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致命的“多米诺骨牌”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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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派往北平的三位官员就好像这场权力博弈游戏中的“多米诺骨牌”,由三人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决定了这场游戏的输赢。张昺、谢贵两人是朱允炆手中的牌,不管他们是好牌烂牌,他们都不起决定作用。而另一个人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局面,这个人就是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这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最为致命的一张王牌。
张信在接到朝廷发来的密令后,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原因是他母亲说出的一番话让他犹豫了。他的母亲说:“你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帝王之气在燕王这边,你不要轻举妄动,搞不好就会遭灭族之灾(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
本来张信在这件事上就表现得犹豫不决,母亲的话更是动摇了他对建文朝廷的信心。张信是这样考虑的:凭自己的本事想要抓捕燕王,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己可不愿意这么白白去送死。既然不愿去送死,那就只有去送信。
主意拿定,张信就偷偷地跑去向朱棣告密。朱棣获知建文帝要对自己下手的消息后,惊惧万分。虽然说他早有预料,但是内心还存有一份侥幸。如今听了张信的告密,他才真正意识到,该来的已经来了。张信的临阵变节,使得僵持不下的削藩攻坚战在最关键的地方掉了链子。
朱棣在送走告密者张信以后,既喜且惊。喜的是张信的告密来得正是时候,正如他对张信所说:“生我一家者,子也!”惊的是他没有想到优柔寡断的朱允炆果真要对自己动手。朱棣找到自己的谋臣道衍和尚,与其商议对策。最好的进攻才是防守,朱棣已经别无退路,只有起兵对抗朝廷一条路可以选择。
张昺与谢贵调集城里的七卫士兵与屯田军,包围了燕王府,切断了燕王府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他们将北平的情况拟了一份奏疏送达南京,向建文帝报告情况。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建文朝廷在北平的衙门里发生了一起改变战局走向的怪事。建文帝下达给张昺和谢贵的密诏被人窃取了。
经过调查发现,窃取密诏之人是张昺和谢贵手下的小吏,一个是北平布政司吏奈亨,另一个是北平按察司吏李友直。两人将密诏献于燕王朱棣,以图换取荣华。皇帝的密令居然被衙门里的小吏轻而易举地窃得,并送给了对手。由此可见,建文帝在北平的战略部署是多么失败。既然建文君臣已经将朱棣视为最大的威胁,却安排张昺与谢贵两个不合格的军政长官来掌控北平的局势,这是最为失败的地方。
从两人的阅历、能力和威望来看,他们并不适合被安排在北平这样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两人把持着北平的军政大权,一个是北平省长,一个人是北平军区司令。朱允炆看重他们的并不是治军理政的能力,而是他们的忠心。经过洪武年间的血腥清洗,帝国的权力系统并无多少可用之才。在这种情况下,忠心就成为皇帝用人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说到底,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都是皇家血脉,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皇家内部的矛盾。对帝国的官员们而言,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建文帝与藩王们之间的矛盾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忠心就变得尤为重要。忠心往往决定自己所站的队伍,也决定着自己的枪口是冲着谁。
可忠心并不能转换为能力,张昺与谢贵虽然全力对付燕王朱棣,却疏于对官府内部的管理与防备。北平军政衙门接二连三出现告密者,这让朱允炆所下的密令毫无秘密可言。
当时有一个朝廷军队里的士兵,喝得醉醺醺的,到处找磨刀铺要磨刀。刚巧有个老婆婆看到了,就问他:“你磨刀要干什么?”那个士兵得意地说:“朝廷已经下了密令,要杀燕王府的人。”老太太赶紧托人将这件事转告给燕王朱棣。
皇帝所下的密令居然成了北平城里公开的秘密,可见北平的政府机制这时候已经千疮百孔。帝国上空的云层陷入一种凝固状态,建文帝与燕王朱棣谁也不清楚对方到底何时才会翻出那张决定输赢的底牌。
朱棣不敢贸然动手,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燕王府的兵力基本上都被朝廷抽调走了,朱棣让他的死党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和燕山护卫千户朱能,率领仅有的八百名护卫兵前来护卫燕王府。
为了忠实地执行建文帝的密令,不伤害朱棣和他的家眷,张昺和谢贵先下令给军中将士,将燕王府围得水泄不通,做好进攻的准备。然后又叫人将建文帝的诏令搭在弓箭上射入燕王府,上面写着朝廷要逮捕的燕王府官属。
明明是燕王朱棣谋逆,为什么朝廷不逮主犯而要先抓“从犯”呢?因为自朱元璋起明朝就形成了一种制度:一旦亲王犯事,就要惩治王府的官属。按照朱元璋的强盗逻辑,他的儿子没学好完全是因为王府里的官属没有好好引导和辅助,所以治罪要先治王府的官属。朱允炆忠实地执行了这一祖制,这才有张昺与谢贵射箭“劝降”之举。
此时燕王府内的朱棣着实被朝廷的这种阵势吓着了,他知道整个北平城已在张昺和谢贵的控制之下,自己现在是插翅难飞。如果以自己现有的力量与朝廷的军队硬拼,无疑是以卵击石,但也不能坐以待毙。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朱棣突然对外宣称他的病好了。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派人将自己病愈的“喜讯”通报给张昺与谢贵,并告诉他们,朝廷要的“案犯”已经全部缉拿在案,请两位朝廷大员前去燕王府拿人。
张昺和谢贵怕其中有诈,不肯前往。朱棣又派人到张、谢的官衙,向他们出示了朝廷要缉拿的燕王府属员名单,并让他们前去将案犯带回去。张、谢二人虽然仍有疑虑,但最终还是跟着朱棣的来使前往。
当张昺和谢贵来到燕王府门口时,他们开始犹豫。燕王府的兵丁见此情景,赶紧迎接,十分热情地邀请两位封疆大吏进入燕王府内清点。张、谢大摇大摆地跨入了燕王府的大门,刚刚迈步进入第二道门,守护在此的燕王府兵士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朱棣见张昺和谢贵进入府中,笑容可掬地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让人给他们敬酒,但张、谢以公务在身无法喝酒为名,执意不肯接受。于是朱棣又拿起西瓜,啃了起来,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张昺和谢贵发现情势不对,连忙起身准备告辞。朱棣随即将手中的西瓜往地上一扔,破口大骂。话音还没落地,埋伏的刀斧手们就已经冲了上来。其实他们一直在等候朱棣事先跟他们约好的暗号。他们一拥而上,将张昺和谢贵捆绑起来。这时又有燕王府的护卫将葛诚和卢振也押了上来,原来葛诚和卢振这两位忠于朝廷的燕王府“内奸”早已露了马脚,朱棣一直装作浑然不知,就等着这时一起收拾。
燕王府内的大殿上,朱棣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并下令动手。这边命令刚下,张昺和谢贵的两颗人头就滚落在台阶下。可怜这两位建文朝的重臣、北平军政要员还没完全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已经命赴黄泉。
杀了张昺、谢贵,接着又将屠刀指向了葛诚、卢振等人,朱棣尚不解恨,又下令将他们灭族。
朱棣的暴行一下子震慑住了众人,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有两个不怕死的书生站出来劝谏朱棣。一个是燕王府伴读余逢辰,安徽宣城人,因为供职于燕王府,他才来到了北平。此人不仅有学问,而且品行也端正。一开始朱棣对他很信任。余逢辰听说朱棣密谋造反,就竭力规劝朱棣不要干出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但每次都被朱棣敷衍过去。
余逢辰终于明白,朱棣压根儿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余逢辰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国家有难,他定会为国殉节。余逢辰的家信写好寄走没多久,就上演了这出“西瓜宴”。朱棣连杀朝廷命官,余逢辰劝他不要“君父两负”,惹得朱棣盛怒之下将其诛杀。
杀了一个书生余逢辰,朱棣以为可以镇住场面了,可谁也没想到又冒出了一个不要命的书生杜奇。杜奇是北平城里有名的才子,朱棣专门将他请到府里来,希望他助自己一臂之力。让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读书人杜奇是一个正人君子。虽然他也渴望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但是他从未想过用造反的手段去获取功名。他不仅没有为朱棣出谋划策,反而竭力劝谏朱棣不要头脑发热,将来背上千古骂名。朱棣早就听够了余逢辰的“腐言”,没想到又来个不要命的“腐儒”,他顿时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将杜奇也给杀了。
在专制社会里,帝国的君王们往往是踩着别人的尸骨登上万人景仰的宝座的。朱棣就是这么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杀了一个又一个,他正在兴头上,意犹未尽,于是就下令杀向燕王府外面。
再说燕王府外那些奉命包围燕王府的官军,和那些随同张昺、谢贵一起来到燕王府前的护卫兵士,他们一直在外等候着张、谢两位大员的命令,压根儿就不知道燕王府内发生的一切。等到太阳西下时,还不见张昺、谢贵出来,一些心急的兵士就开始偷偷地溜走了。留下来的兵士突然间看见燕王府的墙头上有人挑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出来喊话了:“张昺、谢贵假传皇上圣旨,谋害燕王。今已被燕王斩首示众!将士们,你们千万不要再受蒙蔽了,大家都没事了,赶快回去,燕王就赦你们无罪。如果有人胆敢抗令不遵,燕王说了,要灭他的九族!”
腾腾杀气一下子将燕王府外的朝廷官军给镇住了,有反应快的兵士赶紧逃命,也有的放下了武器,剩下一些想抵抗但还没来得及抵抗的,一刹那间全成了朱棣亲兵的刀下之鬼。
北平都指挥使彭二得悉朱棣公然举兵反叛的消息后,马上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奔驰在北平的街头,大声高喊:“燕贼谋反了,跟我杀贼者,有赏!”这一喊很快聚集了一千多号朝廷官兵,他们在彭二的带领下,向燕王府的端礼门发起了进攻,但因为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组织性差,很快就被朱棣的亲兵打垮了。
此时天色已暗,尽管张昺与谢贵这两位北平的最高长官被杀了,但整个北平城还是掌控在官军的手中,尤其是北平城的九个门都被守得严严实实的,如果不把它们一口气拿下来,此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朱棣与手下主要干将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后决定,乘着黑夜向九门守军发动突然袭击。一夜之间整个北平城的八个城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被攻陷,到天亮时只剩下一座西直门还在朝廷官军手里。一夜之间,建文朝廷在浑然不觉中丢了一个北方至关重要的军事重镇。
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废夺周王开始,到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燕王朱棣公然反叛,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宣告失败。经过历时一年的惊心动魄的削藩与反削藩之后,明王朝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皇位争夺大战——“靖难之役”。
朱棣起兵之初,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个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战争初期,建文朝廷欲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而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和以东的蓟州、遵化、永平等州县,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便于从容对付朱允炆的问罪之师。
然而在燕王大肆攻城略地的时候,朱允炆还觉得自己的布置不存在任何问题,北方军队不足为惧,还一心想着他那“锐意文治”的政治蓝图。前方战局的不断失利,让他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召集大臣商讨对策,最后决定起用老将耿炳文。这时的耿炳文已是年近古稀。朱允炆何以用这样的老将?这是他祖父朱元璋杀戮功臣宿将的后果。建文朝廷无将可用,只能起用年近古稀的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讨伐燕王。
耿炳文并没有表现出一个老将的过人能力,反而被朱棣打了个措手不及。无奈之下,建文帝听从黄子澄的建议,任命李景隆(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为大将军。此人是一个纨绔子弟,根本就不懂得用兵之道,“寡谋而骄,色厉而馁”。李景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一败再败。燕王的军队长驱直入,不过在途中遇上了平燕将军盛庸的顽强抵抗,朱棣的亲信大将张玉也战死于东昌城下。
战争进行了两年的时间,进入一种胶着状态。正在朱棣为无计可施而苦恼之时,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太监送来了南京城内防备空虚的情报。朱棣手下谋士劝其不要纠缠于一城一池,越过山东,以奇兵直取金陵。朱棣采纳了这一建议,整个战局由此改变。
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出奇兵,一路南下渡长江攻入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朱元璋第十九子谷王朱橞打开城门迎降。混战中皇宫起火,火势被扑灭后人们发现几具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据说便是死去的建文帝、马皇后和皇帝的长子朱文奎。
四天以后,燕王朱棣龙袍加身,年号“永乐”,是为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明成祖。朱棣在大臣们的屡次“劝进”中才半推半就着即位。历来篡位者的好戏都离不开这一桥段,朱棣自然也免不了。既然自己是领兵打进京师才做了皇帝,要摆脱篡夺之嫌疑,堵住天下臣民的议论,首先要做的是否定前朝的合法性。
坐上了帝位的朱棣没有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甚至不承认建文的年号,将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这个帝位不是从建文帝那里继承来的,而是直接继承自洪武皇帝朱元璋。他甚至还暗示,老皇帝在世之日,就很喜欢他,曾和大臣商议易储一事,想让他燕王取代皇孙承续大统,考虑到秦、晋二王在世,且比他年长,这才作罢。
其次是改出身。皇位继承,讲究嫡长之分。为了让自己的得位显得合法,他将建文帝时代所修的《太祖实录》修改了两次,称自己是太祖高皇帝的原配马皇后所生,与懿文太子朱标及秦、晋二王同母。因他的这几个兄长已经亡故,诸王中自己居长,所以从伦序上说,入续大统是理所当然。修《永乐实录》时,更是直接把“高皇帝生五子”写了进去。但后来修《明史》者不知是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在好几处都透露出朱棣并非嫡出。
他要将人们大脑中关于建文朝的一切记忆彻底洗去,于是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被大量销毁,宫廷档案和皇帝起居录等被涂写和修改,一切记载这一政变的私家记述和文献都被禁止。事实情形就像后世历史学家所说:“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实记载,已为永乐时毁灭无遗……成祖以为罪则罪之,既篡之后,谁与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