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 （1700～1850年）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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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眼里，《卡洛维茨和约》（1699年）完全违背了历史潮流，奥斯曼帝国在卡洛维茨几乎把整个匈牙利割让给获胜的奥地利人。更为难堪的是，这次严重失败也与神学根本原则发生了冲突，因为自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追随者曾经袭击并打败麦加的嘲笑者以来，战场上的胜利被认为是真主眷顾的标志。既然如此，那么安拉怎么能眷顾基督徒和异教徒呢？更何况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信仰都越来越不虔诚呢。

这个谜的全部力量只有到18世纪末才开始对抗穆斯林世界。1768～1774年，俄国彻底打败奥斯曼军队，通过欧洲外交干预而不是任何土耳其政权的世袭力量，君士坦丁堡避免了被俄国攻陷，苏丹的权力没有被俄国摧毁。即便如此，结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对未来也是不利的。由于沙皇被授予了土耳其统治下东正教徒“保护者”的含糊封号，俄国开始干涉奥斯曼事务。俄国还取得了黑海沿岸的重要领土，以及在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从此，苏丹宫殿和君士坦丁堡就处于俄国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了。

被穆斯林眼中的基督教世界政治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打败，无法与被一个祖先臣服金帐汗国大汗、他的东正教把他们视同为苏丹的巴尔干基督教臣民的统治者打败相提并论。此外，到1774年，穆斯林对印度的优势也明显处于危机之中，萨法维帝国已经解体了，伊朗和中亚变成了战场，敌对的军事首领们瓜分了平民社会。

对于那些承认神眷顾与军事胜利是紧密相连的穆斯林来说，1699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事件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当安拉无法解释的逆反的世界历史类型最终被逆转的时候，全体背教似乎是盲目信仰（只能等待潮流转折点的信仰）的唯一替代方法。与此同时，被一种宿命论支撑的报复情绪是西方上升时期穆斯林反对欧洲人的特点。

但是，有些人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安拉的干预。他们有两种明显的补救措施可供选择。（1）通过从“法兰克人”那里适当地借鉴军事成功的技术基础而超越竞争对手或者（2）通过剔除蔓延到穆斯林生活中的伊斯兰教腐败现象而重新获得安拉的恩典。每种政策的拥护者的声音都在18世纪早期被倾听到；但正是伊斯兰教的不幸——例如，与日本不同——以上两种医治方法似乎总是互相对立。因此，改革家的努力总是变得徒劳，穆斯林社会的大众陷入比以前更混乱和更失望之中。

<h3>瓦哈比运动</h3>

宗教纯洁的最重要拥护者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尔·瓦哈比（1691～1787年），他生活于阿拉伯沙漠中，依靠沙乌德家族王子们保护他的信徒和宣扬他的教义。阿卜杜尔·瓦哈比的目的非常明确：恢复先知的最质朴纯洁的信仰。这意味着实行艰苦而不妥协的反对苏菲派圣徒带给伊斯兰教的圣人崇拜和其他腐败行为。它还意味着严格遵守《古兰经》所规定的个人行为准则，例如饮酒和其他宗教禁忌行为都遭到瓦哈比派的严厉惩罚，无论何时出现法律疑点问题，瓦哈比派都采用最严厉的条文。

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团体从最初非常小的规模发展起来，非常类似于伊斯兰教诞生时期的发展方式。到阿卜杜尔·瓦哈比去世时，他的信徒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但是不久，瓦哈比运动遭到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以欧洲模式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与阿拉伯沙漠的旧式武士发生冲突，并彻底打败他们（1818年）。但是战场上的失败并未破坏瓦哈比运动。相反，当瓦哈比教派不再与沙乌德家族的军事—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它通过吸收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虔诚而严肃的穆斯林而增强了吸引力。

在西方怀疑主义和瓦哈比狂热运动的影响下，一方面，穆斯林世界大多数地区长期盛行的早期伊斯兰教律法尊重主义与后来神秘的苏菲派虔诚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维持。自“立法者”苏莱曼以来，逊尼派学术的特点就是知识僵化，隐藏在熟悉句子背后的含义依靠死记硬背而安全地代代相传。通过死抠《古兰经》字眼儿并力图把更新的内容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瓦哈比派的宗教狂热打破了这种愚昧无知的保守主义。但是穆斯林学术和文明的后代比阿卜杜拉·瓦哈比及其信徒所属的贝都因部落民众更加了解世界及其方式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城市里老于世故的人通常难以相信，仅仅完全符合瓦哈比要求的忠实的信徒就能再次走向正确的道路。从此，瓦哈比运动既不能为伊斯兰教内部充满活力和成功的知识生活复兴奠定基础，也使得从根本上脱离古代行为准则比以前更加困难。

<h3>改革的失败</h3>

直到1850年，那些希望通过借鉴欧洲技术加强穆斯林国家力量的改革家只取得了小部分成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很少有官员严肃地对待这种观点。此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任何战争胜利都会进一步削弱损害古代实践的必要性。例如，1699年后，一群奥斯曼帝国官员开始利用1683～1699年漫长战争中奥地利用于有效地抵抗奥斯曼军队的大炮重新装备土耳其炮兵。后来，经过与奥地利另一场灾难性战争（1716～1718年），军事改革也波及少数陆军。当奥地利和俄国于1736～1739年攻击土耳其时，这些新式军队果然出乎意料地打败了奥地利。不久奥地利就退出了战争，接着俄国也退出。但是军事改革的这种显著效果并未说服奥斯曼帝国政府继续进行下去。相反，军事胜利被解释为没必要进一步进行军事改革的理由，而且事实上，接踵而至的漫长和平时期使新式军队逐渐失去了功效。当1768～1774年俄国凯瑟琳二世攻击奥斯曼帝国时，土耳其人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被刚刚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接受过考验的俄国军队打败了。

1774年溃败再次激发了奥斯曼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但是直到1826年，决定性的突破才出现。其原因是俄国军队造成的严重灾难似乎表明，整个奥斯曼帝国制度需要彻底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觉得国家全盘伊斯兰教化是危险的。因此，即使最温和的军事力量改革步伐也会引起强烈抵制。直到军事灾难再次发生，包括苏丹的塞尔维亚和希腊臣民掀起了成功的叛乱，改革才再次成功地进行。即使到这个时候，改革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苏丹不得不命令炮兵部队摧毁叛乱的禁卫军及其君士坦丁堡暴民支持者。这种血腥的暴力措施的确毁灭了保守主义的军事力量，但是也根本无法用新式的、可以保卫帝国的军队取而代之。因此，在欧洲列强面前、在诸如强大的埃及专制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卒于1849年）的公开叛乱面前，奥斯曼帝国正在为自己增添新耻辱。

因此，到1850年，大多数土耳其军官和政府官吏断定，模仿欧洲统一制服和大炮就像固定的斋戒一样无效。没有任何解决方法似乎可以毛遂自荐，奥斯曼帝国的决策者转而依靠一些不灵活的外交阴谋，力图分化欧洲列强，以使它们陷入争相救援“欧洲病夫”的境地。

<h3>英国对印度的控制</h3>

莫卧儿帝国名义上存在到1857年，但仅仅是名义上，欧洲列强的均势没有达到需要救援它的程度。相反，1764年后，为了在印度的贸易和势力而展开的斗争决定性地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从此，动荡的印度政治舞台使得——的确诱惑——蚕食能够继续进行，以致1818年后，只有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和西北边缘的部落仍然真正地独立于英国统治之外。

甚至在1707年奥朗则布去世之前，莫卧儿势力的衰落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他对印度南部的征服使莫卧儿帝国版图达到极盛，但是在他去世之前，许多严重叛乱开始削弱帝国的实力。特别是印度中部地区的印度教山民，即所谓“马拉特人”，发动游击战争，行动迟缓的莫卧儿帝国军队无法镇压。后来，锡克教徒也发动叛乱，在西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许多地方的总督也乘机独立于中央政府，甚至首都德里附近地区有时也不再服从帝国的命令。

在这些情况下，欧洲贸易公司的代表们发现必须自我保护。他们招募印度土兵（“塞婆夷”意即“印度土兵”），由欧洲军官指挥，而且以欧洲方式装备和训练这些土兵。不久，这些军队事实上比印度所知的任何一种武装力量都显得更精良。渴望寻找瓜分领土理由的地方统治者和冒险家对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非常感兴趣，于是开始雇佣欧洲人指挥“印度土兵”。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因为当地的一名欧洲军事指挥官能够在雇主的宫廷里发挥有利于其同胞的事业。在由此引起的混乱之中，正在力图建立强大印度公司的法国人和从1600年起就在印度洋开展贸易活动的英国人变成了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英国海军的优势力量意味着在两国战争中，英国在印度的力量能够通过海上往返调遣，并得到国内的后勤供应，而法国要冒被切断后勤供应的风险，因而丧失了战略机动性，除了他们能够在陆上越野行军之外。因此，当1756年法国和大不列颠进行殊死战争时，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就不足为奇了，战争结束（1763年）后，英国实际上把法国排除在进一步参与印度政治和经济事务之外。

当法国和英国公司的斗争仍在进行时，一支阿富汗军队掠夺了印度西北部，在德里附近的帕尼帕特战役（1761年）中彻底打败了马拉特人的军队。从此，印度各地土邦王公发现自己陷入两个同样富有侵略性的外来势力之间：来自海上的英国和来自北部的阿富汗。当需要做出选择时，他们大多数喜欢英国人。因此，没有太多的战争，到1818年，几乎所有印度土邦都与英国签订了联盟条约。英国通常通过一个驻扎在宫廷的代表来实施控制，他像看门狗一样，确保条约被忠实地执行。印度部分地区直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但是只有当土著统治者顽固地抵制联盟的邀请或者过于庸碌无能时，东印度公司才会真正剥夺他的王位。

在伦敦遥控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领土扩张。他们不喜欢军事冒险，因为它耗费金钱，而且打断贸易。他们的全部目的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赚取最大的利润。这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中，都必须克制任何使印度人皈依基督教或以任何手段改变他们传统生活方式和政府的企图。的确，公司许多职员都认识到，一小撮英国人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政策统治印度或维持他们在次大陆的有利地位。

只要印度继续存在真正独立的土邦，那么这个观点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是，当1818年最后的马拉特战争以英国轻松取胜而结束时，英国就没有军事竞争对手了。来自国内的传教压力、大量印度教徒合法的人道主义改革要求等都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穆斯林则希望不被干扰，但他们之间的争端和政治—军事弱点却招致第一批西方人入侵印度。

<h3>伊朗和突厥斯坦</h3>

如果与欧洲不断上升的势力相比，在伊朗和突厥斯坦，穆斯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耻辱性的衰落。诚然，废黜了萨菲王朝末帝、胜利地劫掠了印度的纳迪尔·沙阿（1736～1747年在位）的军事征服，以及阿富汗的部落酋长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1747～1773年）同样辉煌的军事生涯，都极其符合他们祖先的武士传统。但这些伟大征服者当时遭遇的是以欧洲方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事实上，无论他们何时远离故乡去冒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进口的大炮、火药和炮弹。在这些情况下，明智地分配由接近丰富的火药和炮弹供应地的农耕民族交纳的贡金，就能够培植一个竞争对手，或者在成功的巅峰时刻将其打垮。因此，从19世纪初起，伊朗和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少依靠地方因素，而更多地依靠英国、俄国的补助金和惩罚性的劫掠，这样就把英国军队于1839年引进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到1850年，没有穆斯林乐意看到曾经骄傲的伊斯兰教王国衰落成一个悲哀的国家。没有文化复兴或仅仅文化觉醒来缓解政治黑暗景象；在经济领域，大约从1830年起，欧洲机器制造商品已经开始把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手工业地区挤垮到贫穷状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真主安拉究竟在哪里呢？

<h3>印度教改革</h3>

处于穆斯林世界的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发现，自己更容易适应新秩序。印度教徒不能兴高采烈地旁观另一个入侵者毁灭异族的莫卧儿帝国（那是波斯和突厥的）在印度的统治。同样的主人更迭在过去已经发生得太频繁，以至于这次变化并不显得很奇特或特别重要。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在印度的存在没有引起印度教地区非常明显的反抗。印度教徒仅仅把欧洲人当作另一个种姓而已。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英国官方政策力图减弱对现存社会制度和关系的震动。因此，例如，直到1839年，行政管理的语言才发生变化，以至任何想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学习他的穆斯林旧主人的波斯语，而不是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