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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论国史，特重儒法斗争，亦有一得之识，盖以儒生复辟奴隶主专政贼心不死，但恨未能身入远古，助秦皇明祖半臂之力。奴隶主之专政固在梦中，列代儒生之为复辟家，则有不可诬者。唯其破家丧君而不悯者，实曰封建，曰周政，曰五等，曰井田耳。
汉后复辟最烈者，莫过河内司马氏。典午兴作，几如官渡败者隔代复仇。本初、景升之政纲大略，即东京清流手制。司马氏败迹惨淡，后世史家多不乐论及司马氏、曹氏二者之亲密关系，实则封建列王（对照当涂之禁制亲藩，子建父子死有余哀）、罢州郡兵（削郡即为封建列王开道）、以名教为专政工具（叔夜之广陵散，庾公之“天下凶凶由尔一人”）、选举以族第（对照曹公求贤三诏），无一非汉儒政论。唯井田不敢用，斯亦莽政败迹昭彰之故。汉儒据道统受膜拜，新莽司马懿反以乱臣贼子著称，其怪诞无异于热爱列宁而诅咒斯大林。
典午人才衰败，岂足比肩前代。其能篡当涂血汗功高之遗业，实以顺流之故。汉末六朝士族政治抛物线正在上升段，时势强于个人，其核心遗产不在政制政事，而在社会规范（参见秦政之好肉刑、汉家之废肉刑、曹公之复肉刑、儒臣之争肉刑、典午之永废肉刑）。儒化大族兴于汉季，成于晋氏。微此，永嘉列代之劫，华种无噍类矣。儒化法典循同一节奏。汉氏矫秦十失，其一尚存，法吏也。两汉视法吏-儒生为天然敌对阶级，较其是非优劣素为政论常谈，观王符、王充、仲长统可知。晋人终摧此（秦政）最后壁垒，成千年不易之局。齐、隋、唐皆因之。后史则唯知利一己之贪吏、奸吏、酷吏，堪为特殊社会政治阶级之法吏，殆如罗马军团永绝于史。
此局既定，儒道之败于政治、成于社会，竟不可易。政事以阳儒阴法为常，司法乃有阳法阴儒之实。苟非干政夺权之事，虽有酷例而多悬置，有吞舟是漏之实。易代易族，心法不改。清阿克敦训阿桂，十分法裁可用五六分，微罪尚可举乎？盖疲软为治，能敷衍不碍前程。酷法激变则长吏必诛，不问合例否。由此，政治酷烈，社会宽简，求治甚难而元气不伤。华人民族性格塑造于是，公伪而私忠，以政海为怒涛，以家族为桃源，其效今尚存焉。
此亦“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