良时代（645～784年）日本历代天皇迅速并系统地建立以中国大唐宫殿为样板的小规模宫殿。日本宫廷生活早熟的感觉被紫式部女士于公元1000年后不久创作的细致优雅爱情小说《源氏物语》所描绘。但它是一种比较简陋的生活方式，由那些居住在城堡中的贵族资助人维持，但它的确滋养了日本文化的独立性。随着这种军阀以削弱中央政权为代价而取得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增长——公元1000年后变得非常突出的日本生活的特点——日本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得到了保证。

在文明世界的南部边缘，一群同样的新民族和国家达到了在当时可以适当地称为“文明生活”的水平。云南变成了中国文化的卫星，正如安南（现代北越）早已成为的那样。西藏利用位于中国边疆，接近印度的地理优势，综合来自两边的因素，宗教取自印度，世俗文化主要取自中国的中原地区，但是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地方特色。例如，西藏的宗教就融合了当地的苯教与佛教观念，创立了喇嘛教。在喜马拉雅山南边，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变成了印度文化的重要边界，强大的地方性国家在那里兴起，支配了北印度平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统一为一个新的“天下四方”帝国。我们已经注意到阿拉伯突然崛起于中东。跨过红海，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西非的加纳都变成了当地的国家，都自夸拥有文明的许多吸引力。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接受了被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宣布为异端的基督教（基督一性论）。而加纳仍然信奉异教。

文明生活方式地理范围的大幅扩张，以及公元600年后文明世界南北边缘地区发生的各种异质文化融合增强等现象，在更大程度上概括了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区性亚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从公元前2000年文明首次适应雨水灌溉地区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文明成就的内在吸引力当然是它们最终传播的原因。在这两种情况下，以战利品、贡品和贸易形式出现的文明世界的商品出口增长，使蛮族首领、国王、军官和各种权势人物开始让其臣民接受文明的诱惑。公元600年后，旧大陆各文明区域处于比以前出口更多物资的地位，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和技术在传统上被称为欧洲历史的“黑暗时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社会不断增长的范围，我们将逐一考察它们。

<h3>中国</h3>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589年）后不久，一轮短暂的战争把一个新王朝唐朝（618～907年）带上了权力宝座。经过较长时间的皇位空缺，宋朝（960～1279年）继之。实际上，中国政府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王朝类型。在我们关注的四个世纪（600～1000年）里，强大的中央政府只持续到755年，接着是帝国权力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增强、对以中亚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联盟的依赖时期。840年推翻维吾尔政权仅仅是被其他蛮族主人所取代而已，这些新蛮族主人在唐朝后期几十年里直接控制了北方的中央政权。宋朝也未能把这些蛮族统治者从东北地区驱赶出去。

但是755年后中央政权的瓦解并未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南方，数百万农民逐渐把稻田从河流沿岸延伸到丘陵地区，使肥沃而精心耕作的稻田像连绵的地毯一样，生产出大量粮食，足以维持大幅度增加的城市手工业者、地主和官员等人口。贸易常常掌握在外国人特别是维吾尔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儒家思想认为商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因此，虽然对外贸易和中国境内区域性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市各个阶级并未向地主乡绅的传统支配地位发起挑战。相反，中国手工业者和中外商人的天赋和技巧主要被用于满足地主—官僚阶级的需要，这个阶级的成员受过传统的中国学术教育，力图维持适合缙绅的艺术和礼仪。

缙绅的思想在唐朝和宋朝早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绘画变成了中国的主要高雅艺术，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经典的形式，虽然没有真品流传下来。诗歌也随着李白（705～762年）和杜甫（712～770年）的作品而取得了经典形式，他们的诗歌体裁使民间歌曲的韵律更加精细，并因此形成了约束后世的传统。由于李白诗歌的新奇和自叙辛酸事的特点，所以他的诗歌比他的散文更难模仿，那些有鉴赏能力的人都一致认为，李白不仅是先驱，而且是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

佛教在唐朝初期几乎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是845年后遭到了系统的迫害。皇帝没收因虔诚信徒捐赠寺庙而大量积累的土地的欲望促进了这些迫害活动。但根本原因是猜疑，甚至的确是反感，儒生们觉得，教导信徒放弃孔子认为是美好生活中心的所有义务和责任的宗教是怪异的。9世纪遭迫害之后，中国的佛教只在比较低微的各行各业中流传。

但是佛教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儒家从佛教僧侣那里学会了通过类比和象征解释而读出古老经典的新含义。此外，他们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发现的许多新含义涉及形而上学和宇宙学的问题，这是佛教僧侣第一次带给中国的。为求自保，道士选择通过向对手借鉴各种教义、修行组织机构和学校教育制度与佛教斗争。所以即使在官方失败了，佛教仍然留下了大量遗产——后世中国画家使用来自佛教艺术的具象主义和叙事技法，以便描绘世俗和儒家事物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古典学术的精细和哲学抽象的具象主义被称为新儒学。它的全面发展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期之后才到来，但是新儒学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宋朝早期统治者提倡他们认为是真正中国的任何事物，有意地反对被认为是外来的任何事物，这种政策保证了新儒学在官方的胜利。缙绅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与这种文化政策相辅相成。与西亚和欧洲更激烈动荡的发展相比，这些因素的融合赋予中国突出的大一统特点。

为中国稳定做出贡献的另一个因素是选拔天才个人进入帝国官僚系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宋朝这变成了进入政府机构的正常途径。候选人必须在笔试中证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那些取得最好成绩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并且能指望被擢升到政府最高职位。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儒生需要多年的学习，所以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每个人自然具有儒家经典包含的相同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中华帝国的官员变成高度同质的集团，他们的录用方式保证了他们较高的能力。

出身寒微不是走向仕途不可逾越的障碍。聪明的男孩，即使出身非常贫寒的家庭，有时也能进入官员之列。偶然地，整个村庄供养一名考生准备考试，一旦考生中榜，村里就有了一个高官保护者，所有有关开支就似乎都被认为是值得的。实际效果是确保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官职带来财富和地位；但即使是最富有家庭的子弟也必须考取功名，方能确保其社会地位，有效地保护继承下来的财富。在那些不得不服从它的人眼里，科举取士的方法也许有助于官僚权威的合法化，因为发号施令者的权力是由本人赢得的。

<h3>印度</h3>

伊斯兰教没有直接对中国发起军事挑战。虽然双方在中亚发生过冲突，751年（怛罗斯战役）唐军战败，一些遥远的绿洲丧失给穆斯林武士，但是这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此后10年里，更接近本土的灾难使唐帝国的权力瓦解；不久，维吾尔族摩尼教徒变成了穆斯林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印度却要暴露得多。到751年，穆斯林已经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地区，不久还攫取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此后穆罕默德的信徒把印度与以前在文化上依附自己的东南亚隔离开来，至少在理论上，穆罕默德的信徒认为，印度教徒是可恶的偶像崇拜者。

印度种姓制度以及这种社会制度必然带来的政治、军事弱点，意味着印度教徒不能用武力击退穆斯林。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和平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穆斯林视为侮辱性的印度教传统。一方面，一批印度哲学家开始系统地总结《奥义书》的知识传统。这使学者有效地反驳穆斯林对印度教偶像崇拜传统的指责，他们解释说，只要被正确地理解，所有仪式都有助于穷人服膺纯洁的、卓越的神学一神论。由商羯罗（788～850年）创立的哲学体系成为后世印度教的标准。商羯罗证明，即使最粗陋的传统宗教活动也是正当的，他声称它们鼓励卑微的知识分子达到隐藏在每种感觉经验之后的绝对知识。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他甚至准备争辩说，穆斯林的仪式即使对那些不能够比穆罕默德更深刻地洞悉真理的人也有价值。

在神学辩论中，印度教学者就以这种灵活方式扭转局势。在更实际的日常水平上，印度人的情绪是强烈反对外国人的。正如晚唐和宋代中国一样，印度大众文化开始系统地反对一切外来事物，捍卫所有看起来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生活中被隐藏的和原始的东西第一次进入了文字记载。特别是极其多样的、被总称为“密教”的崇拜仪式终于被公开了，并变得越来越精致了。密教专家力图通过使用魔法和咒语，来拥有一般仅为圣徒和禁欲者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所以密教变成了通往圣洁的捷径，使普通人不经历禁欲的痛苦和苦难也可以达到禁欲者的目标。这种终南捷径受到广泛欢迎，且可能削弱各种形式的禁欲主义。

密教一直主要是私人仪式，虽然小集团也可能一起举行魔法活动。在更公开一面，神庙供奉被偶然的盛大节日所补充，这些以印度众神中某个神的名义的节日照常举行，甚至变得更加精细。在笈多时代，宫廷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资助和观众。随着笈多帝国和平的破坏，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宫廷中心出现。因此，神庙充当了首要角色。印度文明经历了向更世俗化、知识化的转变。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它在笈多时代曾经有一个灿烂的发端，但是现在被遗忘了；它在以神庙为中心的高级文化中没有一席之地。除了像迦梨陀娑那样的宫廷诗歌外，还有许多逸名作者创作的圣歌，有时这些圣歌用生动而非常肉麻的语言歌颂神与其崇拜者之间的爱情。在观众和参与者中跳舞和吟唱圣歌能够而且的确引起强烈的感情迸发。成百上千的人发现，通过这种仪式，他们能够体验与隐藏在日常事务背后的神力结合的感觉。因此，印度教在大众感情中根深蒂固，这是反对穆斯林（后来基督教）传教者论点的最好证明。

关于这个时期印度社会经济生活甚至印度被分裂的政治单位情况的记载都非常不完整。当然，总体水平较高的活动继续着，而且在诸如孟加拉和喜马拉雅山的克什米尔山谷等地区，印度社会地理范围的重要扩张发生了。在这些地区，丛林沼泽、丘陵森林都被开发成农耕乡村。因此，印度社会总体人口继续增长，尽管从印度河到伊斯兰教统治地区各省的人口减少了。但是这些持续成功还不足以抵消以下事实：从总体上看，印度面对穆斯林威胁做出的反应似乎是感性的吸收，专注于明确无误的印度本身的事物，反对所有外来刺激，在此过程中，放弃或不再强调笈多时代某些更加积极和成功的发展。

<h3>欧洲</h3>

直到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末期，欧洲人仍然处于守势。但是欧洲的守势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其次才是知识和情感方面的。因此，与印度不同，政治超越其他人类联系基础的重要性被欧洲“黑暗时代”好战的蛮族和基督教徒重新坚持下来，这种人类政治首要地位曾经首次被希腊人强调。

把这个时期欧洲政治史的动荡划分为三次蛮族入侵浪潮是有用的，其间经历过两次短暂的稳定。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考察过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这是匈奴入侵中欧引起的民族迁徙，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其他分支于378～450年进入罗马的领土。克洛维（卒于511年）的后代在高卢巩固了法兰克王国，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期罗马重建对北非、意大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统治，这些事件构成了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后文明（或半文明，如法兰克王国）社会政府动荡中的稳定。

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在查士丁尼死后接踵而至，一支从南俄草原被迫向西迁徙到匈牙利平原、被称为“阿瓦尔人”的新游牧民族，像此前的匈奴人阿提拉一样，开始对他们新大本营南部和西部农耕地区大肆抢掠。717～718年，当穆斯林围攻君士坦丁堡时，阿瓦尔人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君士坦丁的都城城墙仍然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新皇帝、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登基，着手整顿拜占庭军事力量。他把大量土地授予将士，作为他们守卫边疆的报酬。在小亚细亚，这种政策很快便击退了阿拉伯人，并且能够永久地把他们阻止在大约陶鲁斯山脉一线。但是在欧洲，利奥及其后继者没能阻止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渗透，这种渗透逐渐把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部转化为讲斯拉夫语的地区。以同样的方式，568年后，伦巴第的日耳曼人也取代了控制意大利全部内陆的拜占庭势力。

随着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势力的恢复（718年后）和两个蛮族王国的稳固：第一个是多瑙河下游的勃艮第帝国（679年后）和“远西”的加洛林帝国（687年后），一定程度的稳定也降临欧洲。保加尔王国把斯拉夫人整合成突厥人的战争组织。它被证明强大到足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军事对手。在此过程中，文明政府和行政管理的属性渗透到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之中，甚至在保加尔汗皈依基督教（865年）从而为它吸收拜占庭文明打开大门之前。

在法兰克人中，类似的事件也出现了。法兰克王国在克洛维时期（496年）就已经变成了正式的基督教国家。虽然他的后代激烈争夺（墨洛温王朝），但是旧罗马生活的痕迹在高卢仍然不确定地存在着。687年，赫里斯塔尔家族的丕平实际上控制了克洛维王国分裂而成的两部分。丕平出身于法兰克人领土日耳曼成分更纯粹的东部地区奥斯特拉西亚，他是墨洛温王朝慵懒的国王的宫相。丕平把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大量高卢土地授予亲信和支持者，由于其规模大，所以足以当作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752年，丕平家族的权力被正式承认，他的孙子（也叫丕平）取得“法兰克人的国王”称号。在下一代时间里，查理曼把新建立的加洛林王朝势力带到了鼎盛。他征服了日耳曼和罗马欧洲，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之外。他主要依靠武力迫使萨克森人和其他异教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他消灭了阿瓦尔人在匈牙利的大本营，并声称基本控制了中欧的斯拉夫人。为了使他的权力得到承认，8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几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皇帝认可了教皇的行动，因此，以法律形式承认西部重建了一个罗马帝国，与东部罗马帝国（拜占庭）相抗衡。

拜占庭与法兰克之间的合作之门从未关闭。围绕基督圣像崇拜作用的持续宗教争论加剧了政治分裂。从717～718年穆斯林围攻中挽救了君士坦丁堡的伊苏里亚王朝皇帝利奥三世希望废除基督教会的圣像。因此，他禁止圣像崇拜。他也许是在对穆斯林谴责偶像崇拜做出回应。当然，许多基督徒认为，他们在穆斯林和蛮族面前遭受的军事失利，都是由于上帝对偶像崇拜活动表示不悦。但是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许多宗教领袖却反对皇帝禁止偶像崇拜的政策。双方互相谴责对方为异端。与拜占庭皇帝的争论使教皇陷入尴尬境地。从官方角度来说，罗马城仍然处于拜占庭的管辖之下，但是入侵的伦巴第人经常扩大他们对意大利的控制范围，并威胁罗马城本身的安全。在这些情况下，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来到登上王位不久的丕平的法兰克宫廷，邀请他率军到意大利保护罗马教廷。丕平接受了邀请，打败伦巴第人后，他把意大利中部一块狭长领土交给教皇管理。由此建立的教皇国持续到1870年，教廷与加洛林君主之间的联盟关系持续到加洛林王朝终结。

最终，拜占庭帝国皇帝屈服于君士坦丁堡人民的意志，恢复了教会的圣像崇拜（843年）。这正式结束了教皇与君士坦丁堡统治者之间的争论。但实际上基督教世界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由于斯拉夫人渗透到巴尔干内陆，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代之后，拉丁语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突然消失了。希腊语在西方已经被遗忘了很久，拉丁语知识本身只是在少数修道院和主教堂附属学校里不稳定地维系着。大众语言迅速偏离了古代形式，演变成中世纪和现代各种日耳曼语和罗曼语。

因此，正是文化和政治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面临着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蛮族入侵。从南俄逃亡出来的一支新的战争力量再次穿越匈牙利平原，并从这个基地出发，四处劫掠。这轮入侵者被称为“马扎尔人”或“匈牙利人”。896年他们越过喀尔巴阡山山口。不久，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几乎摧毁了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打破了地中海地区的均势。一系列大规模海盗袭击接踵而至，矛头直指地中海北部沿岸各地。与此同时，维京海盗发动了同样甚至更残酷的侵袭，他们的基地在斯堪的纳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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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其邻居之间关系的根本逆转发生在1000年左右。其标志是意大利造船业的兴起，它能够立即在地中海对穆斯林以牙还牙，另一个标志是基辅罗斯（989年）、匈牙利（1000年）和斯堪纳的维亚的三个王国丹麦、瑞典和挪威（831～1000年间）皈依基督教。在每个国家，皈依基督教都标志着雄心勃勃的王权出现，王权期望基督教帮助他们驯服桀骜不驯的贵族，在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臣民中建立文明生活所需的附属物，如识字和有组织的宗教。

<h3>封建主义的开端</h3>

通过自发皈依而驯服北方蛮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功于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的欧洲组织制度，在马扎尔人、维京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打击下，这些组织制度的效率就开始显示出来了。在东部，拜占庭帝国自身逐渐以很久以前波斯人开创的方式开始转型。封建制度沿着国家边境地区发展起来了，主要由地主维持被招募的重装骑兵，随时准备抵御邻近民族对当地任何形式的侵袭。这种转型涉及的真正风险是很大的。拜占庭最伟大的征服者巴塞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虽然最终成功地打败了保加尔帝国，把帝国的边境推进到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但是他险些被封建贵族的叛乱赶下王位。此外，乡村的强大武士—地主阶层削弱了城市在社会中的全面支配地位——这也许是与曾经在地中海打败阿拉伯侵袭的拜占庭海上力量衰落有关的一个事实。

在西部，中央政权的确瓦解了。查理曼帝国不能防御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侵袭。而军事和政治领导权都落入鲁莽的地方领主和士兵手中，士兵把自己装备成重装骑兵或骑士。但是西部的骑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装骑兵有一个重大差别。当这种昂贵的装备首次明确引入“远西”时，即查理·马特时期（714～741年统治），法兰克骑士依靠一种全新的战术。与波斯和拜占庭士兵迎面向敌军射箭的做法不同，法兰克人依靠一支重矛。通过猛然向对手发力，他们能够集中马匹和手执长矛的骑手的全部力量于一点，因此，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能够轻易地突破任何其他阵型的防守。马镫的发明对这种新战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马镫可供站立，冲锋时骑士全身倾斜，那么兵器接触时的震动将把骑手从马背上耻辱地横扫下来。遗憾的是，马镫的起源和传播过程不是很清楚。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世纪初法兰克人把马镫、盔甲、大型马和重剑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作战人员，论单骑决斗，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对手。只要他们的人数保持很少，那么最新式的骑士就无法阻止蛮族的侵袭。但是地方防御的需要实在是迫切而紧急。结果，部分地由国王或其他公共权威（公爵、伯爵）合法地授予，部分地由地方侵夺王权和非正式契约，越来越多的农业土地被指定用于供养骑士。所以，到公元1000年前，西欧大多数村庄已经被置于职业武装人员的控制之下，他们装备着战马、剑、盔甲和残忍的暴力设备。这样的骑士阶层不仅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很快就在基督教世界各条边界采取攻势。

两种其他重要变化增加了新兴欧洲社会中世纪制度的范围和力量。一是重犁的传播，这在前文已经提到（第201页）。以这种犁为基础的农业为维持足够的骑士、使欧洲变得真正强大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是欧洲北部海域贸易的发展。海盗和海上打劫者很快便发现，当抢劫不再易行时，贸易可能是有利的。四处流动的商人、水手、业余海盗常常发现，在一个比较永久的基地定居下来是比较方便的，只要那里的交通路线和安全的港口能够带来适当的场所。中心就以这种方式形成了，后来中世纪欧洲城市生活就兴起于欧洲北部的这些中心。对未来西方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批欧洲城市居民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反对任何外来干预者。这赋予西北欧市民阶层显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市民所习惯的、更自信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文明盛行保护社会优越者和礼貌地迎合地主和官员。

骑士制度、重犁与道德独立的结合，再加上富有进取心的商业人口赋予了“远西”一套有当地特色的、新的、与当时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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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实际上是非常有成果的。通过建立风磨和水磨，新的机械动力来源被开辟了。这些都不是新发明：最早的风磨似乎出现在中亚，用于派遣祈祷者通过转动一个轮子到达佛教菩萨那里；水磨在公元3世纪就被安装在罗马附近的台伯河上，为罗马城的市民磨小麦。但是拉丁基督教徒建造了更多的风磨和水磨，并改进了设计，以便原先不得不利用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现在常常能够通过机械手段来完成。另一种重要改进是马颈圈，它第一次使马匹能够全力拖曳重物而不被勒死。马颈圈和防止马掌在坚硬路面开裂的马蹄铁使欧洲农民能够利用马匹作为生产牲畜，而此前马匹被严格地限于军事目的。由于马匹行走速度几乎相当于牛的两倍——牛是另一种替代的主要牵引牲畜，所以在耕地和其他农活中，马匹使单个农民也能够在同样时间里完成双倍的工作。

<h3>学术的衰落</h3>

但是从另一种程度上，“黑暗时代”的确与传统名称名副其实。在欧洲大陆，人们过分忙于钩心斗角，以致没有很多精力献身于文学或艺术。但是在爱尔兰和不列颠，一股突出的浪潮出现了，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明生活方式。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标志是爱尔兰在圣帕特里克（卒于461年）的引导下皈依基督教。从此，在许多爱尔兰修道院中，异教的口头学术传统受到拉丁语甚至希腊语学术的滋养。传教士渡海来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其他人则光临大陆，在使大陆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给所到之处带来了比高卢或日耳曼本身保存的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文化。令人尊敬的比德（卒于735年）是这种传统学术的最佳追求者之一，他最伟大的著作是《英吉利教会史》。他死后不久，维京人毁灭了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修道院。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爱尔兰和英格兰所有其他学术中心，所以到公元900年左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保存下来了。爱尔兰和凯尔特欧洲其他地区再度陷入更广泛的欧洲世界的边缘和落后地位。

<h3>小结</h3>

如果有人试图比较中国、印度和欧洲对穆斯林和蛮族压力所做出的反应，那么显然欧洲内部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并未被触及根本，一如既往，中间经历过佛教的传入之后，仍然恢复和丰富了儒家传统。印度受到更深刻的影响，但是以缩回本土宗教传统的方式作为应对之策。相反，欧洲打退了穆斯林和蛮族的进攻，并且在此过程中，它最根本的制度发生了转型，它的技术得到了改进，而且是以能够维持未来更大成就的方式改进。但是，几乎无论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伊斯兰教世界、中国和印度都远远超过欧洲文明的水平。“远西”事实上倒退到蛮族文化，只保留了古典学术、文学和艺术的碎片。在这些领域，新的创造性直到公元1000年之后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