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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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集团内部有先做官后做文人的，这种情况不多；先做文人后做官的，却大有人在。

一般说来，适应力强的文人，做官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间他们将自己的文骨狠狠地甩掉，天亮后重新出发，混迹于官场；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像换了个人似的，将权力视为膜拜的图腾，将官家利益视为个人命途。他们将官场作为文人唱和的游戏场所，就像他们曾经以一个成功文人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既然说到游戏，那么任何游戏都回有它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怎样的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所接纳，否则就会有被排挤出局的危险。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彼岸。

在这里，我就拿出屈原和司马相如这两个文人特例来说道说道。

屈原的痛苦指数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它曾经像水面下的莲藕一样悄悄萌芽生长，不被世人所察觉，但却又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我在这里要提到的屈原情结，每个官家文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一种情结。

屈原二十二岁起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干的是高级秘书的活儿，当时正值七雄激烈争斗之际。由于屈原与楚王是同宗一脉，体内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当时贵族中最牛的要数昭、屈、景三大家族，屈原他们这一宗是三大家之一，所以他曾做过“三闾大夫”。作为“三大天王”的其中一支，屈原在当时来说拥有足够让他骄傲的资本。二十二岁就在中央核心部门占据重要位置，可谓前途无量。

除了天生的贵族命，屈原的才华完全够得上是光芒万丈。综合史料，我们会得出屈原的这样一组形象：喜欢戴高帽、佩长剑，知识渊博，记忆力极好，最主要的是他有洞察政治兴衰变化的眼光，而且能言善辩。正因为如此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他深得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将中央出台的一些制度性文件都交给他起草，推行变法之事。在这之前楚国已经有了吴起变法的先例，刚刚主政的楚怀王也想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因此他全力支持屈原提出的改革方案。想法固然是好的，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这时候楚国的政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贵族重臣的手中，屈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为了保持个人既得利益，这些人很自然地联起手来反对变法。我们这个民族有着眼红的历史，一个人红，就会有一百个人琢磨着怎么把你抹黑。与屈原官位相仿的上官大夫见屈原年纪轻轻就得到一把手的重用，便产生了羡慕嫉妒恨，想和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害怕变法损害到贵族的利益，就想先审查变法宪令的草稿，屈原当然没有同意。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面前挑拨离间，楚怀王听信了谗言，也就慢慢疏远了屈原。屈原变法强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戛然而止，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古代做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永远是利益。那么屈原为什么做官？答案也当然逃不开利益二字。不过屈原的利益是建立在忠君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官家的正统利益。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的思想里，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甚至有可能是君重于国。他先是遭楚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他老先生仍然抱着一颗“九死而未悔”的决绝之心，就像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除了收获内心的痛苦还是痛苦。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权力结构的变革，西周以来由官家倡导的传统政教正在失去市场。面对这种失衡的社会变革，“士”这一阶层也正在由无条件地奉行官家那一套逐步走向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直接叫板；他们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精英分子们的心头之志。对于处于世族权威（家长制）统治之下的楚国，屈原首先需要服从并忠诚于权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长辈（父子关系的扩大和投射），他始终生活在宗族圈内，并欣然接受了这种圈里圈外的生活状态。

其实屈原自己比谁心里都要清楚，要实现自己的完美理想，只有一条路可以让自己选择，那就是通过楚王手中的王权方可抵达胜利的彼岸，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屈原认准了这条路，并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但这条路又是完全不靠谱的，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把国家的前途系于君王一人，这本身就是士大夫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作为这个时代的高知，屈原们擅长思考，但在思考的过程中他们却始终在回避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有一天皇帝倒台或者死掉，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当这一刻来临之际，这些“九死而未悔”的士大夫除了陷入一种世纪末的茫然状态，就是用一厢情愿的回忆来温暖现实的冰冷。

说到屈原，我们怎么也绕不开他的忠君思想。屈原并不是那个时代的雷锋，他的忠君只是一种有偿服务，那就是忠君和恋家对他来说是捆绑式的，不是单打一的。在屈原的眼里，家、君、国是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与皇室是同姓同族。在他们的眼中，国就是家，君就是那个一家之长；因此，国仇=家仇，家仇无限放大就会成为国仇。对于屈原到底是该舍生取义地去赴死还是该明哲保身地活下去，千余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成为一桩公案。我们姑且抛开他的死到底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也就是恋楚国的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屈原的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又因为他恋的是同姓之家。我们前面说过屈氏是当时的三大家之一。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能砸碎束缚自己的枷锁，像百里奚、吴起、苏秦那样，离开自己的生养之地楚国跑到其他国家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屈原的痛苦是因为他想离开却无法离开，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那也是别人的地盘别人在做主，而他的家永远在楚国。

他宁愿选择在自己的国度里痛苦到死，也不愿意跑到别人的地盘上逍遥升天。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屈原的自恋有毒。在这里作一个还算靠谱的比喻，屈原就像希腊神话里那位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厄洛斯王子。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讲，屈原的自恋就是将自己内心的痛苦放逐在现实世界里，然后自己以局外人的姿态慢慢去咀嚼并审视它。不客气地说，屈原根本就不是在发泄痛苦，简直是在顾影自怜、欣赏自己的痛苦。痛苦可以说已经成为屈原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就如同那些经常唉声叹气，把滔滔不绝地向人诉说烦恼当成享受的人一样。心理学家一致指出，这是一种精神传染病；越敏感，越容易患。不幸的是，封建社会里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大多属于敏感者。他们宁愿把直面、改革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内心的现象，自我消化，自我陶醉，也不愿（或不屑）参与对丑恶势力的直接交锋。从这一点说，屈原的痛苦是因为他无法排遣内心的毒，他宁愿喝下那样一个时代为他藏好的毒。

士大夫的权色之恋

过去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从士大夫堆里选拔出来的。既然是士大夫，那就要怀揣着文人的情怀，除了屈原式的家国大情怀，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个人的权色小情怀。

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们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结婚和做官，两者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说到做官，那我们就绕不开科举制度。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宋朝成了封建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成为官家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能够在这条路上笑到最后往往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这样一来，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文人对着高天厚土放出的一句狠话。就连做了皇帝的赵恒（宋真宗）都在自己写的诗里表达了士大夫们这种人生理想：“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道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处世哲学，告诫那些读书的青年人为了一朝登第，何必急着讨老婆呢！你难道不知道书里既有财富，还有美人。连皇帝都都这么认为的事，那些士大夫们的痴迷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当时看一个家族的兴衰表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在这个家族里到底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的话，那些金榜题名的读书人就成为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但官家能够提供的岗位毕竟是有限的，经不起天下士子们这般疯抢。官家只有不断抬高门槛，不能让这些读书人蹦一蹦就摘到苹果，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笑到最后。所以大家只有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期望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造就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剩男剩女，男的苦读功名，女的就苦等金榜题名的凤凰男，就这样等来等去等到花儿也谢了。“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这么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着去当“官夫人”，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催生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榜下捉婿”，而且是活捉。

“榜下捉婿”，顾名思义就是在发榜的当天各地的富绅们都要上演一场全家总动员，争相挑选那些登第士子做女婿，疯狂的情景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王老虎抢亲，坊间将这一幕称为“捉婿”。一些富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家族攀上新科进士为婿，不惜用重金将其买断，堪称中国官场文化的一道奇观。这种类似于权钱交易的“捉婿”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愿望。士子们希望通过金榜题名来实现自己封官晋爵的理想，同时还能当上富绅的乘龙快婿，岂不美哉！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颜如玉”和“黄金屋”成了激励士大夫们前进的动力，权色之恋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倾城之恋。

在这些“捉婿”者中不缺乏当朝的权贵，谁不想为自己的女儿揽个潜力股在怀里抱着，等到潜力股狂飙之日，就是家族荣耀之时。宋真宗时期，河北人范令孙中了进士，宰相王旦二话不说就把他招为女婿。还有一位叫高清的新科进士，品学并不突出，宰相寇准却出面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准的侄女死得早，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忙着将自己的女儿送给高清续弦，可见一个人有了官位才会有地位，才会有市场，时人称这些人是“天子门生宰相婿”。但并不是所有的士子都吃这一套，中举的士子中也有拿权势者不当盘菜的。比如，宋高宗时期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吃了闭门羹：他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却遭到傅察不留情面的拒绝，这让老蔡一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有多少读书人耗掉了青春熬白了头，机关算尽。有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便有人来跑来“捉婿”，他没有拒绝，却写了一首诗送给对方：“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也就是说这位进士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七十三岁还有买方市场，可见当时的“捉婿”市场是何等的繁荣。书真是不白读，有了颜如玉的痴情等待，黄金屋的物质诱惑，中国封建士大夫怎不个个奋勇，人人争先。

而在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都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中国人称结婚为“完婚”，意思就是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到人生的完美境界；儒家学者提出的“治国平天下”，也是以“修身齐家”为存在前提的。晚清大儒辜鸿铭说过，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算是“强盗爱国者”。在我们的印象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是反传统模式的，因为它完全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情与情的交融，也就是传说中的才色之恋。

“金榜题名”是古代权力晋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通权力通道的最佳方式。

从隋朝开创科举取士之先河后，一批又一批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想要进入官场，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的宏愿，参加科举考试成了他们人生的必由之路。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些厚厚的经史子集为官场输送了多少奸佞小人，多少功臣良将。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投身其中，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要不然就像李白那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去玩这种折腾读书人的高级游戏。

在抗拒官家程式化的科举考试的进程中，另一条权力通道也被开辟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如果说科举考试是文人入仕的主渠道，那么“终南捷径”只能算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补充。千万人挤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成功率太低，这时候“终南捷径”就对文人学士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司马相如的成功除去个人的才华，还有一点被人忽视，那就是他的家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个实力只是相对来说，并不是说他的家族属于当地的巨富，他也算不上富二代。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家的余粮也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司马家族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帮助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已经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只希望有朝一日司马相如能够出人头地，为整个家族带来荣耀。

在封建时代，整个家族有时候会将全部力量当作赌注，押宝在一个儿女身上，这在当时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司马相如由此做了訾郎，这个官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古代郎字和走廊的廊字是通假的。依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出司马相如这个郎中，说白了就是站在皇帝办公的宫殿走廊里听使唤的一个小官，随叫随到。在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作为一个郎官，虽然是侍奉在皇帝身边，但他的职责就是整天训练马匹，供皇帝跃马驰骋，这和他所擅长的文学专业完全不对口；皇帝狩猎的时候，他要奔跑在皇帝的前面，寻找狩猎的目标，以便让皇帝能够百发百中，彰显其天赋的胆识和武功。这样一个整天和牲畜野兽打交道的武骑常侍，对于自以为满腹经纶，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所作为的司马相如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正是在这种痛苦心理的驱使下，梁孝王来朝的时候，司马相如与梁孝王身边的说客邹阳、枚乘一见如故，随后假托有病，辞去了武骑常侍这个皇帝身边的官职，跑到梁孝王那里做了一名混吃混喝的食客。

在梁孝王那里，司马相如作为食客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是能够和邹阳、枚乘等文人整天赏花赏月厮混一处，也算是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一群文人泡在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倒也过得逍遥快活。也就在这个时期，司马相如写出了令他受益终生的《子虚赋》。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并没过多久，梁孝王就死在了自己的封地，梁地也随之被瓜分为五个小国，分封给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司马相如也就此结束了让他恋恋不舍的“北漂”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继续一个文人的创业之旅。

司马相如回到家乡面对着的是家徒四壁，官场走一遭，又做了几年的食客却还是一无所有。此情此景，可以说是西汉王朝普通文人的真实写照。按照司马相如出生的年代（公元前179年）计算，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中年男人。古人讲究三十而立，三十五岁依然功不成名不就，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时候，司马相如在官场上结交的朋友王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吉，人如其名，为司马相如带来的是大吉大利的人生。他不仅协助司马相如娶到了富家的小姐，而且还动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司马相如在仕途上起死回生。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次婚恋活动的前前后后，王吉是人场和钱场给够足了面子。这些钱都花在哪些地方呢？一方面为司马相如大造舆论声势，以显示其大款气派；另一方面用来买通卓文君身边的人，向卓文君推荐司马相如，制造一些情人邂逅的场面，让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能够零距离接触。所有的付出就为了让卓文君能够欣赏司马相如的才华，觉得“那小子真帅”，并最终倾心于这个穷小子。前期的经费投入对王吉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穷得叮当响的司马相如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的宴会上，王吉故意让司马相如弹琴，而司马相如再三推辞谦虚，最后演奏了那首向卓文君求爱的乐府诗。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种安排十分巧妙。一是以琴传情本就是爱情大戏里常用的桥段；二是弹琴掩盖了司马相如口吃的生理缺陷。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三十多岁还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爱情与事业，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倾诉。

司马相如在王吉的协助下，不仅如愿娶到了卓文君，抱得美人归，而且还为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宣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当地的名门望族都知道，我司马相如是这个时代最贵的人才。在那个报纸、电视、网络要什么没什么的年代，想把自己炒热炒红炒成文化名人，还真不是容易的事。可司马相如做到了，如果没有很好的营销手段，司马相如的文采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汉武帝刘彻所知晓的。刘彻登基之后，搜罗了一批出身草根的文人跟随在自己的左右，作为自己的参谋。蜀人杨得意也就是这时候在汉武帝面前推举了司马相如，并拿出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子虚赋》。当时的汉武帝刚刚十七岁，需要文人为他摇旗呐喊。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年，西汉王朝开立乐府，征及各国及民间乐曲。这个时候的司马相如是协律都尉（宫廷乐师）李延年手下的一名官员，其主要职责就是专门从事诗词歌赋的创作。

司马相如写了很多赋，几乎篇篇都是汉武帝的心头所好。究其原因那就是司马相如专门找皇帝感兴趣，爱听的话写，民间有句俗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不知在哪里听过一则《颂屁》的笑话，颇能说明问题：一个秀才病死后，来到阎王面前报到。这个秀才在阳间没有混到一官半职，就想到阴间重新来过。他在阴间也熟悉那些官场的规则，在报到的过程中，阎王刚好放了一个屁。秀才立即吟道：“伏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仿佛乎麝兰之气，依稀乎丝竹之声；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非常高兴，盛宴招待，又多许了他十年的阳寿，将他放回人间。十年后秀才来到地府，小鬼上殿禀报：“启禀大王，十年前做马屁文章的秀才又来啦。”

虽然说司马相如在一些文字中对汉武帝进行了劝谏，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是隔靴挠痒，并没有触及到皇帝的要害。从个人素质来说，司马相如并不具备一个优秀官员最基本的素质，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司马先生还患有严重的口吃。这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激烈地参与朝廷事务的辩论。这是司马相如的缺点，同时也是他在汉武帝手下得以生存下来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