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元嘉之治 二 桓玄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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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恩进逼建康时,远在荆州的桓玄上疏请求顺江而下,讨伐反贼。建康城里的实权派司马元显忌惮桓玄,宁可大力提拔刘裕等一批寒门将士,也不愿桓玄来国都,招惹麻烦。他以安帝的名义下诏,让荆州的军队就地待命,建康这边有北府兵扛着,足以应付。
荆州那边也是野心颇大,这桓玄乃是桓温之子,自然也就继承了不少相似的基因。他老爹当年就想称帝,只不过时运不济,支持率也没高到满朝劝进的水准,才饮恨而终。桓玄的才干比其老爹差之远矣,却能赶上一个“好年成”:东晋朝廷内外交困,司马道子父子与刘牢之这两派貌合神离,正好有隙可乘。于是他就给司马道子写信,把这位皇叔狠狠地讥讽一番。信的内容收录在《晋书?司马道子列传》中,通篇骂人不带脏字,写得还颇有些意思:
“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孙恩没能攻下建康,不过是缺少天时地利,不是打不过你们)。昔国宝(王国宝)卒后,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谓之非忠(关于王国宝、王恭等人的内乱,可参见前作《纵横十六国》)。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当今的高官显贵,哪有什么名流清望?难道说没有好的么?只是彼此不能信任而已)。用理之人,然后可以信义相期;求利之徒,岂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对于讲道理的君子,才可以用信义来对待;对于追求利益的小人,还讲什么信义?——这句话至理,古往今来若论“信义”二字皆是如此)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矣。阿衡(古代官名,指辅佐之臣)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则立至,干忤或致祸。在朝君子,岂不有怀,但惧害及身耳。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满朝文武不是不懂这个理儿,只不过是怕害了自身,我桓玄忝任在外,就撕破脸皮说真话啦)。”
一封短信句句切中要害,表面上在讲大道理,底下尽是刀子。司马道子父子读着心惊肉跳,惴惴不安。司马元显身边有个谋士叫作张法顺,深受司马元显宠爱,读了这封信,就劝他先下手为强,乘着桓玄在荆州立足还不算太稳,以刘牢之的北府兵为前锋,出兵讨伐,必能搞定桓玄。司马元显迟疑不定,恰好桓玄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送来一份大礼,主动请缨做内应,配合朝廷方面的军队夹击桓玄。司马元显大喜,便在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称诏将桓玄的罪状罗列一遍,大举水陆两路讨伐。
桓玄远在荆州,认定朝廷方面刚刚遭受了孙恩之乱的破坏,问题多多,不可能有机会马上来找他麻烦,并未采取任何预警措施。幸亏桓氏朝中有人,桓玄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发来密信,通报消息(司马元显本打算除尽桓氏,他宠幸的骠骑长史王诞正好是中护军桓修的舅舅,几句好话之后,司马元显便找不着北,没再处置姓桓的子弟。株连本不是什么光鲜之事,但司马元显的这次仁慈终于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桓玄惊恐之下打算固守江陵,缓图良机。旁观者清,长史卞范之说:“桓公声威远近闻名,天下震动;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前面说过,刘牢之的北府兵打仗很厉害,但军纪太差,在朝野都没啥好名声:在朝是怕他功高压主,在野是恨他贪得无厌),如若我们的军队能够逼近京城,恩威并施,管叫他们土崩瓦解。岂有引敌入境,自寻死路之理?”
桓玄这家伙,见解和志向比司马道子父子要强多,但终究还是一路货色,对相似的谏言反应也是相似。他听闻此话,信心顿增,让哥哥桓伟留守江陵,自己则上表传檄,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列举司马元显的各项罪行,然后率兵顺江东下,直奔建康而来,沿途如入无人之境,为数不多的几次抵抗被轻松打退,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也被擒。
刘牢之在此时起了“关键作用”:他挂着司马元显的“前锋都督”的名头,大战来临之际却采取观望的姿态,驻兵在溧洲(今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中)。他的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以及刘裕都认为荆州兵强过司马元显的江东兵,应率北府兵主动进击,以除后患。刘牢之则认定平定桓玄不难,但狡兔死,良狗烹,若消灭桓玄,将来必被司马元显所制,不如先利用桓玄的势力除掉司马道子父子,再做打算。桓玄也看透了刘牢之的心思,不失时机地派了刘牢之的族舅何穆来劝降。刘牢之便顺势上了“贼船”,让刘敬宣去桓玄营中投降。
司马元显没了真正可用之兵,哪还有什么抵抗的意志,他听说桓玄已经到了京城南面的新亭,就弃了战船退回建康。桓玄的军队尾随而至,在后面挥刀大喊:“放下武器!”司马元显的兵众立即崩溃,司马元显逃回府中,身边只剩下“狗头军师”张法顺一人而已。见到老爹司马道子,二人只能相对而泣,一筹莫展。这对有野心却无能力的父子束手就擒,桓玄下令斩杀司马元显一党,继而又吩咐手下人把司马道子秘密毒死在流放的路上。
桓玄初步掌控了建康的大局,紧接着就采取了三项措施巩固其权力:
首先是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这个职务表面看是一郡权力上的No.1,实际上却剥夺了刘牢之对北府兵的控制权。刘牢之一介武夫出身,视兵权为命根子,心里有意据江北对抗桓玄。他私底下找到刘裕,商量对策。刘裕何等聪明,当即指出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现在要和他对着干,怕是没戏。他并向刘牢之请求返回老家京口。将领何无忌向刘裕请教当前的局势,刘裕答道:“我看刘牢之难逃一死,你不如和我一起回京口,以观其变。桓玄若是甘为人臣,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干。如若不然,你我还可以起兵图之。”
刘牢之召集手下开会,还想谋划讨伐桓玄。参军刘袭气呼呼地说:“天下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反叛。将军当年反叛王恭,最近反叛司马元显,现在又要反叛桓玄;一人三反,还凭什么立足天下?!”说罢拂袖而去,其余将领也纷纷离去。刘牢之这才慌了神,让儿子刘敬宣去京口迎接家眷,约定的时间没见着人,以为事已败露,带着本部人马仓促北逃,逃到新洲,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几乎是北府兵代名词的刘牢之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从桓玄出兵这件事前后刘牢之和刘裕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距:刘牢之军事方面很强,但在其他方面近乎白痴,尤其在利害关系的判断上显得相当幼稚,他又在政治立场上做“三姓家奴”,毫无信义可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的人可以拿来做成大事的工具,而不可能自己成就大事;刘裕则不同,虽说王夫之等人在史评中指责他其实也是“一人三反”(先反刘牢之,再反桓玄,最后“反”晋称帝),但他的所谓反并不是简简单单“墙头草”式的反,而是颇有行事原则,他在每次做出决断之前都充分分析了局势,并对将来的行动做好了周密的计划。所以说,刘裕不仅打仗有自己的一套,而且审时度势,该用强的时候用强,该示弱的时候示弱,玩弄权术的手段并不差过同时期那些门阀大族出身的政治人物,这样的人只要再有一点运气,获得成功指日可期。
桓玄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刘牢之,接下来他对北府兵旧将也毫不留情。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等一大堆优秀将领被杀,以刘敬宣和宗室司马休之为首的残部想要造反,不是对手,只好逃往南燕和后秦这两个北方邻国。
下一项措施是改革内政,罢黜奸佞之臣,提拔有才之士,东晋各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出色的官员,他还下令限制佛教寺院无节制的发展僧尼。这些本来都是革除敝政、稳定时局的好事,可惜,桓玄的举措不过是想借机提高威望、扩大影响,不久他便暴露了奢豪放纵的公子哥儿本性,朝上政令无常,朝下结党营私,东晋的危机重现。当时投奔后秦的北府兵旧将袁虔之评价桓玄才略不如其父,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为它人驱除耳”;南燕的中书侍郎韩范也认为桓玄早晚被江东“豪杰诛灭”。
野心勃勃的桓玄,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