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资源假定”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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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清官循吏的含义有进一步的解释：“吏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世称曰廉。才足以经济，智足以决断，世称曰能。奉法遵职，履正奉公，世称曰循。明国家之大体，通古今之时务，世称曰良。”这句话就是告诉世人当一个合格的官员需要哪些条件，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清官意识其实是从民本思想那里派生出来的一个定义。“安民”、“保民”、“养民”、“为民请命”等思想行为，在历代清官身上体现的都比较突出。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另一方面，清官还是官家对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呼唤，也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儒家思想中有着明确的政治思想，孔夫子怀抱着“天下有道”、“礼治”的社会理想，孟子也同样憧憬着“仁政”，他们都为自己心中的理想行走在路上。而后世清官作为儒家的信徒，也同样怀抱着这种理想。其实很多怀揣着政治理想的人在现实面前被撞得鼻青眼肿，甚至搭进去身家性命也依然九死而不悔。
在官家政治结构中的权力信仰实际上是一出被清官话语遮蔽了的超级悲剧，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经济学中有个第二假定，被人称之为资源稀缺假定。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清官作为古代官场上的一种稀缺资源，当污者越多，就越发显得其稀缺与无价。市场上越稀缺的东西，往往想得到的人就会越多，结果就会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包括皇帝老子也喜欢赶这种奇货可居的时髦。但作为稀缺资源拥有者的皇帝，他对这种稀缺资源的稀罕程度与老百姓的稀罕又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官家集团对清官的喜欢还是有限度的，有时候还不太感冒。韩非子的术，就挠到了皇帝心灵深处的最痒处。术是什么？韩非子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他在《定法》中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在《难三》中，韩非子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两层意思合二为一，术就是指皇帝驾驭官僚集团的秘密之术。群臣当然包括清官这种“稀缺性资源”，于是清官在皇帝那里往往会得到两种不同的下场。懂得鉴赏宝物的君主知道自己手里捧着的是宝，惜用之；而那些不懂的君主则会把宝物当作破铜烂铁扔在一边，你不是稀缺吗？那我就让你生锈贬值，永远地在权力市场失去买方。
现代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人有趋利性的一面。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在观察一个官员是否愿意选择当清官时，重要的是看他在选择时是如何做好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的。
甘肃大案的深层分析
施行恶政的古代官场就像鱼在吞吃大船，大船虽大，也架不住群鱼四下来攻，最后落得千疮百孔。如果一个官员想要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迁，他就必须参与到这个贪腐集体中。否则作为异己者就无法存活于这条食物链中，因为他的上级和同僚会担心他有可能揭发。
而在这条食物链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猎食方式。这就好比动物世界里，就算处于食肉动物最底层的鬣狗，也有偷偷摸摸出来吃腐肉的份。
我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发生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7年)，这应该是清朝建国以来的头号贪污大案。其中涉案人员之广，级别差距之大都刷新了一项新的纪录。在这场贪污大案中，从封疆大吏到州县官员，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一场肃贪之风横扫过后，甘肃官场为之一空。如果总结甘肃贪污案，它的突出特点就是无官不贪，而且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组织、成系统、走程序的贪腐。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贪腐金字塔式的政治生态系统。
这让人难免会想起以前的香港黑帮片。经常会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黑帮老大，把一把枪或者砍刀塞到一个人手里让他去干掉一个被打得毫无反抗能力的人，这个人一般是他的手下或者即将成为手下的，而且一定很正派。
这样做的目的想必大家都知道，你和我们一起杀了这个人，你就是同谋了，就是集团中的人了，就不用担心你出卖我们了。整个甘肃官场，这时候就产生了这种“齐黑”效应。置身其中想将自己抽身而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不和大家一起玩，不遵循游戏规则，怎么能放心你啊？你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不上路不识时务，升迁了提拔了只有靠边站。
要黑大家一起黑，在那样的生存环境里，谁都别指望做“白乌鸦”。这就是我在这里杜撰出的“齐黑”效应。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向朝廷谎报全省连年大旱是一项高风险的行为，如果不是全体官员关上门来集体配合，玩了一出“齐黑”效应，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被揭穿的。要做到“齐黑”，那就必须要将每一个官员都拖下水变成共犯，很多时候，还要把好人硬生生逼成坏人。
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
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在当时，甘肃可以算得上是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每年中央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用于地方购买粮食，以抚恤当地的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
乾隆二十三年（1774年），政府规定：各州县存储米谷，大州县存一万石，中州县储八千石，小州县存六千石，全国统一标准。以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局部地区的粮食储备数额进行调整。像甘肃这样的穷省，因为老百姓没有其他收入，主要就靠两亩薄田维持自己的生计，如果遇上大灾之年，吃饭往往就成了大问题。朝廷令该省大州县存谷二万石，中州县一万六千石，小州县一万二千石。由于区域之间差异性较大，根据不同类型，又制定了不同的标准。
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80年)，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可以通过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读书人通过考试，取得监生的资格才能做官。但是对于达官显贵、豪门巨富来说，通向官家大门的路径就不止这一条了。比如说他们可以用金钱买到监生的身份，这就叫“捐纳监生”。对于有钱人来说，拿钱捐纳监生，买个官家的VIP身份，并非难事。
省内外商民跑到甘肃省的地盘上买来监生头衔后，他们并不要求能够进京入国子监去读什么书。对于买监生头衔的人来说，他们对读书也并不感兴趣。获得监生头衔后，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很多富裕商民子弟进入官场的一条终南捷径。
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外地商人会跑到甘肃的地界来“捐纳监生”，主要是因为甘肃开捐的价格要比其他地方低，每名监生只需要麦豆四五十石。当时一石二十八公斤，四五十石相当于一千四百公斤，按照今天的市价也就三千多元钱。
这种做法刚实施几年，就暴露出了诸多的弊端。
经手的地方官借机大捞特捞，挪用捐监粮，有的嫌收取实物过于麻烦，还要折收银两，干脆就直接收钱。时间长了，政府也就摸清了底数，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政府只好恢复拨钱购粮。
这时候，户部每年都要给甘肃拨银一百好几十万两解用来采购粮食。可让乾隆皇帝奇怪的是，虽然自己每年都要批拨专款，可甘肃还是不断打报告上来，哭着喊着钱少粮多。虽然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老是这么没完没了地哭，难免会让人生疑。
乾隆三十九年（1780年），陕甘总督勒尔锦打报告要求能够恢复捐监旧例，乾隆皇帝也同意了。但这一回，皇帝长了个心眼。他不能继续再当这个冤大头了，当长了，下面那些官员们评价自己会用四个字：钱多人傻。乾隆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找自己信得过的人，办让自己信得过的事。
王亶望走马上任时，向乾隆皇帝拍着胸脯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话说得那叫一个漂亮，可暗地里却另有一番勾当。乾隆这个冤大头当得实在是冤，自己挑的人，却在做忽悠自己的事。
为了捞取好处，王亶望和总督勒尔锦在私下里结成利益共同体。
他们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都不要再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王亶望和兰州知府（相当于省政府所在地的一把手）蒋全迪那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各地仓储都是底朝天，空对空。所以我们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实践证明，王亶望不愧是乾隆信赖的官员。在皇帝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吴思先生总结的“皇上也是冤大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因为，大家都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只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当官。
既然想让皇上当这个冤大头，那就要好好地糊弄一把。一国之君又不是三岁毛孩子，要让他当这个冤大头，还是需要动动心思的。对于王亶望这样的官场老油条，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他很快就找到了让乾隆皇帝当冤大头的办法。
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核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同时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省长都敢带头忽悠皇帝，也就跟在后面有样学样。毕竟上面的大帽子扣下来，有高一级的领导在那里扛着。
在这个案子中，地方各级官员几乎倾巢而出参与到这场权力分肥中，他们之所以敢如此置皇权国法于不顾，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权力监督机制的荒废有着很大的关系。努尔哈赤的子孙入关后，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恨不得将阻碍皇权强化的因素都清除干净。这样一来，科道官的监察权日渐削弱。
科道官在明朝时期又叫言官，他们由监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给事中和监督地方的御史组成。这些官员虽然级别不高，若论品级，很多人只是七品的芝麻小官。别看他们的级别小，可权力却并不小，他们有权监督正二品的尚书。这主要是因为科道官在官家权力系统中的设置相对独立。户部尚书级别够高了吧？可负责监督户部的户科给事中根本不怕他，因为他与户部之间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
为防止科道官权力过大，雍正时期更是将六科给事中都并入了都察院。这样就等于是剥夺了六科的职权，自然也就削弱了六科对六部官吏的行政监督权。就像乾隆年间的太仆寺卿戴璐在《藤荫杂记》中所说，雍正之后的六科是：“吏科官，户科饭，兵科纸，工科炭，刑科皂隶，礼科看。”正是由于科道官职能的不断弱化，才导致了监察机关在监督各级行政机关权力上形同虚设。在中央，那些占据重要部门的实权派人物以满人居多，而这些人大多数是皇帝的亲属或者宠臣。科道官们想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又怎会对其贪赃不法之事予以监督？处于权力链条最上端的京官就这样失去了有效的监督，由于权力的连锁反应，那些地方各级官吏也跟着鸡犬升天，参与到这场权力分肥的大戏中来。
此股风气一开，整个甘肃地界的权力食物链，每一个等级都在上演着同样的猎食方式。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以非法手段征收）赈银六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十两，合计起来贪污银两也有四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无人不腐。这些捞足了的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喂自己的上司。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个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亶望银一万八千余两，“馈送”蒋全迪六千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花去银六千余两。还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就更加离谱，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了个中间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八千两银。
银子送出去了，麦桓到手的只是一个待补缺的候补官员。这时候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再去打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其实也好办，先打个白条，将来有钱再补上。麦桓向上司承诺，如果自己能够由候补队员成为场上的正式队员，捏灾冒销得银后，将连本带息一并奉上。就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马不停蹄赶到任所大办其“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人不可无信，白条打了就要认账，不然他头上的七品乌纱也戴不长久。
我们就拿兰州知府蒋全迪来说，他作为四品官的知府每年俸禄为一百零五两，养廉银为四千两左右，二者合之，其合法收入三年也不过就是一万多两。可我们都知道那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里有虚构的成分在里面吗？肯定没有。
为了证明这不是信口开河，在这里开列清朝官场的几种陋规。所谓陋规，就是官场上一直沿袭下来的那些不成文的规矩，又特指贿赂需索。陋规的形式五花八门，因篇幅有限，我只简单开列三种：
节寿礼。顾名思义就是逢年过节或者赶上官员家里庆生，同僚和下属为其送礼。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讲陕西粮道向上司和有关衙门官员送礼定规为：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八百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二百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一千三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高级衙门的师爷节寿礼亦有规定，所谓“抚、藩、臬幕友一年节寿陋规，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书吏册费，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在中央衙门，书吏给司官送“年终规礼”。在“年终规礼”中，有两项主要指标不得不提。那就是亏空和勒接。
亏空。贪官将征收的钱粮并不是全部上交国库，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或者为本身早得税银而少征，造成钱粮的亏空。
勒接。官员有了亏空，在他卸职离任的时候，本来是无法交待过去的，但是接任者为了能够顺利得到实缺，往往愿意承受他的亏空，答应代为赔偿，以便早日上任，至于以后能否赔补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有的人不愿接受亏空，拒绝给前任调补亏空，这时上司就会出面，强迫新任接受，以免暴露出去，成为他的政绩污点。比如说道光年间，河南永城令沈玉墀接受前任的亏欠银三万两，到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自己又亏空了三万两，这样前后算下来光是亏空就高达六万两。
这样一任知府干下来，捞取个十万两银子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以上提到的只是地方官的所谓灰色收入，至于贪污、勒索，贿赂大捞外快，其收入更是难以计算。在这里，所谓清官与贪官，也只是相对而言。在这种情况，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变通的办法，逐步降低合法与非法，廉洁与腐败的标准，将一部分非法视为合法，将不算太严重的腐败视为廉洁。
康熙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此外不收，便是好官。”这就等于是放宽了廉吏的底线，只取一分此外不收。在这里一分的标准到底是多少？无人给出界定。清人冯桂芬分析得就更加直白，他认为当时官吏廉与不廉的区别仅仅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陋规虽然说不是法定的，但它已经形成了规范，被人们所接受，可以说它是不成文的官场规则。
它同时还是一种既成事实，无论是送礼者，还是受礼者，基本上都是受之当然，心安理得。反倒那些不送不受的人，倒成了世俗人眼中的二愣子。陋规中金钱财物的交往，基本上都是大官吞噬小官赃物，官吏压榨百姓血汗，是利益集团成员在其俸禄、赋役之外的贪婪追求。需要指出的是，下级对上司的敬奉，它的来源主要是正额赋役外由横征暴敛得来的灰色收入，所以对税民的敲榨勒索，是维护这些陋规的前提条件。
由于封建官场呈金字塔，每上升一级都非常困难，因此下级获得升迁或保位就必须博得上级的欢心。在古代官场，官员提拔缺乏客观标准，下级向上级行贿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同样金字塔式的贪腐生态系统、一条食物链：官员不贪腐就无法行贿，不行贿就无法保位或升迁，每一级官员都是其下级的受贿者，是其上级的行贿者，而真正清廉的官员就必然凤毛麟角。
换句话讲，如果一个官员想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迁，他就必须参与到这个贪腐集体中，否则作为异己就无法存活于这条食物链中，因为他的上级和同僚会担心他有可能揭发。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官员上下串通，连堂堂一国之君都敢忽悠，竟然长期作弊而没有被发觉。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工作干得出色，每年替国家省去白银一百几十万两，受到皇帝的嘉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被调任浙江巡抚（省长），不降反升。王亶望在甘肃地界上的钱捞足了，还得到了升迁。真是越贪越旺，越贪越升。
接替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也不甘落后，前任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任的实践经验，他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人折收白银五十五两，除办公费四两外，再加二两所谓的“心红纸张”费。据不完全统计，在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的六年时间里，每年报捐人数约在四万上下。这一点连乾隆皇帝也叹为观止，他在事后总结道“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如果以每名五十五两计，共折收捐监银两在一千三百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确实有一小部分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会少于白银一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