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欧洲的自我转型 （1500～1648年）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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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细节非常复杂，但是描述1500～1648年欧洲政治发展的主要线索并不困难。与中世纪盛行的管辖权重叠而引起错综复杂的情况相比，权力倾向于集中在比较少的中心。欧洲地理终于被划分为一系列比较巩固的国家，每个国家由一个中央集权的、通常是君主制的政府控制。在最成功的例子中，巩固的规模是民族范围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瑞典。在中欧，较小的单位攫取了主权：城市国家、封建王公的国家、教会国家。但是即使在这里，每个单独的国家都把权威和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就像较大的民族国家所做的那样。在东欧，类型变得更弱小，因为在有些情况下，那里的贵族和城市特权仍然包含在民族国家君主制之中。例如，波兰和匈牙利都是如此。另外的例子，如俄罗斯和土耳其，政治中央集权超越了单个民族的局限，不同语言和宗教的民族都臣服于单一的帝国统治之下。

在每个成功的国家版图之内，政府权力迅速扩大。以前严格限于地方的事务现在变成了中央政府代表管辖之内的事情了。国王和王公贵族也取得了教会管理和庇护方面的权威，即使在天主教和继续承认教皇对教会领导权的国家。贵族的权利和豁免权、城市和乡村的自治权都遭到了急剧削弱。以个人身份为基础的各种地方权威在以遥远的君主之名的官员面前瓦解了，官员的权力依赖国王或王公贵族的任命。

政治巩固的过程可以多种不同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它运用了阿尔卑斯山以北政府统治的所有技巧，这些技巧首先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产生出来。例如，贵族与市民阶级组成单一国家的形式就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开了先河，这比法国和英国国王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早了大约200年。1500年前，利用职业常备军支持统治者的意志在意大利也是平常之事，但是法国和西班牙在此之后才变得可行。当然，在重大事件上，与意大利所知道的情况相比，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建设以大得多的领土规模进行。随着这种领土扩大，欧洲大国政府的有效权力也大大扩充了，国家之间政治的整体规模也相应地扩大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世纪政治生活中复杂的管辖权重叠现象与其说是被渗透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意大利政治实践所瓦解，倒不如说是被与宗教改革有关的暴力和激情所瓦解。的确，改革教会并使之成为神圣场所的努力很快便对政治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使人类生活符合《圣经》揭示的上帝旨意而做出的持续而严肃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教义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很快爆发了，在一个多世纪里，欧洲被以基督教真理名义进行的战争所折磨，虽然根本不符合它的准则。

在各种暴力活动和血腥屠杀中，世俗政权不断地向前推进权力。在已经成为新教的大国中，政府接收了以前教会人员占有的大多数财产，取得了任命或至少批准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几乎同样的命运也降临于那些仍然效忠教皇的国家的教会头上。例如，土地和其他没有被直接没收的财产并不能阻止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的天主教国家的统治者任命高级神职人员，向自己领地内的教会土地征税。

从第三个角度来看，政治权力稳固地操纵在较少数中心的事实，反映了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由于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地方贵族来说，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变得极其昂贵，对于普通的权威来说，它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复杂。中世纪的骑士，一旦他取得了一匹战马、一幅盔甲、受过军事训练，那么他几乎就是自给自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无论他到哪里，他都能不太费力地找到自己想要的食物，对装备进行小修理。如果受到优势力量的威胁，他可以撤退到城堡的围墙里面；如果城堡被围攻，那么他还能足够安全地等待敌人退却。但是当大炮和使用长矛、步枪的步兵首先把骑士从城堡里赶出来，接着又把他们赶出了战场时（1350～1550年），军事组织就变得非常复杂了。火药和炮弹的供应、重炮的运输、军队的纪律、维持军队所需要的各种开支的金钱，都不在大多数地方权威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任何统治广袤领土的君主都无法有效地在整个欧洲征募军队。

对越来越复杂的陆地武器的依赖也将政府与生产复杂装置的资源捆绑在一起，即依靠手工业店铺和作坊、采矿和冶金企业、资本家、银行家，一般说来，就是依靠社会中的城市人口，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生产武器，在适当的时间里把武器分门别类地运送到指定地点。因此，真正强大的国家是那些领土上出现了足够的城市发展，能够支撑新型军事技术复杂需要的国家。例如，领土广袤的国家波兰由于没有出现这种城市发展，所以不能利用他们的领土面积变成相应强大的国家。

这三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都肯定是有效的。它们在一个半世纪里的相互影响，在许多面临新的不相关选择的个人的不可预测行为中发挥作用，使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带有异常紧张和混乱的特点。

当时，国王和诸侯政府与地方性和普遍性竞争对手之间争夺主权的斗争结果还不明朗。例如，在欧洲东部和北部某些地区，贵族和氏族首领保持甚至扩大了他们的自治权利。这是以加尔文教会和国家改革的名义进行的，如匈牙利和苏格兰，或者以恢复或复兴天主教的名义进行的，如波兰和立陶宛。

在荷兰各省和英国，同样的政治发展因为非常不同的原因而开始进行，因为市民和商业化的农民瓦解了王权，他们在加尔文的教义中找到了蔑视中央政权正当性的合法先例。

荷兰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叛乱开始于1568年，到1609年结束大规模战役的停战协议签订时，叛乱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紧急状况下，叛乱各省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联盟存在到战争之后，尽管城市与乡村经常发生摩擦，但是足以使荷兰变成世界上的一流强国。

在此后一代里，英国内战（1642～1648年）也走向反对君主专制的趋势。正是现代议会的反对，有效的国王官僚制度才获得胜利。就像宗教改革本身一样，议会的事业是极其反动的，因为它既依赖英国人（《大宪章》及相关文件）传统自由权利的重申，又依赖一个圣徒政府之后的无情的清教徒的努力。但是像其他成功的革命一样，掌握权力的清教徒被迫背叛他们的计划。处死国王查理一世（1649年）后，英国的自由权利和圣徒政府就在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的统治下堕落成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他恢复议会政府的最迫切努力遇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多数英国人抛弃了鼓舞克伦威尔军队斗志的清教理想。克伦威尔死后，国王查理二世复辟（1660年），他并不企图建立像查理一世那样的王权。主权仍然掌握在议会手中；英国议会力图平衡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以便中央政府能够合理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

但是，无论英国君主立宪制和荷兰联邦制对后世具有多么重要的先驱意义，但它们是例外，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通过给予顽固的地方主义和地主、市民表达政治愿望的机会，英国和荷兰政府似乎正在为过去的事业进行辩护。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的安全更多依赖海军而不是陆军，只有这个事实才能解释这两个闹独立的国家如何能够发挥大国的作用，而又没有臣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其他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是军事力量的代价或者政治残余的行为。

<h3>国际政治</h3>

1500～1648年间欧洲政治最壮观的一面不是某些中央权威的代议制正在不断削弱地方管辖权。但是，依靠无数地方性小争端和决定，中央行政集权化的重要过程已经开启了。更为急剧的是政治冲突规模的另一端，这种冲突使拉丁基督教世界两大普遍性组织——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陷入反对西欧和中欧正在兴起的领土主权国家的活动之中。显然，至少在理论上，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宗教改革努力理解并实施把人类从不确定性和谬误中拯救出来的真理，可能都被用于支持单一的领土广袤的国家和单一的教会——如果任何单一主权能够利用越来越复杂的战争技术、组织强大力量打败所有的政治对手、镇压异端的话。

这种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但是1519年当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在已有庞大世袭领地上又增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和实力时，普遍性的君主制似乎明显地取得了胜利。因为通过幸运的联姻，查理五世不仅继承了其家族在奥地利及其附近的德意志领地，而且继承了庞大的勃艮第遗产，这是位于法国与德意志之间向低地国家南部延伸的一块不规则的狭长领土。此外，1516年他还继承了西班牙王位。不久，他就因为西班牙王位而使领地增加了庞大的新兴美洲帝国，早在欧洲人对科尔特斯（1521年）和皮萨罗（1535年）先后打开新大陆财富之门而目瞪口呆之前，这个美洲帝国就已经出现了。这仿佛还不够，1526年，当他姐夫匈牙利国王从莫哈赤（Mohacs）战役灾难中侥幸逃脱土耳其人之手后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后嗣时，被查理委托管理奥地利领地的弟弟继承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

然而，查理的敌人与他的臣民一样多，他的臣民从未团结一心从事任何长期的共同事业。因此，结果首先是停滞，然后是帝国权力的衰落，即使德意志境内也是如此。但是从查理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到他的后裔不情愿地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中承认德意志各地诸侯的主权，是漫长而剧烈动荡的历史。

法国国王和土耳其苏丹是哈布斯堡帝国权力的最坚决反对者（尽管1536年他们之间的盟约很少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但该盟约一直是法国“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污点）。此外，查理与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他的士兵于1527年攻占了罗马城。但是从16世纪60年代起，西班牙军队和西班牙的虔诚基督徒入侵意大利，占领了罗马教廷，鼓舞了“反宗教改革”，教皇开始与哈布斯堡家族合作。帝国与教廷的联盟能够使曾经短暂地信奉新教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的几乎所有居民重新皈依天主教。

然而在德意志，宗教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地方诸侯反对帝国巩固权力的力量。经过最初的犹豫不决后，查理五世宣称坚决反对马丁·路德及其信徒；但是他忙于应付主要在意大利和地中海进行的与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所以他从来没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路德派。1555年通过与路德派诸侯签订和约，保证他们捍卫路德派崇拜仪式和教义的权利，他承认了自己无力恢复德意志的宗教统一的现实。次年，查理宣布退位，把西班牙及其帝国、勃艮第领地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但是把奥地利和帝国皇帝的头衔授予了他的弟弟费迪南。

这种世袭领地的分裂最终也未能使各个部分的统治得到巩固。德意志仍然四分五裂，各地诸侯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野心保持着高度防范。费迪南及其后继者长期追求一种谨慎政策，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虽然实力更强大，但是首先为巩固、接着为控制低地国家而进行徒劳的斗争。荷兰叛乱（1568～1609年）的成功和1588年英国取得对“无敌舰队”的胜利，都不能阻止西班牙继续在欧洲统治着勃艮第其他领地、控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在地中海打败土耳其人、在美洲建立领土广阔的帝国，甚至一度兼并葡萄牙及其帝国（1580～1640年）。

菲利普二世死后，西班牙的霸权地位才开始动摇。法国被一系列宗教战争所折磨，这些宗教战争同情新教徒，反对王权，但在亨利四世统治下（1589～1610年），法国再次成为强大的统一国家。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的停滞甚至倒退，削弱了西班牙装备维持帝国地位所需的陆军和海军的能力。因此，哈布斯堡家族和天主教会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转移到该家族自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传下来的奥地利分支。他的同名儿子费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比其祖辈更加精力充沛和残酷无情。他以恢复天主教为名，任命官员，取代地方自治权和豁免权。结果把波希米亚的一场叛乱（1618年）酝酿成为30年激烈的战争，震撼了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分歧助长了冲突，但诸侯与帝国主权之争同样处于白热化状态。当费迪南的军队似乎要取得胜利时，丹麦、瑞典和法国先后出兵干预哈布斯堡家族的帝业。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各地的毁灭性破坏结束了，和约承认德意志各个诸侯的主权，保证了帝国的空壳。此后200多年里，德意志仍然被众多地方统治者瓜分，他们的宫廷和政府都模仿大国，但是无法真正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崛起的大国——法国相抗衡。

<h3>欧洲的殖民活动和贸易</h3>

所以，1500～1648年间欧洲政治、军事和宗教历史的后果几乎像这些事件本身一样混乱。多个主权仍然分裂着欧洲大地，它们的关系复杂而多变。教皇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的权力仍然是真实的；西班牙保住了美洲和欧洲帝国的大多数领土；甚至在巩固和加强对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世袭领地的中央行政控制方面，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的帝国权力都找到了充足机会。因此，1648年出现的法国优势地位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欧洲大陆本身。当人们考虑海军力量和海外帝国时，法国的优势就消失了，因为英国和荷兰已经变成了优于法国的海上强国。它们利用船只蚕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派遣商人到印度洋，派遣殖民者到达美洲。

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继建立（1600、1601年）为这两个国家在印度和远东的殖民活动提供了持久而有效的商业组织。最初是荷兰人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从1594年首次冒险起，在短短50年里，他们就从马六甲和锡兰驱逐了葡萄牙人，在爪哇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因此，变成香料贸易的主人。英国在印度西海岸的早期殖民据点则比较弱小。

但是在美洲，平衡朝相反方向逆转，因为英国的弗吉尼亚（1607年建立）和马萨诸塞（1620年建立）殖民地很快超过了荷兰的纽约（1626年建立）殖民地。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活动几乎同时始于魁北克（1626年）。但是17世纪跨越大西洋最有利可图的欧洲冒险都是冲着加勒比海的较小岛屿，那里的蔗糖种植园由从非洲贩卖来的黑奴劳作，提供了欧洲急需的商品。到17世纪40年代，英国、法国甚至更小程度上的荷兰的企业家已经在这种贸易中占据领先地位，取代了最早在巴西和加勒比海沿岸经营甘蔗种植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欧洲殖民和贸易活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证明欧洲力量对其他不稳定民族和文明的优势不断增长。欧洲政治的所有徒劳和混乱、残酷的武装冲突、构成这个时期欧洲历史主题和素材的为神学确定性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不是完全没有结果的。人们很少能够完成他们所向往的所有事情，但是他们的斗争的确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为政治和经济目的调集财富、人力和发挥创造力的能力。主权的巩固和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联合股份公司和其他大型商业企业的兴起是另一个重要表现。同样，在知识和艺术领域，技术进步（如印刷术和望远镜）提高有时甚至刺激了对真和美的不计后果的追求，赋予欧洲文化比中世纪相对零碎的世界观和有限的知识所能允许的更多的多样性和坚忍性。我们必须考察这些变化。

<h3>文艺复兴</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