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辞旧迎新中华年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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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名正理顺的中华年（简称华年，通称春节）</h3>
年是什么？地球上时序更新的周期三百六十多天，其大数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观察推算出来，其记载可以追溯到中国最早的官方文献《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也就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周期。把这种周期的生命感受形诸文化表达，在我们的祖先大约总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其名称最初却在演进之中。《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可见：在尧舜时叫“载”，夏朝叫“岁”，周朝就正式将这自然周期称为“年”了。“年”，甲骨文是“人”头上一支“禾”。《说文》“禾”部记“年”为谷物成熟的意思。可知“年”的本义是禾谷收成，当时一年一熟，重视农业的周人就以禾谷成熟收成一次为一年。而“载”作为“年”的同义词一直活在汉语中，如“千载难逢”，“十载不相见，两鬓各如霜”。“岁”作为“年”的同义词也一直活在汉语中，如“守岁”，“贺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如果把四季循环周而复始的“年”画作圆周，那么年初该定在哪一点上呢？这就要凭人类对大自然的认知来制订天文历法了。如前所述，中国人用兼顾太阳与月亮的回归运动的同步计算方式安排年月日，又以加插闰月的方式不断修正偏差，从而获得这套阴阳合历——农历。农历确定的年岁起算日，是中华民族对时间的独有的文化处理方式。它起于夏朝故称夏历，商、周、秦易朝时，要“改正朔”，正月各提前一个月。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颁布了《太初历》，定夏历的正月（建寅之月）为岁首正月，以朔日为月首，正月月首第一天就是新年的第一天，简言之，便是每年初春的第一个朔日节点，这就是所谓的“正朔”。称呼很多，较普遍的为元旦、元日等。中国历代的历法基本相沿，从此，新旧“年”交替的日子便固定下来，成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一直沿用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引进西洋历法，以阳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那时官方用阳历，民间社会仍习惯用农历。与双历制相适应的是两套节日系统，传统节日都是按农历系统。农历那时被称为阴历、旧历，实际上如前所述是阴阳合历。
袁世凯篡权后，1914年由他批准的文件规定：“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由此，延续几千年的农历新年被降格为“春节”，“新年”、“元旦”的名称被安在阳历1月1日头上。为了推行阳历年，规定阳历年放假，严令农历年不放假，如果农历年不上班，就是违法。鲁迅先生农历年前一天（除夕）回了趟家，老母亲留他吃了饺子再走，他告诉母亲，农历年不放假，含泪迈出家门。但是在传统社会“百姓皆不以为然”，仍然按农历过自己的“年”。
1928年内政部呈文称：“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决定“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将一切旧历年节”活动，“按照国历日期举行”，“例如旧历年元旦日应有之各样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热闹娱乐举动，可移至国历新年一月内举行。”而且派警察，强迫已歇业过年的商店开门营业，把一些年货强行捣毁，“一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状”。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顽强地延续自己的民俗年。到1934年初，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强制废除农历年的做法，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1950年制定的年节放假办法，春节作为唯一的传统节日列入法定假日。到“文化大革命”初的1967年，春节不放假。笔者当时作为高校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同在农村，奉命师生与公社社员大年初一都要下大田劳动，以破除“过年”这种旧风俗、旧习惯。但民间社会依然延续着民族文化的血脉不肯舍弃“年”，在老百姓心中口中，拜年、过年、大年初一……总是指农历年。拜年拜年，拜的就是“年”，如果把“年”偷换了，那就釜底抽薪，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十六大报告决定，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人文工作者，2003年春，笔者当面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建言，培育民族精神就要重视民族传统节日。2004年起，笔者以全国政协提案建议：春节之外，如清明、端午、中秋、除夕等重要传统节日也应列入法定节假日。经过持续几年各方面的努力，终于从2008年起，春节之外的清明、端午、中秋、除夕也都放假。这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进入了振兴的新时期。
时至今日，废除农历的声音已难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每天新闻联播一开始就同时报了双历：阳历和农历。既然承认双历制，也就顺理成章地要承认双“年”制，要恢复农历年“年”的地位，正式确认双“年”制。一些外国元首祝贺中国年，我们有的译为春节有的译为年。中国的事我们应有话语权，话语必须正确，首先我们自己要正名。传统的年可正名为“中华年”、“农历年”，简称“华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民俗年，共同的精神家园。春节就是中华新年这一点，一些欧美大国元首都是认同的，他们在向本国华裔族群祝贺时，从不说春节——Spring festival，而是说中华新年——Chinese new year。
如今中华年正逐渐成为世界性节日，已有十几个国家把它定为法定节日，还有一些国家的地区把它定为地方性法定节日，如美国的纽约州。
阳历年则是国际年、行政年。两个年各有正名、各有内涵、各有侧重。“春节”已用多年，可以并用不悖。
<h3>辞旧迎新：愿景美</h3>
节日跟一般假日（如双休日）是不同的，节日有各自特定的文化内涵。2010年，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中央文明办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方案》，主题，就是特定的文化内涵。明确春节的主题是辞旧迎新。正是因为过“年”所以才有辞旧迎新。
年节体系是民族生活的时间表。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周而复始，这是生活的一个自然段落。年是大的自然段落，一年中分若干小段落叫节，年是统率节的。如果没有年，各个节就群龙无首了。岁末年初是辞旧迎新、“天增岁月人增寿”之时，所以辞旧迎新始终是过年的主题、是年俗的核心。
过年是庆享过去一年的成果、规划新年生活、燃起新的期望之时。此时设置了一些仪式、载体和活动。年复一年的仪式、载体、活动，积累成“过年”习俗，不断积累文化内涵，形成年俗文化，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愿景。其中充盈着对生活的愿望、理想和心理祈求，积淀着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情感。这就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如果失去“年”的概念，一切年俗就失去了中心和灵魂。
连绵几千年的中华年俗文化所积淀的民族心理祈愿、价值取向、价值观是很丰富的。择要而言，物质文化方面基本的愿景是丰衣足食。这在习俗上表现为穿新衣、备年货，吃年夜饭要年年有鱼（“余”的谐音），鸡是“吉利”，豆腐是“福”、“富”，葱是“聪”，芹菜是“勤”，苹果是“平安”，正月初一要吃年糕（“高”的谐音）。祈望年年富裕有余，一年更比一年高。“民丰”的基础是国泰——国家富强。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价值观之一了吗？
春联的横批常用“国泰民安”，有一副这种横批的春联写得好：“天增岁月人增寿，地满祥和福满门。”这就进一步表现了精神文化方面的愿景：在天人和谐中祈福迎祥，就是祈求幸福，期望和谐、友善。这又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价值观之一了。贴门神、放炮仗是祈望驱妖免祸保安康，赠压岁（“祟”的谐音）钱是为辟祟驱邪保护儿童成长，贴“福”字和吉祥图案是祈福迎祥，贴春联、剪窗花、挂红灯笼都是营造喜庆祥和的环境。逛庙会、赏花灯、看演出，“和谐乾坤福满天”，充盈着普天同乐、天人和谐的气氛。合家团圆吃年夜饭、守岁，尽享天伦之乐。拜年氛围中的人际和谐关系：尊老爱幼，彬彬有礼，互致祝贺，团结和睦，洋溢着亲情、友情、温馨，一扫粗野、嫌恶、仇怨。
中华年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和精华，已经成为民族生活、民族灵魂、民族根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培育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所不可或缺的。
这种培育，不是通过说教灌输，而是让人在亲身经历中感受、养成。从孩提知事开始，就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不断受濡染熏陶，而且是寓教于乐，在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中接受浸润，在弥漫于全社会的过年氛围中，在生活气息浓郁的群体性活动中，自然而然地受到陶冶。它未必强烈震撼人，却深深嵌入生活，浸入情感，沁入心田，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潜移默化却是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的影响。成人尤其是老人，许多往事已经如烟，而儿时过年的温馨仍珍藏心底，历久不磨。这成为华人的精神之根、民族的集体记忆。我们要维护这种铸造中华魂的文化记忆。所以，过年决不光是过吃喝，而应重在过文化，过精神，过情感；要注入情感，要营造表达情感的环境、气氛和载体。
<h3>回家过年：天伦福</h3>
1．人伦情义是年俗文化的精髓。
中华传统节日注重人伦感情。过年回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功利境界回到天伦境界。2013年的春运有31亿人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日本的人口加在一起，一个月里面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堪称地球的大迁徙！什么伟力能掀动如此大的迁徙？——人伦情义。
“每逢佳节倍思亲”，贯串过年始终的是浓浓的人伦情义。祭拜祖先、夫妻恩爱、亲慈子孝、感恩长辈、关爱晚辈，安享天伦之乐。敦睦情怀、慈爱心肠扩及敦亲睦邻、友朋温馨、人际和谐。这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占有重要位置，这就是“福”。西方的“圣诞老人”身份是“天使”，中国赐给压岁钱的是长辈，不需要化妆成天使。我们的天堂不在彼岸，而在自己营造的天伦之乐、和谐境界。
感情是一切年俗的生命，不投入感情，除夕团圆饭只是吃吃喝喝，压岁钱只知道钱数，拜年只是乏味的客套，发贺卡只是文字游戏，一切年俗只是古旧枯燥的形式。而一旦注入了真情实意，一切年俗就有了生命的真谛。
回家过年就是人伦感情。近来过年，人们更加注重重温家庭与人伦亲情，以及友情、乡情、爱情……更加看重团圆、团聚、团结。2012年的春晚就突出了“回家过大年”的主题，现场的年青观众给父母鞠躬拜年，令老人们感受到一种温馨；淳朴的农民朱之文唱的《我要回家》，引起广泛共鸣，成为荡漾中华大地的主旋律。北京理工大学学生赵某经过39个小时的火车，换乘3次汽车，用了三天半才回到家，当风雪归来的她与奶奶紧紧相拥的那一刻，中华民族的人伦情感奏响了最强音。
除夕的年夜饭是团圆饭，是过年的仪式，是生命的盛典，不仅是在世人的团圆，而且是对祖先的缅怀和纪念。不远千里冲风冒雪赶回来，不是单纯吃饺子，而是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赶回来参加阖家团圆的盛典，实现阖家团圆的愿景，这是一种心愿，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心愿、责任与义务，常常还携带着一件件不远千里带回家的礼物，不论贵贱，都承载着人伦的温情。请看：
贵州的一位农民工，为节省200元路费，自己骑摩托车，风餐露宿，怀揣一支琴带回家给儿子，这支琴就花了他700多元，只要儿子高兴，他这个父亲就得到最大的安慰；一个做儿子的大学生，为当清洁工的母亲挑选了一对护耳带回家，只要妈妈耳朵不受冻，做儿子的心里就好受一些。这位父亲、这位儿子代表的是所有风雪归来人，他们带回的何止是一份礼物，他们带回的是亲情、是温暖。这就是中国人的感情，这就是中国人的家，这就是中国人的过年。
2．许多人觉得现在的年味淡了，这有前述历史的原因，也有下述现代的原因。市场经济是社会进化的大趋势，这期间，如何避免过分功利化，是个大课题。过分地以功利为指归、以功利为算筹，就会阻碍人的全面发展、扭曲人的正常感情，就会削弱人伦情义。你瞧，压岁钱本意是表现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精神元素重于物质元素，文化价值重于经济价值，可是现在有些人却只看钱数不看人情。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家庭聚会之后就一直跟妈妈抱怨：“舅舅太抠门儿了，压岁钱才给了一百块，我给他磕了三个头呢，太亏了！”——悲夫！小小年纪就只认钱不认人，把人伦情义和礼仪当作商品，论价出卖。拜金主义腐蚀人心，殃及童稚！
压岁钱的红包越给越大，渐成攀比风气，已造成“给”与“收”者的双重负担。给者动辄付出数月工资，不胜其负，甚至因之不敢返乡；收者，孩子得钱如何花，需操心，家长也有“迟早要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一给一收之间，会给孩子什么影响？——重利轻义，甚至可能造成孩子的不劳而获心理。
旧疾未去新恙又来。2015年过年互联网抢红包风靡神州，抢红包的广告和活动铺天盖地，功利心所向披靡，淹没了过年的人伦亲情。明眼人一再指明，抢红包背后是企业推广品牌、争夺市场的商业大战。把它当作运用新科技的“新年俗”，是走进了误区。
华年的发展需要新科技，也需要商家助推，重要的是把握住弘扬中华文化这个大方向，要有助于增强人伦情义。有的剧院推出“笑孝陪伴票”，有孝心的子女请父母看戏可免费陪看；有的公园和游览处也有类似做法，子女给父母过生日可免费陪游。这就像鼓励子女住得靠近父母一样，有助于增强中华人伦精神。
压岁钱的变异反映着功利心与人伦情之间的消长。在此情况下更有必要经营好中华年，过好年可以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病的一剂良方。孟子后裔孟秋宁讲述她婆家老两口以“压岁礼”代替单纯的压岁钱：
过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老两口的新年赠言，他们把对四个子女家、对每个子孙一年来的工作、生活以及对父母的孝行，和来年的展望等，用彩色纸写成信，装进婆婆精心制作的各种样式的“压岁礼”里。在新年钟声响过，我们向老人拜年时，老人向每个小家赠送包含这封新年赠言的“压岁礼”。老人的礼物无比珍贵！我每次读公婆写的信都很感动，甚至热泪盈眶。我们对老人的关心很少而老人却那样满足，真是挺惭愧的。婆婆精心制作的“压岁礼包”是多功能的，有的可用作手机袋，有的打开是个帽子，有的是女士小手包，总之每年要换个使用功能。婆婆颈椎不好，我们平时都不让她做针线活，但是每年过年的“压岁礼”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这种“压岁礼”就比单纯送钱好得多，恢复了压岁钱的文化精神，送“压岁礼”就要送给孩子最需要、最希冀的礼品，这就要求大人须关心孩子的需要和希冀，礼轻爱心重，表现长辈对晚辈的关心爱护鼓励希望。孩子可由此感受亲情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