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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老祁家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我父亲最小。我就不知道我大爷那会儿干吗,哥儿仨之中长子掌权,由我大爷过日子。他没儿没女,也没营生,一辈子身不能肩担手不能提篮,我奶奶死后留下点钱,他老说坐吃山空,就靠卖家产,卖一点吃一点,吃了十几年。我妈常说:“那会儿你奶奶留下的一点钱都让你大爷给放了秃尾巴鹰了。”秃尾巴鹰就是放了债一去不复返,让人给坑了。我大爷得的是喘病,才40来岁就死了,死时满口的牙都没掉,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
我二大爷比他强点,是个小排长什么的,那会儿照的相身上还带着刀么,后来是做小买卖。他有3个姑娘。我到今儿记着呢。他俩好像都比我父亲强,挺精的。
我们那时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黄带子注11,那时候打官司,都不跪着。我奶奶60岁就死了,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旗人就老把着自己的孩子,没出过门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能出。我父亲那会儿当步营,头一次是开往廊坊。按说是挺近的,一听儿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东家去,西家去,告诉人家说我这小儿子要走了,上哪儿哪儿。晚上回来她就紧痰,就死了,刚刚六十,你说!就为这事儿!我父亲也就刚到那儿,那工夫人家就告诉他,说你母亲死了,他就折回来了。
我妈嫁过来时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块儿,就属我妈小。她怀着我哥哥要生还没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后来又搬到西城的鱼雁胡同注12(参见本篇附图),我就是在西城生的。我母亲不同意搬西城,她说穷西北城,干点什么都不发展,东城那边守着东安市场,抓挠点生意都好抓挠。到西城什么也别打算做了,穷。可是就她小,她也做不了主。我大妈乐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买的这西城的房是我大爷的钱,一个院儿,那时还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爷当家。5间北房,最小的和最大的住3间,两边耳房是我二大爷住。那时候比较生活好一点的家家都有葡萄架,还有十几盆石榴,一边八盆两溜,我记得我家比我婆家强,摆设都挺好的,还有冰箱、条案、八仙桌,每天还要窖冰。一边一个立柜,还有柜塞子,搁着钟啊,都是花梨、紫檀的。后来分家才把这些卖了。我大妈的屋比我们屋更好点,都是榆木擦漆的注13,红的,亮着呢。我妈这屋就黑了吧唧的,搁着大躺箱,可能装东西了。自从鱼雁胡同的房卖了,就把家具也都卖了。没地儿搁了。
住西城那房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单吃了,有老太太活着能够团着,老儿子得益。没有奶奶,没人过日子了,哥儿兄弟就不成了,没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过了。哥儿仨谁也不管谁,我妈也吃了不少委屈。我们就搬到对门那院去了,还是鱼雁胡同,我大爷跟我们隔着一堵墙,挨着。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几年,后来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几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儿结的婚。
我父亲结婚时三十了。那会儿男的结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农村的早。到城里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亲因为是步营,挣的钱也少。我妈说就是他那会儿“勺道”注14,就是不严肃的意思,岁数大了还像小孩似的,爱跟孩子一起玩,没个大人气,没正形儿,又搭上没能耐,就没人愿意把姑娘给他。
我父亲就是步营,他上哪儿吃俸银、俸米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听说把外国人也打得够呛,咱们北京旗人都练武,哪个都讲武术。大爷、二大爷都会,别看干活懒,这都不懒。我父亲考步营,也是凭拉弓考的。我大爷他们都养活鸟儿,没事儿就拿着鸟笼子,去茶馆喝茶去。见天儿得花十几个子儿,挺爱议论各种事儿的,买鸟儿也不少钱呢。我妈说是有人出主意什么也不让这伙人干,就养着这伙人,实际是害了这伙人。我大爷、二大爷都念了十几年的书,到我父亲他又傻,小时候又出(天)花,有细白麻子,就不供他上学了。
后来步营就没啦,散了,那时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亲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注15,把脚崴了,我妈说从那儿他忌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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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玉河(今正义路)旧影</i>
步营散了,我父亲就做小买卖为生。做买卖也不容易,过去都讲究俸银、俸米关着,皇上养着,到没地儿拿钱去的时候,喊也喊不出来,比如卖糖葫芦,叫不出这糖葫芦的名儿来,顶好的也就在墙旮旯没人的地方喊一声,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碜,也不容易,哪儿像现在的年轻人,多能喊啊,捯饬注16得多漂亮,都能喊出来。
那会儿找工作特困难,穷人太多,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们管他们叫“豆皮子”注17。他们来到咱们这儿,就特鬼,特机灵,咱们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了。从他们来了,买东西都拿着秤,差一点都不要,咱们北方人、旗人穷大方,没有跟人家争过,给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亲先做买卖,后来我姨给他找了个工作,在政委会当茶役,提个茶倒个水的,我父亲就说:“别瞧我做买卖,但是我是掌柜的,我给人拿东西,这侍候人的事我还真不行。”那会儿当茶役的都得给职员打手巾把儿,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拧成团递给人家,有那好的职员就说:“老祁,看你这样儿,你也没外头工作过,我教你怎么递,你得把手巾抖搂开了,这么递。”我父亲几次回家都说:“我不干了,干这侍候人的事我觉得特难受,我还是做我那买卖吧。”我妈就说:“如今孩子们都大了,再做小买卖人家都瞧不起你,儿子还怎么娶媳妇儿呀,你就做着去吧。”做了几年,日本在北京8年,胜利又是4年,我哥哥就说别干了,在家吧。我们房后头打出去一间,开一个小铺,我父亲说待着也是待着,正好挨着扶轮学校注18,卖点小孩吃的东西,卖点烟卷,就不出去了,就那样维持生活。我哥哥那会儿也工作了,孩子们也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