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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4 陆钟琦，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宣统改元(1909年)，晋布政史，三年(1911年)擢山西巡抚。到官未逾月，而武昌难作。钟琦语次子敬熙曰：“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又曰：“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强，任汝曹自为之。但吾孙毋使同尽，以斩宗祀。”敬熙知父意决，入告母，母曰：“汝父殉国，吾惟从之而己。”……迟明变作，新军突入抚署。钟琦出堂皇，仆李庆云从，麾之弗去，且挺身出，先被戕。钟琦叱曰：“尔辈将反邪？”语未竟，遽中枪而殒。光熙奔救，亦被击死。叛军入内室，其妻唐氏抱雏孙起，并遇害。诏褒其忠孝节义萃于一门，予谥文烈。妻唐旌表。(《清史稿》卷469，12789—12790页)
注45 按该卷末之论曰：“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钟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12790页)傅耕野语当自此来。
注46 赵尔丰(1845—1911)，汉军正蓝旗人。是近代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兄弟四人中行三，二哥是《清史稿》的编纂者赵尔巽。1908年2月清廷命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但仍兼任边务大臣。1911年4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清廷命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8月2日到任。当时四川正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赵尔丰奉朝廷之命予以镇压，造成“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各地革命军闻起义，被看作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但是局势并不稳定，12月军队哗变，军政部长尹昌衡平定叛乱，被推为都督。赵尔丰以总督的名义张贴布告以安定军心，却被怀疑兵变是由他所指使。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害。以往赵尔丰一直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但近年来开始有不同意见，其争议首先是对他在任驻藏大臣期间功过的评价，其次是对他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评价。
注47 《清史稿》卷469将松寿、陆钟琦、赵尔丰和端方等都列入一卷，都属辛亥革命时“殉难”者，但在该卷最后，又将所谓“关内本”和“关外一次本”中有关赵尔丰的部分作为附录，内容也确实较详，这大概就是傅先生表示不满的原因。按傅先生是学历史出身，显然熟读过《清史稿》和其他相关史料，所述松寿事，与史书所记大致不差。
注48 傅先生的父亲曾写《随扈西巡记》，讲随慈禧到西安的经历，其前言中有一句称：“迨至秋七月联军入京，孝钦皇太后及德宗后妃等仓皇出走，不侫闻信单骑赶至京西之贯市村，于是随扈西行抵长安”。(见傅耕野《随心集》，60页)这里提到的西贯市，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曾被一再提起，尤见《城郊编》最后一篇“京北回族第一村”。
注49 酒缸，即旧日北京人常说的“大酒缸”，实际上就是小酒馆，当时京城这些酒馆都在地里埋上几口贮酒的大缸，露在地面的部分约与桌齐，缸上盖有一圆形或方形的木盖，用来代替桌子，周围摆上几个方凳以招徕顾客。当年大酒缸遍布京城闹市，是男人常去的饮酒消遣之所。
注50 小翠花，即于连泉(1900—1967)，京剧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之外的旦行名宿。
注51 在京剧《艳阳楼》中，主角为高登，花逢春是配角，两个角色都是武生。
注52 汪逢春是当时北京的四大名医之一，擅长医治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亦多有阐发。著作主要有《中医病理学》《泊庐医案》等。《老北京旅行指南》记其寓西河沿中间路南(363页)。
注53 傅耕野先生的父亲名傅谦豫，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1945年卒。清朝时曾任户部郎中兼充神机营差务。1904年(光绪三十年)奉命驻法国公使参赞，兼西班牙代办公使。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使厦门，接待美国舰队访华。1911年中华民国后，历任外交、内务等部佥事科长。晚年在京诗文自娱。参见傅耕野《随心集》“自白”，1~2页。
注54 指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事。
注55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美国海军少将额坚利和石乐达率一支由“路易斯安娜”号旗舰和少艘万吨级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载官兵一万多人横跨太平洋经日本、菲律宾到中国厦门访问。这是晚清中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美海军的“第一次和平接触”。美国海军舰队官兵在厦门居住了6天，根据1908年12月4日《申报》的报道，清政府从最初的40万银圆接待费上升到100万银圆，最后达到了136万银圆，其中很多账目不明，令人可笑的是，单单是啤酒一项，清政府就花费了14万银圆。傅耕野先生这里也明确指出，他父亲被派去这样的肥差，明显是让他父亲从中大捞一把的，参见《东南早报》2011年6月20日。今厦门南普陀寺后山仍有记录此次美国舰队访华的石刻题记。
注56 瓦岔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北部，东起东直门南小街，西至新太仓胡同。清朝时属正白旗，乾隆时大菊胡同供应官府、庙堂所用之瓦，便叫作瓦礤胡同。清宣统时又改为瓦岔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比照附近的小菊胡同，改名大菊胡同。“文化大革命”时一度改称红日路十七条。
注57那桐(1856—1925)，字琴轩，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有对他的孙辈张寿崇、张寿蓉的访谈，186—196页。
注58傅耕野先生的两个族兄，即傅芸子和傅惜华兄弟。傅芸子(1902—1948)，满族，北京人，原名宝坤，字韫之，别号餐英、竹醉生，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之兄。自幼酷爱国学，博识旧京名物掌故，早年在“燕京华文学校”图书馆任职，又为《京报》记者，曾主编《北京画报》和《国剧画报》，并与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等发起成立“北平国剧学会”，作品散见于天津《国闻周报》《益世报》和在北京出版的日文汉学杂志《文字同盟》等。1932年傅芸子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主讲中国语言文学，在此期间，考察日本皇家宝库正仓院，遍访公私各家藏书，撰就代表作《正仓院考古记》和《白川集》，并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20世纪40年代初回国执教北京大学文学院，同时任职北京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协助溥心畬主编北平《新生报》副刊《故都文物》，又与其弟傅惜华合作主编《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主要著作还有《旧京闲话》《春明鳞爪录》《餐英庐随笔》《清代名人故宅考》等。其弟傅惜华(1907—1970)，字宝泉，因其书斋名碧蕖馆，别号碧蕖馆主。满族。北京人。由于其兄傅芸子的影响，他走上了文学的研治道路，且专注于俗文学。这也许与当时特别彰显小说、戏曲的社会功用有关。1926年所作的《跳加官考》和《戏曲汇考》，成为了他从事俗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最大贡献是收藏保存了大量的俗文学文献。而且不仅收藏，还注意整理编目，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和所见资料，编写了大量的文献著作，他编写的《北京传统曲艺总录》尽收元明清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地区流行的各种传统曲艺作品，并注明版本、藏处等，今无有超其上者。他编写的《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与杜颖陶合编)是学习、研究戏曲的专家学者必用的文献著作。整理的《白蛇传集》《水浒戏曲集》是今天剧本研究必据的本子。这些丰富的俗文学文献整理成果，奠定了其学术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曾和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清逸居士等名家组建“北平国剧学会”、创办“国剧传习所”。
注59 荣庆(1859—1917)，其实是蒙古正黄旗人。与袁世凯、庆亲王奕劻和荣禄等关系都非同一般。曾管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后担任过国史馆总裁。
注60 锦什坊街位于西城，即今阜成门内大街一带。清朝时正红旗满洲都统署在此。按：赵元芳在民国年间曾任东南银行襄理，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而不是如傅先生说为国务院参事。因积毕生巨资集藏明代、清初铜活字版古籍而成为著名藏书家。
注61 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祖先策凌因为帮助朝廷平定厄鲁特叛乱有功，被封为札萨克亲王(即喀尔喀亲王、超勇王)，“世袭罔替”。那彦图父亲叫达尔玛，是怡亲王载垣的女婿。那彦图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袭第七代喀尔喀亲王，又称“那王”，其岳父为庆亲王奕劻。由此可知那彦图家族与清朝皇室之间通过缔结婚姻网络所缔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傅耕野说他的大母亲是那彦图的姑姑，那应该就是达尔玛的姐妹了，说她姓博尔济吉特氏，也是对的。北京的那王府位于北城的宝钞胡同内国祥胡同甲2号。那彦图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简述如下：为了辖制外蒙的势力，慈禧重用那彦图，使他与岳父庆亲王奕劻权倾一时，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上驷院大臣等。1898年6月补授阅兵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代表内外蒙古全体蒙古王公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一封信函，其主旨是“保存君主”，反对共和，阻挠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后，历任国会议员及1917年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拥袁的共和党、进步党理事。国民党当政后，曾应邀参加1932年洛阳国难会议，被列为百灵庙蒙政会委员。
注62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曾任直隶霸昌道、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摄湖广总督、摄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1911年任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时，正逢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由湖北率新军前去镇压，在资州(今资中)被响应武昌起义的部下所杀。端方在任期间大力兴学，资送出洋学生甚多。著有《端忠敏公奏稿》《匋斋去金录》等。光绪初曾与那桐等一道被说成是在部中最有权的红人，参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最要紧的是门第”篇访谈者按中有关那桐的部分，186~196页。
注63 北京女一中，即北京161中学的前身，创建于1913 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该校地址不在北海前门，而是在北长街南口路西。
注64 据《清史稿》卷469《端方传》：“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12786页)
注65 据《清史稿》卷469，端方是托忒克氏，而非陶佳氏，但以“托”音转为姓陶也说得过去。
注66 这里的胜利指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傅耕野先生这篇口述只要提到“胜利”都是指此，不另述。
注67 这里说的“财神对儿”，其实就是华北民间所谓的“四大门”，即对四种灵异动物即狐狸(“胡门”)、黄鼠狼(“黄门”)、刺猬(“白门”)和蛇(“常门”)的总称，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着关于它们的民俗信仰。对“四大门”的专门研究，可参见李慰祖著、周星补编的《四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注68 朝阳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
注69 李健生(1908—1990)，女，著名社会活动家。章伯钧夫人。1949年后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注70 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71 天堂河农场成立于1960年，位于北京大兴县(今大兴区)天宫院以北，有五个分场。刚成立时的目的是接纳北京市区及县城城镇一些闲散无业人员，归属北京民政部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属公安局十三处管理，总场设管教科，各分场设管教人员。
注72 上万村位于今北京房山区青龙镇。
注73 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黄，浙江萧山人，从小在北京长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中国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杂志叫《收藏家》，该刊自创刊号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连载《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欧斋藏帖目录》和《六唐人斋藏书录》。
注74 金启孮(1918—2004)，爱新觉罗氏，名启孮，字麓漴，为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五世祖母为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父金光平(恒煦)为女真文和满文的著名学者。金启孮为著名女真文、满学、清史和蒙古史专家。曾任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满族研究》杂志主编。
注75 满族文化协进会是1945至1948年间由满族知名人士发起组织的一个群众团体。据金启孮先生追忆，抗战胜利以后，溥儒为受南京政府邀请出席“国大”的满族代表，回到北平之后即联络满族同胞成立一个群众团体，由于参加者多是文化界人士，溥儒本人也是以画家知名，所以定会名为“满族文化协进会”。由溥儒任理事长，下设理事和监事若干人。除提出要求平等待遇满族之外，还想阐扬满族文化，但均未果。由于傅耕野先生的族兄傅芸子也是该会的主要发起人，所以傅耕野先生与金启孮先生在这个协会的活动中相识。当时满族代表在“国大”提出的满族对祖国的两大贡献也很有意思，这两大贡献，一是修《四库全书》，二是辛亥“让国”。参见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十三“群众团体和请愿运动”，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129—131页。
注76 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427—429页。
注77 内务府是清代负责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由七司三院组成，三院即上驷院、奉宸苑和武备院。
注78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71《内务府·官制》“上驷院”。
注79 夏锡五一生授徒六人，皆有成就，其传人有吴定寰、郭宪和、周玉宗、冯诩、王振邦、章太仪等。
注80 绥远位于今天的呼和浩特新城区，清代在此设立八旗驻防，由绥远城将军统驭。又，成都也是清代设八旗驻防将军之处。
注81 金鱼胡同北是西堂子胡同，又北为甘雨胡同，又北为椿树胡同，再北就是灯市口了。
注82 烧锅：指酿酒的作坊。
注83 马占山(1885—1950)，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885年11月 30日生于吉林怀德县，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被世人称作“抗日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抵抗日本侵略军，江桥抗战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注84 灯市口大街在昔时为内城繁盛处所。《天咫偶闻》：灯市在明代为极盛之地。《燕都游览志》：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门街西，亘二里许，南北两廛，凡珠宝玉器，以达日用微物，无不悉具。衢中列肆，(其石)置数行，相望俱高楼，楼设氍毹帘幕，为宴饮地。一楼日货赁值有数百缗者。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市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罢。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8页。
注85 大酒缸：老北京把一种档次较低的酒馆叫大酒缸，参见前注。
注86 孙家坑在东城隆福寺东廊下(今人民市场东巷)东。据当地老居民传说这个坑是当年修建隆福寺时取土的洼坑。其附近有孙某居住，遂名孙家坑。其坑早已填平，改为民居，但胡同名仍存，直到20世纪60年代，始改连丰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