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合作的非暴力者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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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初年有着相当不错的开局，一大批围绕在内阁首辅杨廷和身边的文官，在后世都享有贤明能干的声誉。可是皇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这个来自湖北藩王之地的皇帝好像并不急于开创属于自己的盛世。
一场来势汹汹的“大礼议”风波，让杨廷和与其几位德高望重的助手都有了离去的心思。而少年皇帝朱厚熜好像并没有挽留的意思。在他看来，国家治理得好与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开心与否。从即位第三年起，朱厚熜开始崇信道教，举行斋醮活动，并在大内广设醮坛。发展到后来，他甚至不视朝政也要修玄斋醮。
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大到除了皇帝，就无人可以约束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文官们争夺首辅之位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朱厚熜将内阁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午门之内，这样就与翰林院和文渊阁区别开来。
时人在谈起内阁的时候，不再简而化之地将这几个机构混为一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将内阁大学士定位为文官之首，并且将那些既忠心又听话的文官选入内阁，赋予他们干预六部事务的权力。
其实内阁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文官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演变。
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筹建内阁的目的在于辅政，就是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朝政，阁臣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说白了，内阁就是政府的秘书机构。到了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大学士俨然成为皇帝最为亲信之人。大学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门的领导，有的还兼领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级别官衔，权力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虽然他们还不能到兼职的各部门去担任实职，名义上还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但是他们在帝国事务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
后来的几位皇帝体弱多病或年幼无知，大学士们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被赋予“票拟”的特权。正是“票拟”权的产生，直接将内阁大学士送上了权力的制高点。帝国权力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内阁大学士的掌控之中。为了使内阁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防止专断，一度废止了内阁首辅之位，但从明世宗后内阁首辅保留了下来，并且日益重要，成为争夺焦点。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嘉靖皇帝对宦官的控制很严，动不动就将那些犯错误的宦官往死里整。朱厚熜执政时期，宦官的势力在帝国的权力分润中并没占到多少股份。宦官的权力收缩到极限，这就使首辅的争夺成为帝国权力争夺的最大焦点。这一时期先后就任首辅的官员多达十几人，频率之高，人数之多，都创造了纪录。
嘉靖初年，杨廷和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事件而移情专宠张璁，使其平步青云，以火箭般的蹿升速度坐上了首辅的宝座。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为皇帝的朱厚熜感觉到张璁这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些耍滑头，恃宠不让。于是朱厚熜就想找一个人来制衡他，目标很快就锁定在了夏言的身上。
在君臣猛烈交火的大礼议事件中，夏言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夏言曾上疏建议嘉靖皇帝亲耕南郊，让其生母蒋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夏言这么做既表明了自己力挺皇帝的决心，以此博取对方的信任，同时这么做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避免将自己完全暴露于帝国官员内耗的火力网中，避免引起反对派的憎恨。由此可见，夏言是一个政治手腕高明的文官。
嘉靖七年（1528年），夏言又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写得相当有水平，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疏中的观点与嘉靖的想法不谋而合。皇帝由此龙心大悦，自然少不了一番嘉奖。嘉靖皇帝将其调入翰林院，为侍读学士，也就是专门陪皇帝讲读经史。
夏言是个外形俊朗、气度不凡之人，极具个人魅力。作为一名侍读学士，他讲读经史声音洪亮，用一口标准的官话（北京方言），因此深得嘉靖皇帝的喜欢。每次授课结束，皇帝都会赐其茶饭，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现与前面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两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礼议”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朱厚熜对此仍耿耿于怀。他急于想在礼仪制度改革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为自己纠结于此找到一条合法的通道。也就在这时，夏言上疏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时，内心也是激动万分。
其实改变祖制这种事，历来就是讨好新君、惹怒旧臣的。新君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往往会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处。夏言的这道奏疏虽然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却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而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就有“大礼议”事件中的先锋派人物，此时的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这件事中，他却和皇帝唱了反调。当初在“大礼议”事件中结盟皇帝，是为了能够跻身权力高层；如今与皇帝唱反调，张璁是担心夏言借着“天地分祀”这件事上位，以达到权力分润的目的。
张璁无法接受夏言与嘉靖皇帝在这件事上一个鼻孔出气，他将夏言视为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张璁决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韬找机会诋毁夏言，使其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
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访太常寺卿彭泽的府邸。在这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中，薛侃交给彭泽一份文稿。因为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薛侃才会主动上门请教。这份文稿是他准备上疏给皇帝的，其中的内容涉及明朝皇帝的禁忌——继嗣问题。
疏中的内容就是劝嘉靖皇帝早日确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时嘉靖还没有一个皇子，而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继嗣问题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断子绝孙才轮到他来当这个皇帝。
当彭泽看完这份文稿的时候，他从中捕捉到了置夏言于死地的杀机。薛侃、彭泽和夏言是同榜举人，薛侃是夏言的死党，而彭泽却是张璁的幕后同党。只要薛侃罪名成立，作为死党的夏言就难脱干系。
彭泽带着这份文稿找到了张璁。经过一番密谋，张璁将抄录的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并直指，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写。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薛侃收监，命令严肃查处此事，从重治罪。经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细致调查，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他自己所写，彭泽指认夏言幕后所为，纯属栽赃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查明事情真相后，皇帝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其四品官服和俸禄，用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其官职也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如此一来，夏言与张璁这两大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那些在“大礼议”事件中敢怒不敢言的官员也趁机站出来弹劾张璁，张璁在朝中混不下去了，只好打着提前退休（致仕）的旗号离开岗位。张璁并不甘心，虽然后来他又多次回朝想要挽回败局，可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夏言在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地位与日俱增，已形成取代张璁之势。夏言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地位与声誉双丰收，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大礼议”事件之后，士大夫们讨厌张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们希望借夏言之手，向张璁讨回“大礼议”事件的欠债；另一方面，夏言谨慎低调的个人处事风格为自己赢得了支持。
嘉靖十七年（1538年），夏言不出意外地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为帝国的新任首辅。
夏言是一个权力场上的明白人，也懂得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在担任内阁首辅之后，夏言还算是一个兢兢业业、为皇帝排忧解难的好官员。但是登上权力顶峰的夏言，却暴露出了一个严重的毛病，这个毛病是有才之人的通病，那就是待人接物有一股傲气。这种人在官场上容易得罪人。就连在皇帝面前，夏言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姿态。当时不少大臣都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
嘉靖本来也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强势之人，这样一来君臣之间就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而此时，夏言在权力生涯中的真正对手，已经在黑暗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施以致命一击。这个人就是明朝的重要权臣，擅专国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
嘉靖时期，帝国先后涌现出了四名内阁首辅，其中夏言和严嵩两人的任期加起来长达二十多年，整整占据了嘉靖在位四十五年时间的半数以上。由此可见，两人在明中叶的帝国官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人都是江西人，年龄也接近，夏言只比严嵩小了两岁。
他们都不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夏言的籍贯是江西贵溪，隶军籍，祖上是靠军功博取的功名。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隶匠籍，祖祖辈辈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匠人。
在严嵩的家族谱系里，能够与帝国权力沾上边儿的，还要数他的高祖父。严嵩的高祖父曾经做过省部级高官（四川布政使），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而夏言的父亲夏鼎则是因为投奔在京城任军职的兄弟，才有机会留在京城读书，最后通过个人的努力考中进士，然后派驻地方为官。夏言在京城一直长到十四岁才跟随父亲到地方，所以在他成人之后，能够说一口漂亮的京腔。
两人都具备相当高的天分。就出身而言，严嵩的起步显然要比夏言略占优势。严嵩二十岁的时候就通过乡荐（举人），几年后又考中进士，而且还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因此他被朝廷以庶吉士的身份选拔进翰林院做编修。明代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内阁的署衙，内中网罗了许多科举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团和书记处。在馆阁的日子里，严嵩的经义文章经常在馆试中被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每每拔得头筹。同时，他的书法也非常漂亮。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还可以领略他的书法技艺，可以说是双重享受。
夏言二十八岁中举，不久入国子监读书，一直到三十五岁才拿到进士资格。他的科举成绩考得并不理想，只能达到三甲的水平。所以夏言刚进入官场时只能在中央行政机关行人司当个办事员，后来才转到兵科给事中的职位。
与夏言的性格不同，严嵩的傲气是深藏不露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人相当低调。在外人看来，严嵩完全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甚至透着三分谄媚、七分奴颜。
就在严嵩怀揣着政治理想准备在官场上好好打拼一番的时候，他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于是不得不返回原籍养病。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打着为皇帝祝寿的旗号重返北京。嘉靖皇帝诚挚地邀请严嵩留在京师，严嵩没做丝毫犹豫就爽快地留下了。严嵩留在了京师之地，也就此拉开了严嵩混迹帝国权力中枢的序幕。
在严嵩返乡养病的十年时间里，正赶上大宦官刘瑾权倾朝野。在刘瑾与其党羽被扫荡后，严嵩北上顺天，才算正式宣告复出。在此后的十多年之中，他先后供职于北京和南京的翰林院。而这时他的同乡内阁次辅夏言，已经成为嘉靖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
虽然严嵩在年龄和科举资历上都要超过夏言，但是在夏言面前，重返权力场的他还是摆出了一副后进晚学的姿态。在严嵩所著的诗集里，有不少诗句就是专门拍夏言马屁的。其中一句“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尽显严嵩向夏言讨好献媚的嘴脸。不过这也反映出，在严嵩寻求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夏言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夏言当时虽为次辅，但是他在帝国权力高层的影响力早已超过首辅，为嘉靖皇帝所信任和倚重。严嵩是个明眼人，怎能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正因为经过了一番利害权衡，所以他才选择抱紧夏言的大腿。
严嵩想在帝国官场一飞冲天，所以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借势上位的机会，何况这个有势之人还是自己的老乡。其他人就是想攀这个高枝，也不一定有机会。
有一次，严嵩过生日，他向刚刚荣升首辅的夏言发出邀请。夏言却退回请柬，不想出席。严嵩便长跪于夏府门前，将请柬举过头顶，口中吟诵内文。可见严嵩当时的攀附之情是何等炽烈。尽管如此，夏言还是没有赏脸，严嵩只好怏怏而回。开席之际，严嵩毕恭毕敬地跪在为夏言预留的席位前，为没有赏脸而来的首辅献酒。
这件事传到夏言耳中，夏言颇为受用。但这件事对于严嵩来说，恐怕又是另一番心境。
对于正在权力爬坡阶段的严嵩来说，除了要摆平首辅这个官僚集团的带头大哥，更要对皇帝投其所好，俘获他的心。严嵩在五十八岁时撰成了《庆云赋》和《大礼告成赋》，辞藻华美，气势恢宏。用诗赋来讨好嘉靖皇帝，事实证明是个不错的主意。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更加痴迷道教，三天两头就搞个祭天仪式。到嘉靖十八年，朱厚熜安葬了自己的生母章圣蒋太后，然后就开始长时间不上朝了。他平日并不住在皇宫，而是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一天到晚就琢磨着长生不老。他经常搞祭天的仪式，在祭天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就是火化青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