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宋魏相争 二 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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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灭燕的同年,南朝的宋国却死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北府兵的最后一位见证人——檀道济。
元嘉七年的北伐徒劳无功,宋文帝刘义隆本已非常郁闷,不想这时宋国又出现了人才的断档。前面说过,他的荆州亲信王华、王昙首,以及王昙首的哥哥王弘,都是他初期统治的得力助手,担任侍中一级的人物,其中王弘更是身兼司徒、录尚书,是最主要的辅政大臣。
可是这几位的年纪本来就比宋文帝要大出两三轮,活得又都不长。王华和王昙首四十来岁就去世了,还没赶上看到宋军的北伐。王弘多活了几年,也是终日提心吊胆,常以徐羡之、谢晦等人为前车之鉴。王弘兄弟身居权要,王弘这个人又性情狭隘,没什么气度,朝中大臣对他们多少有些嫉恨。左光禄大夫范泰是一名三朝老臣,很有政治头脑,私下里提醒王弘说:“天下之事重大,权要之位难居。你兄弟二人太显摆了,不好,不如表现得谦恭退让一点。彭城王乃是皇上的弟弟,应该将他征召入朝,共辅朝政。”
王弘深以为然,便向宋文帝上表,以民间大旱、自己身体不佳为借口,请求辞职,并将权力转交给彭城王。宋文帝起初还不肯,后来见王弘的确疾病缠身,也就松了口,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将王弘的侍中、司徒、录尚书事的职务全部转授给了自己的弟弟彭城王。
这位彭城王,就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刘义康比宋文帝刘义隆小两岁,自小就十分聪慧,更让人佩服的是,此人博闻强记,凡事过目不忘。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宋王的治所在寿阳,入建康受禅时,他就把刘义康留在寿阳镇守。刘裕若能再多活几岁,改立刘义康为太子也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王弘推荐他还朝辅政,刘义隆也表示赞同,这都是看中了他超强的处事才能。
刘义康入朝为政后,表现果然不让人失望,史载他“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可以说是朝中大小事务,皆决于他。王弘也乐得退居二线,把事情委托给他,避开旁人的耳目。而且他的“运气”也不错,死的时间“选”得好,享了三年清福,就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去世了,成为参与那起废立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唯一得到善终的一位。
王弘死后,刘义隆朝中的侍中,就只剩下殷景仁和刘湛两位了。刘裕时期,手下是猛将如云;刘义隆前期,手下猛将是数不出来了,但文臣还是有那么些的。到了这时候,被杀的被杀,病死的病死,朝野的有识之士,真是少得可怜。殷景仁被宋文帝任命为尚书仆射,刘湛在外为官,殷景仁又向宋文帝请求征召刘湛入朝。不久,刘湛也被任命为尚书仆射。
刘湛博览群书,自比管仲、诸葛亮,还没当官时就以才气闻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当地政府的征召,简直比当初的诸葛亮架子还要大。直到刘裕当了太尉,征他出来当自己身边的参军,他才勉强出山。不过,他出山以后的表现证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诸葛亮,而且连“小诸葛”之类的美称都不配,完全是个眼高手低的人。
其实那个年代眼高手低、目中无人的人还真是不少,而且多为士族之后,这可能源自东晋以来文人放荡不羁,思想自由的一种潮流吧。元嘉年间被刘义隆征召为官的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从文学修为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确是一个大家,他开创山水诗派,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意境颇似陶渊明,咋读起来,都是隐士的风格,所不同者,一为山水隐,一为田园隐。然而,陶渊明一生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隐,其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气概,为后人所称道。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轻灵自然,却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诗背后现实中的谢灵运,是个一心想要大展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趋利小人。他与刘义真结交,目的就是想帮助他夺权篡位。宋文帝欣赏他的文采,让他做秘书监,整理藏书,又命他编撰《晋书》(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二十四史中的那本《晋书》),这也算是人尽其材了。可这个谢灵运却一个劲地想着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给他的任务,也看不起宋文帝亲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忿忿不平,整日里要么请假不上班,要么消极怠工。结果,《晋书》没写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这种人,还是自己回家逍遥自在去吧,于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职。谢灵运便上表,告病还乡。回乡之后,他依然故我,终日游山玩水,留了不少诗,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与有司发生冲突,兴兵拒捕,犯了死罪,刘义康坚决要杀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广州。其后又有人告发他在广州参与谋反,这才被宋文帝下诏斩首。诗才横溢的大文豪,却因为过于猖狂,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同样是尚书仆射,殷景仁很为宋文帝所器重,刘湛便看不过去,甚至一度想暗杀他,宋文帝闻得风声,下令把殷景仁的府邸迁到皇宫附近,保护起来,刘湛才放弃了阴谋。刘义康镇守豫州时,刘湛曾任长史,关系很密切,于是这两位打成了一片。如此一来,朝廷里面殷、刘两个尚书仆射的争斗,便演化成了宋文帝和刘义康之间暗中的较量了。
刘义康人虽聪明,却不识大体,按现在的话说,属于那种“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他觉得兄弟至亲,不需要在乎什么君臣之礼,常常率性而为,毫无顾忌。面对宋文帝这样一位靠着诛杀大臣巩固皇位的皇帝,他的这些行为便是大忌;试想王弘战战兢兢、一步一个脚印地退居二线,才保住晚节,你一个位高权重且能力超强的皇弟,怎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刘义康私自豢养了六千多家奴,并不上报朝廷。各地进贡的特产,一等佳品都到了刘义康府上,皇帝那里只能收到二等品。皇帝不知道也就罢了,可有一次,宋文帝品尝进贡上来的柑,对刘义康感叹说:“今年的柑形状味道不行啊。”刘义康一想我吃得就有好的啊,便回答:“今年有好柑呢。”赶紧让人去府内取柑,拿来一看,竟比宋文帝吃的大出三寸。宋文帝当时也不言语,心中与刘义康之间已有了裂痕。
明争暗斗的第一颗苦果很快产生了。宋文帝一向身体不好,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就时不时得场大病。(靠武力一点点打下江山的皇帝,似乎都有这种传统,就是儿子质量都很一般,尤其身体素质比较糟糕,比如刘邦的儿子刘盈、朱元璋的儿子朱标,等等。刘义隆大概也是给英武老爸害的,小时候这个根儿不够强。)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宋文帝久病不愈,眼看着是要病危了。刘义康和刘湛背后一嘀咕:恐怕要出大事。
他们担心的正是拥兵在外的大将檀道济。檀道济在历城之战后全军返回,得到宋文帝的嘉奖,镇守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是整个宋国威望最高的武将。他手下统领的,也是北府兵的最后一点余脉。他不仅自己牛,几个儿子也很有才气,薛彤、高进之两员副将更是勇武无敌,时人比作张飞、关羽。
刘湛对刘义康说:“皇上一旦驾崩,我们这些人哪里制服得了檀道济?”刘义康一想,没错,就向宋文帝进言,说檀道济的坏话。宋文帝的处世哲学,便是“天下无人可信,除了我自己”,当皇帝的寂寞,也多半伴之而生。次年,他乘着还有一口气,就下诏将檀道济招入朝中。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檀道济这个人政治头脑不足,哪里想过谋反。倒是他的妻子颇具见识,十分担忧:“功名盖世,必遭嫉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朝廷无事相召,恐怕大祸临头了。”
檀道济耿直地说:“我领兵抵御外寇,镇守边疆。我不负国家,国家怎会负我?”(千古忠言,掷地有声!)于是坦然赶往建康。
檀道济在建康呆了一个多月。宋文帝屡次在病榻召见他,两人基本上只谈了一些勉励之言。宋文帝身体渐渐好转,疑心病自然也就轻了不少。最后也不想对他怎么样了,毕竟是一员虎将,还得留着对付索虏呢,便让他回去继续上任。
檀道济松了一口气,带着随从上了回寻阳的船,准备出发。正在这时,忽然岸上来了朝廷的廷尉,对檀道济宣读了最新的逮捕令。原来宋文帝病情忽然加剧,刘义康就假传诏书,以私散财物、图谋不轨的死罪逮捕檀道济。
檀道济闻听此言,目光如炬,一把摘下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吼道:“你们又搞这一套,这是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啊!”(檀道济在这一刻大约想起了当年的战友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人因内讧死在关中的情景吧)
檀道济和他的儿子们,以及薛彤、高进之等勇将没能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到最后一刻,却被自己人所枉杀。世人但知岳飞、袁崇焕,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岳飞之前七百年的另一个宋朝,也有一位如他一般伟大忠诚的武将,死于渺小自私的同胞。历史的教训,常常被人扔到角落中,一幕又一幕悲剧,总是重复着上演。檀道济的死,令亲者痛,令仇者快,消息传到北魏国都平城,拓跋焘手下的将士们击掌相庆:“檀道济一死,南方的那些鼠辈不足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