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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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党是清朝末年京师官场上的一个松散团体，绝大多数人是翰林出身。他们关心国是，针砭朝政，崇尚气节道义，憎恨贪官污吏；对外交涉主张强硬态度，反对妥协；文化上与西方势同水火，独尊孔孟。

清流党圈子里的人经常聚会，他们议论时政，并经常以联合上折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官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表面上故作魏晋文人的狂狷之气，动不动就弹劾那些触犯了纲常御律的大臣。一时之间，在京师之地声名鹊起，让一些行为不检点的权臣恨之入骨，闻之色变。

自恋者的“独清几率”

“清”字很早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楚辞?渔父》中的屈原，“行吟泽畔”，面对渔父，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渔父劝他要面对现实，去适应社会。水之清浊尊卑，各有各的用处。《孟子》里也记录了这段故事，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屈原，咏唱“沧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从“渔父”变成了“孺子”。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生命情调、生存方式支配和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归隐就成为古代政治生活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对建功立业和个人价值的自我体现、社会责任和个人自我关怀的重新认识，在天下“无道”和个体“穷”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官员大面积地隐退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时期，文人宁愿出世，也不愿意入世为官。

元朝建国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让自己的权力结构陷入了重重的怪圈之中。

这种怪圈主要来自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科举停废，补充官吏只剩下了荐举一条路，本来就不是固若金汤的“权力安全阀”一度被打破。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代里，荐举无疑大开官场奔竞之门。在只有荐举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胥吏进入仕途的成功概率得到了放大，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庞大的胥吏阶层，成为元朝官僚的重要后备队伍。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曾经奋斗在科举第一线的士人。谁能料到，权力易主，曾经疯狂追求的功名理想化为了泡影。

放下八股复习资料的士人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权力底层的胥吏，也算是打开了向权力上层奋斗的通道。

元朝建制以来，读书人通过从事吏职进入官场，也就是由“由刀笔吏得官”。由吏而官的做法，应该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元代废止科举制度，对士人来说，虽然有些怅然，但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来说又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士人们可以不必为了科举束缚自己的身心，对于他们来说，解除精神和思想的抱负，可以让这些文人更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创作带来的丰足感，这又何尝不是文化的大幸。由于长时间关闭科举的大门，不少士人已经对科举再开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干脆死了出仕为官的念头。这种风气一开，就连那些身在官场之人也不免心痒难挨。我们翻阅《元曲三百首释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在那本书里选出的元曲名家，做过各级官员的占44%，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作者都向往田园生活，有意学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心动不如行动，最终有勇气辞去官职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不光有汉人，也有蒙古族人。这些来自于权力集团的精英分子们争相脱离茫茫宦海，为元朝权力系统留下一副苍白无力的尴尬躯壳。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内的官员们加速腐化。那些京城里的豪门大户，对权力集团内部的上层官员实行的是一种长线投资策略。高手玩长线，瘪子才去玩短线。这些豪门大户所采用的手段也很简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逢节假日，他们都要宴请这些高官，以此来与公权力建立起一种私人感情。有人为这种宴请取了个难听的名目，叫做“撒和”。“撒和”本意是指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料。这些豪门大户对待升迁的官员，就像对待牲口那样，要想让他们将来为自己卖力，就要定时喂肥他们。不光在京城有豪门大户拉拢腐蚀官员，在地方上也不例外。当时流行一种行贿手段叫做“穿鼻镣”，就是说地方绅士用金钱贿赂官员，就像用一个铁环把牛鼻子穿上。牛怎么走，往哪里走，由不得自己，完全操纵在贿赂之人的手中。

就在上层官僚有意退出官场的同时，那些中下层官员也蠢蠢欲动，无心安于现状。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人鲜于伯机的工资只有纸币二十六贯六钱六分，这在当时大概可以购买2担多大米。加上2担5斗大米的生活补助，薪水共计约合现在七八百元。鲜于伯机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会演奏乐器，诗歌写作也很有名气。他的职务是太常博士，正七品，大约相当于县处级，在中央机关从事具体的文教工作。一个县级干部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个大家庭。

当时有位名叫揭曼硕的从五品监丞，其职务类似副局级长官助理。他住在京城大都双桥北面的旧公房中，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到皇宫附近的机关上班，一年忙到头。就是这么一个官场劳模，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穷得最后还买不起一匹马。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当时有文人这样自嘲：我们这些人用权力换来的官职只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原本为儒家文人所藐视的工商阶层，现在也赶上了好时光，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一个元朝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当时有位知府酸溜溜地说：“小商小贩，出门的时候还两手空空，晚上回来却能收获千金利润。”

就拿在封建时代处于百业最底层的演艺行业来说，收入也不见得比中下级官员的收入少。一个在乡村演出的杂剧班子，每位看客收费两百钱。就算每月有二十天演出，每天有百人捧场，月收入也在四百贯，折合白银两百两。这两百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它可以抵得上八名县处级官员的月俸加补助。

九儒十丐，这是一个让人看上去很妖孽的命题。科举制度的取消，让知识无法改变文人命运，让官阶无法兑现官员的合法利益，让权力只能交换无现实意义的规则，诺大的官场让士子们身无所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能够选择的就是清仓而去，宁愿隐身乡间做一个自由的农夫，也不愿再贸然入市。全国各地，从权力系统的上层到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辞官，官员玩失踪的活剧。

山东地区的知名文人杜仁杰，朝廷多次征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绝，他的辞官理由是：只要赶上好年景，干什么都没有当一个庄稼汉快乐。维族人贯云石，曾经干过地市级的军分区司令员，还在京城当过高级文官，后来也称病跑到江南隐居起来。他说：人在官场祸福难料，不如过自得其乐的生活，来得安逸。蒙古贵族孛罗，曾经是一名御史，也放弃功名，混迹乡间。他对自己的为官生涯这样总结：黄鸡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惩奸猾。

士人无心眷恋纷纷扰扰的官场，将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归隐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封建官场的淘汰规则是污吏驱逐良吏，一旦正直的官员的生存状态处于边缘状态，便轮到那些奸猾小人在舞台上群魔乱舞了。至少，素质低下的庸官可以得过且过，安享俸禄。整个元朝的国家机器锈迹斑斑，权力结构受到了来自士人集团的强烈冲击。

士人大多都是志向远大、矜持清高之辈，他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所培育出来的官员典范。但如果他们生不逢时，官场腐化的事实将会使他们的生存空间遭到致命的挤压，而在奋力反抗而又无能为力后不得不走向另一极端—归隐，索性眼不见心不烦。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士人的“独清几率”究竟能有多大？如果让一个“清者”陷入无数“浊者”和潜规则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还能将这个“清”字招牌死扛多久？他能够坚持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清流者的逆向法则

在古代官场中有所谓的“逆淘汰”法则或精英淘汰法则，就是指在那些有真材实料和道德操守的官员，往往会在现实中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当官员中的优秀分子被淘汰出局后，那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

排列古往今来的官场精英人物，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海瑞。连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都认为海瑞是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一个古怪就把海大人直接推到了官员的另类人群中去了。

在明代官场之上也有所谓的“清流”，其组成人员是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言官。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朝廷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然后邀请了一些名人学士在其间讲学，在讲学之余，他们往往会对万历年间的时政和权力集团的首脑人物展开点评，他们的言论被称为清议。这种紧扣时政的讲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参与到活动中来，这些人以东林书院的东林派为核心，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这些人既不肯与官场的邪恶势力水乳交融，也没有勇气革故鼎新。当然他们也希望化纸上谈兵为点石成金，但始终找不到一个释放的出口。在他们眼中看来，个人名气要比朝廷社稷来得更为实惠。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先立好身、立好言，才有资格去为官家效力。

在野的“清流”少了权力枷锁的束缚，自然可以做到身心解放。但那些置身于官场中的“清流”，他们的境遇只能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了。

明朝重臣张居正在对待那些“清流”下属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张居正认为，天下之贤，天下用之。他从来不用言官，也不喜欢官场上所谓的“清流”人士。

汪伯昆和张居正是同年，同年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跟自己同时打进排行榜的人，是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们。同年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是最铁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的同学，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

汪伯昆在湖北当过几年巡抚，一直是地方行政大员。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就把老同学从地方调到北京当了兵部左侍郎。汪伯昆走马上任以后，张居正就交给老同学一项任务，让他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汪伯昆巡边的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赫赫有名的戚继光，此人也是张居正的朋党成员。汪伯昆到了蓟辽之后，既不去听汇报、也不与当地的负责人交流工作事宜，却跑去和当地的文人学士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知道后对老同学十二分地不满意，原以为老同学会拿自己交代的事当回事，不了却被放了鸽子。

汪伯昆返回北京后，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只批了八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就是兰花芝草，都是好花好草，可偏偏生错了地方。既然长错了地方，那就要毫不客气地铲掉。你汪伯昆既然想当一个优秀的诗人，那就应该到诗歌协会去，兵部是研究军事的地方，不是文人吟诗作赋的地方。汪伯昆这个“清流”官员就这样被自己的老同学罢了官职。

在张居正看来，像老同学汪伯昆那样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说话水平像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清流言官，不过是官场上好议论、好争斗的无聊文人，办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居正是一个官场实用主义者，他用人只看中两点，一是真正是有才之人，二是会做事之人。他宁用稳重之人，也不要那些过于极端的所谓人才。因此，张居正当朝十年，对于那些开书院，以及借书院讲学之名，而有事没事言议论朝政的所谓清流，非常反感，他曾经有过封杀书院抄了清流人士老巢的举动。清谈误国，说的比唱的都要好听，还要我们这些实干家做什么？

张居正最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他打死不用海瑞这样连肉都舍不得吃的大清官。《明史》称：“居正惮瑞峭直。”就是说张居正这样的高层领导也害怕下属里面有海瑞这样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他认为像海瑞这样敢抬着棺材与嘉靖皇帝理论之人，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连皇帝老儿都敢不给面子，就别说大臣们了。

在张居正看来，海瑞这种清官做事太极端了。要知道极端是为官之人所忌的，中庸才是真正的王道。好人不一定就能当个称职合格的好官，对于张居正来说，好官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而海瑞这种人做官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也有自己的局限，那就是没器量；虽然有操守，但同时又缺乏处事的灵活性。因此，海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有政德而并无政绩的官员。在这一点上，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

那么海瑞的执政能力是不是就像张居正所认为的那样呢？嘉靖皇帝死后，海瑞被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所起用。于是海瑞就来到了江南，做了应天府的巡抚，管理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然而海瑞一门心思治理了几年，当地的赋税反而减少了三分之二，更要命的是境内的大户人家都跑到外地去了。海瑞的清廉到了让同僚无法忍受的地步，平时放着八抬大轿不坐，偏要骑个破毛驴去上班。省长都不坐公车，其他官员谁还敢坐轿子？这可害苦了其他官员。

应天府那些当差的“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就是说，海瑞清官的权威是树立起来了，可没有人愿意再替他干活儿了。他不像是一个官员，更像是一个精神斗士。他似乎天生就与那些富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穷人和富人之间打官司，不管是谁的错，海瑞肯定会判富人输。这样一位高举着“道德理想化”旗帜的清流人物，在一个地方为官一任，到底是误事还是成事呢？

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还要讲和谐安定。如果在一个为政一方，弄得地方鸡飞狗跳，不能兼顾到各方利益平衡，虽说成就了一世清名，但肯定是无法融入正式权力系统的另类官员。毕竟当官不同于做学问，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摆平一切的。海瑞的官场之路成了一场性格悲剧，最后只落得辞官回家的结局。离别之时，他语出惊人“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一个接受官家教育多年的官员，居然会说出这样不得体的话，也的确够雷人的。一句话等于把天下的官员都得罪遍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清流派并不是一个党派。谁是清流党，谁不是清流党，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他们是由一种不定型的半私人关系维系着的官僚群体，既无组织，又无纲领，呈松散状态。

光绪年间，曾经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在他所写的日记里对其在京工作和生活进行了记录和分析。在这部日记里，其中写到了清官李用清的事迹。

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慈铭在官场上的年总收入为两千零六十一两银子，其他年份也基本上保持在两千两左右。年总收入=官俸+灰色收入。在这里，李慈铭的年总收入超过了他本人官俸的十五倍还要多。参照当时的物价，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多万元人民币。一百多年前，一个国家公务员能够有二十万元的年收入，早就过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李慈铭在日记里一边炫耀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在大肆哭穷：物价飞涨，商贩黑心，孩子的奶粉钱不够花。

李慈铭笔锋随之一转，提到了一个叫李用清的官场同僚。李慈铭在文字中尽显挖苦之能事，将自己的这位同僚李用清狠狠地丑化了一通。李慈铭是浙江绍兴人，绍兴乃是文风鼎盛、经济繁荣的地区。而李用清是山西平定州人，身上有着山西人固有的勤俭朴素本色。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里拿李用清开涮，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文字如下：“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这句话摆明了就是嘲讽李用清，一个乡下人，哪里见过什么大世面、享受过人间有如此醇美的生活。

在这场晚清官员的“日记门”里，官员出身论跃然纸上。其实李用清和李慈铭私下并没有什么过节，为什么他要对李用清如此讥讽呢？原来另有隐情，那就是李用清有事没事喜欢学习海瑞，装扮清廉。李用清向自己的偶像海瑞致敬的方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在官场有个绰号叫“天下俭”，顾名思义，就是天下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廉洁的官员了。

李用清在任云南巡抚的时候，他在堂上处理公务，他的夫人就坐在旁边的小屋里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就连夫人生孩子，他连接生婆都舍不得请，结果夫人刚生下儿子就死了。家里的仆人可怜夫人，就自己掏腰包为女主人买了口棺材，李用清却反过来责备仆人过于破费，硬是逼着仆人换了口更薄的。时间不长，孩子也夭折了。仆人又为孩子买了一口小棺材。李用清同样责备道：“小小的婴孩，用不上这个。”他打开亡妻的棺木，把孩子的尸体放了进去。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近乎苛刻的清官，还是因遭到同僚的集体攻击而被罢官。

过了几年，晚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权力集团又想到了这位官场楷模，重新起用他。接到起用通知，李用清就往京城赶。从他的家乡山西到北京城七百多里的路程，李用清就靠一双脚底板走过来的，中途没雇一车一骑。这项纪录不光在官场中，估计连普通老百姓也难以做到。

李用清与京官李慈铭的仕途经历有所不同，李用清在地方为官多年，而且干的都是肥缺。他历任广东惠州知府、广东布政使、贵州布政使并署理贵州巡抚、陕西布政使。官员在这样的职位上，根本不用花心思去捞取好处，只要按照晚清官场的陋规，拿他应该拿的那部分，就可以富得流油。可事实却与想象差距太大，李用清不但没流油，个人有时候还要往外漏油。作为一名高级官员，他基本上做到了一分不取；而在为朝廷聚财方面，他却做得有声有色。在掌管贵州全省财政时，一年内藩库库银从六万两增加为十六万两。接手陕西藩司时，全省库银三十万两，一年后翻倍。

就是这样一位克己奉公的省部级高官，在官场上除了李慈铭对他极尽讥讽，其他级别差不多的官员，也都将其视为异类，甚至在私下里串联起来弹劾他。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样一位掌握正式权力的高官，表现得如此清廉俭朴，你让其他官员的脸往哪儿搁呀？岂不是反衬了其他官员的奢靡贪婪吗？所以同僚们要想方设法将他这只罕见的“白乌鸦”涂抹成“黑乌鸦”。本来以为奢靡贪婪才是罪孽，哪里晓得官员清廉不贪也是过错。那些“假道学”、“邀名”之类的大帽子还是狠狠地砸在了李用清的头上。有你李用清在，哥几个岂不要惭愧到死，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会那么大？

李用清在署理贵州巡抚时，曾经力主禁烟。他亲自带领幕友、兵士下乡铲除农田里的鸦片，这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他操之过急，激起了当地的民变。这下可让那些等着他犯错误的官员逮住了把柄。李慈铭也于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御史汪鉴列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旋谕令开缺来京。”这个汪御史和李慈铭一样的调调，竟然说李用清清廉俭朴，就像马不吃肉只吃草那样，生性如此，与他个人的情操毫无关系。李用清这种一根筋的做法，连那些京官们都取笑他不懂得为官之道。

没过多长时间，李用清被任命为陕西布政使，作为一个省的二把手，他照样厉行节约、休养生息、禁止鸦片。这样一来，他因此得罪了地方一把手—陕西巡抚。原因还是出在他这个官当得过于“抠门”了，把藩库的大门守得太紧。他能让陕西库银一年内翻倍，巡抚当然高兴。但是守着这么一堆银子，又不让巡抚自由使用，巡抚当然不高兴了。银子是用来花的，又不是用来看的。逢年过节，巡抚要拿银子进京孝敬慈禧太后，顺道打点各重要部门的京官，疏通关节。可李用清太不讲政治，不讲大局，竟然不予配合。这下逼急了巡抚，他亲自上书参劾李用清。这样一来，李用清在自己的官位子上就待不下去了，最后只好回老家在晋阳书院当了十年的院长，郁郁而终。

曾经当过光绪皇帝老师的大学士翁同龢也是一个清廉之士，他就非常器重李用清，对李用清这种少有的清廉下属，大有英雄惜英雄之感。李用清被免职回乡后，翁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感叹道：“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二李”中的另“一李”，就是在清朝官场上被人称为“一国俭”的李嘉乐，此君也同样被权力集团排挤出局。

李用清晚年在自己家乡的书院里讲学度日，他在教育自己学生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拿自己的为官经历做例子。他是否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在权力结构性腐败的王朝里，当贪腐已经成为官场的主旋律，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最后的下场就会像自己一样成为权力者的公敌，必定会被官场潜规则无情地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