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权力者心中都藏着一条蛇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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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言的倒台，严嵩毫无意外地成为帝国内阁首辅，独操帝国相权。权力的递延规律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就曲终人散，夏言的生命虽然画上了句点，但大明的权力机器还在继续运转。严嵩在接过帝国相权的同时，同样也接过了权力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与纷争。
无论是夏言还是严嵩，作为首辅之争的参与者，他们都不仅仅是只懂得权力斗争的政客。相反，他们都是具有极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高举着“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旗帜，将自己划归为文人的行列。但是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让他们将文骨狠狠地砸碎。为了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他们需要学会结党营私，学会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
权力的欲望和政治的野心使这些儒家弟子摇身一变成为冷酷无情的政客，他们用阴狠残忍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这是权力集团内部经常发生的事。即使未能达到目的，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些以儒学起家的阁臣大僚，虽然端着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但在儒雅的表象之下，他们阴狠险毒的手段丝毫不亚于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在文官集团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心学”理念，为那些在权力系统内苦苦挣扎的文官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此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王守仁，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
王阳明死于嘉靖八年（1529年），比严嵩掌权早了将近二十年。两个人在政治风波中并无交集。估计连王阳明也不会料到，二十年后，自己的弟子会成为帝国政治斗争的核心人物。
作为心学创始人的王阳明，是在实践中完善了“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并最终悟道。他跟其他的圣人或哲学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是纯粹的理论派，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论加实践派。
那些在帝国官场上苦苦挣扎的文官，他们在权力的沉浮中痛苦地发现，自己在书生时代坚守的那份信念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圣人的说教没有用，士人的礼义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的所有伪装后，他们在历史的转弯处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利益”二字。
可在痛苦过后，他们依然陷落于这条权力的不归路。等到王阳明参悟了知行合一的真意，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才醍醐灌顶。一个儒学之士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如果要实现它，就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唯有变通，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追求光明的“心学”正是诞生于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按照登上历史舞台的顺序，王阳明与徐阶是不存在交集的。幸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作“思想”的东西，它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沟通存在于不同时空的人们。
徐阶平生酷爱阳明心学，并且不遗余力地将其发扬光大。他在翰林院工作期间，多次聚集门生大讲心学。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他更以首辅之尊在京师举办大规模心学讲学活动，听者数以千计。
根据当事人罗汝芳的记载：“以徐首辅为榜样，六部九卿、台阁大员们纷纷到场（灵济宫），与学术界的贤者们亲切会晤。徐首辅亲手誊写了程子著作中的精彩片段。来自兵部的某高官激动地出列，热情洋溢地向在场同仁们逐句朗读。与会人员纷纷要求徐公详细解释，徐公亦不吝赐教，耐心地为与会诸君一一解惑，受教的人无不欢呼雀跃。”
徐阶的喜好一度成为帝国的政治风向标，当然这有赖于他手中握着的权力资源，权力主导着话语权。心学成为人人崇尚之学，成为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一种手段。
徐阶的祖上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到他父亲徐黼才当上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时随父在地方生活，耳濡目染了父亲处理公务的那一套程序，这对他后来的官场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徐阶十六岁时，他遇上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人，这人就是华亭知县聂豹。聂豹见徐阶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喜爱，就将其视为忘年之交，并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这时候，王阳明的心学早已风靡天下，徐阶也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在当地缙绅士子中声名鹊起，其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徐阶的成长与嘉靖的掌权可以说是同步共振的，嘉靖元年（1522年），徐阶通过应天乡试，第二年，二十一岁的徐阶又中了探花。
按照史书记载，徐阶是个面目和善之人，“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在他入朝晋见皇帝的时候，内阁首辅杨廷和见他气度不凡，内心十分喜爱。于是，在杨廷和的大力举荐下，嘉靖皇帝授徐阶为翰林编修，让其为太子和诸王讲授儒家经典，并参与编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徐阶在起步阶段还是很有人缘儿的。夏言在当首辅期间，也曾经在嘉靖皇帝面前保举过徐阶。这也为后来徐阶和严嵩间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皇帝趁着大礼议事件余波未尽，准备罢黜孔子文宣王的王号，并且将孔子的像改为木像。按说此举等于是要了天下书生的半条命，可奇怪的是，以时任首辅张孚敬为代表的文官们居然也附和皇帝的意见。只有徐阶持反对意见，他提出黜孔子的王号是非常不靠谱的事。
张孚敬很不高兴，当面就质问徐阶：“你小子这么做，是要背叛我吗？”
徐阶的回答也很直接：“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既然从来都没有依附你，又何来背叛？”
徐阶就这样开罪了皇帝和首辅，被贬为福建延平推官。由一名京官被贬为边远地方的七品刑狱官，对于一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干部，这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可徐阶却不以为然，他于人前自我解嘲：“无论官职大小，不都是皇帝的臣子吗？”
徐阶到地方任职后，还是干了很多实事。平反冤狱，释放长期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打击盗贼，惩治地方上的不法胥吏。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大搞封建迷信的祠堂，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地方士子们讲授圣贤之学。
作为地方的七品小官，徐阶无力改变地方的贫困面貌。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也会自我反省：自己之所以会沦落到这穷乡僻壤，全是书生的狂狷之气惹的祸。
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太子出阁挑选属官。在这次全国性的海选中，徐阶有幸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对他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没过不久，他再度被提拔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国子监祭酒。
随后，徐阶的仕途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先是礼部右侍郎，两年后改吏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官员。这时候徐阶刚刚进入自己的盛年期，时年四十三岁。
时隔不久，徐阶受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品级虽然不高，却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翰林院是帝国高官的培养基地，朝廷遴选阁臣的重要场所。也就是说徐阶在这个位置上，担负着培养选拔国家高级官员的重要职责。张居正就是徐阶在这一时期遴选出来的储相人选，二人因此结下了师生之谊。之后，徐阶以少保兼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机务。
徐阶是个悟性极高，极富韬略之人。嘉靖皇帝修玄崇道，帝国权力高层的文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癖好，将大量的时间用于“青词”写作。徐阶能够来到权力的核心地带，也与自己在“青词”写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天赋有着很大的关系。
虽然严嵩也是“青词”妙手，但怎奈年事已高。很多时候，他都是让自己的儿子严世蕃为其捉刀。发展到后来，离开了严世蕃，严嵩就无法与嘉靖皇帝进行“青词”交流。这时候的嘉靖皇帝沉迷修道，根本就没有心思打理朝政。他下的手诏，一些官员读来如读天书，摸不清状况。只有严世蕃一览之下就能够破解其中玄机，猜中皇帝的真实意图（答语无不中）。
通常情况下，严嵩接到嘉靖皇帝的手诏后，就要赶忙派人往家里送，以期从严世蕃那里得到正确答案。
可是有一段时间，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其子严世蕃在家居丧，不能再跟在父亲身后帮着破解皇帝的“青词密码”。嘉靖皇帝为了修道方便，就在西苑为阁臣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室，叫“直庐”。这里就成了皇帝与官员交流“青词”写作、探讨道学的场所。严世蕃不能陪伴在侧，严嵩就完全失去了主心骨。
严世蕃在居丧期间沉迷女色，根本无法腾出时间替自己的父亲分忧。严嵩派人来询问对策，他只管自己逍遥快活，并不按时回话。这种做法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父亲的尴尬处境。嘉靖皇帝是个性急之人，他无法容忍老迈的严嵩在一道命题上耗费半天时间。严嵩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去应付，可往往是词不达意（往往失旨）。严嵩突然大失水准，这让嘉靖皇帝在疑惑的同时大为不满。
这时候的严嵩已经进入古稀之年，而徐阶只有49岁，年龄上的差距让他们分出了高低。徐阶作为“青词”写作的后起之秀，大有取代严嵩之势。徐阶的异军突起，难免会引起严嵩的警觉，新一轮的权力博弈也就此拉开帷幕。
其实，严嵩与徐阶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当初夏言任内阁首辅期间，曾经推荐过徐阶。按照帝国官场的圈子定律，徐阶应该算是“夏言的人”。严嵩当初用奸计陷害夏言，如今就不能不提防徐阶的报复。
其实在这一点上，徐阶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早晚要与严嵩上演一场权力斗争，可眼下他还没有能力与对方抗衡。更为重要的是，徐阶在很多事情上并没有完全赢得嘉靖皇帝的信任。比如说世宗的方皇后去世，世宗打破成规，欲令皇后先入太庙供奉。作为礼部尚书的徐阶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皇后没有先入太庙的先例。
嘉靖皇帝与方皇后感情甚笃。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女杨金英等谋逆，刺杀嘉靖皇帝，全赖方皇后护驾才没有得逞。方皇后去世，嘉靖皇帝很悲伤，要按照皇后的礼仪把方皇后安葬在永陵，追谥为孝烈皇后，并且入太庙供奉。结果却遭到了徐阶的强烈反对。
嘉靖皇帝半辈子都在与帝国的礼法制度较劲儿。其实他这样做，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完全是重感情的表现。刚即位时，为了父母的名分，与文官们斗得血染宫阶。如今为了自己的爱人又要与官员较劲儿。他不明白，人的感情为什么总要被那些冰冷的礼仪制度所制约？直到晚年，嘉靖皇帝仍不死心，还反复要求，要把皇后跟自己的神位并列在一起。令人遗憾的是，就算是皇帝，他的感情也无法僭越无情的规定。
嘉靖皇帝对待徐阶的态度，严嵩看在眼里。有一次，嘉靖皇帝与严嵩聊到朝廷官员孰优孰劣。当谈到徐阶的时候，严嵩给出的评价是：“徐阶这个人不缺才华，却多二心。”由此可见，严嵩这时候对徐阶已经暗藏杀机。“二心”说白了就是不忠诚，一旦皇帝认为某个官员有“二心”，不打入死囚牢就算客气了，更谈不上重用。这话后来传到了徐阶耳朵里，他行事更加小心谨慎了。
徐阶需要做的就是先麻痹对手，做好决战前的蓄势准备。为此他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做妾；在内阁事务中，他也是一切唯严嵩马首是瞻；借躲避倭寇之名，他把自己的上海户籍转到江西，这样就与严嵩攀上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