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脚架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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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本之争”：有多少债可以重来

万历皇帝共有八个皇子，却没有一个是王皇后生的。按照中国古代宗法制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成为帝国的合法继承人。

问题是，皇家历来有子凭母贵的传统。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李太后（万历帝生母）宫中的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一场意外，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时间倒回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万历皇帝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慈宁宫准备向李太后请安，不巧的是太后因事不在。慈宁宫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小宫女王氏向少年皇帝献茶，万历皇帝一时冲动就宠幸了这个王氏宫女。万历皇帝的第一个皇子就以这种方式来到了世间。在德行至上的明朝，这应该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万历皇帝本来准备提上裤子就不认账的，哪里会料到欢娱过后还要负责任，因为王氏宫女为其产下了一个龙子。虽然他事后还想赖账，可专门记录皇帝吃喝拉撒睡的官员已经在《起居注》里做了记录。

万历皇帝是个感情非常专一的人，他的心中只有一个郑贵妃。虽然王氏为他产下龙种，可还是无法得到皇帝的感情。

在位将近半个世纪的万历皇帝，就像一个幽闭症患者，天天沉溺于后宫，差不多有三十年没有上朝问事。或与心爱的郑贵妃厮守缠绵，或与太监宫女纵情玩乐。就连宫廷失火、帝国官吏缺失一半这样的大事，他都懒得去过问，只想关起宫门过自己的快活日子。

文官与皇权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是让他心灰意冷。在他看来，那些帝国的官僚们总是和自己对着干，而且越干越有劲儿。自己赞成的，他们一律反对；而大臣们坚持的，又是自己所反感的。

为了将郑贵妃的儿子立为太子，万历皇帝与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这也为明朝埋下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隐患，最终导致帝国滑向衰落。

郑贵妃先后生了三个儿子，皇三子朱常洵和皇四子朱常治，皇二子则少年早夭。

万历皇帝很不愿意将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更何况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位职位低下的宫女，他并不喜欢她。当然除了郑贵妃，他的感情世界里已经容不下第三者了。正因为这份感情的牵扯，在册立皇太子这样的国本问题上，万历皇帝为了心爱的女人，不惜与帝国的官僚集团撕破脸皮，不仅不册立太子，还私下允诺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

面对帝国上下的流言汹汹，万历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

等到皇长子朱常洛年满5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王氏还没有受封，而刚刚产下皇三子朱常洵的郑贵妃却要被封为皇贵妃。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王氏，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却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

这一异议虽然引得万历皇帝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在子凭母贵的皇家后宫，这种身份上的强烈对比，传递给大臣们的信号就是——万历皇帝更可能立皇三子为太子。这让本就喜欢寻找话题的言官们有了更多发挥的机会，一时间，皇帝的个人喜好与文官所坚持的传统礼法发生了火花四溅的碰撞。

在所有的儒家经典和前朝旧制中，“无嫡立长”都是一个死理。在儒家信徒和大部分帝国文官的眼中，他们认的死理往往就是绝对的真理，谁反对都是错，就算是皇帝想要与真理抗拒也不行。

不遵循传统，就是不守三纲五常；不讲人性道德，就是对帝国政治局势的破坏。帝国官员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皇帝成为反人伦、反纲常的急先锋，更不能容忍他拿帝国的长治久安开玩笑。

帝国的言官们毫不避讳，说万历皇帝晋封郑德妃是为朱常洵立嗣创造条件，皇帝不应该专宠郑贵妃一人。按照传统，皇帝应当先晋封产下皇长子的恭妃王氏为皇贵妃，更有人直接喊出了“册立东宫”的口号。

面对帝国官员的指责，万历皇帝除了愤怒还是愤怒。他向官员们解释：“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就是说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任何关系，朝臣不应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指责他。

万历皇帝给出的解释，没有人能够听得进去。官员们虽然一直在拿“无嫡立长”的法则来掣肘皇帝，但对万历来说，他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他之所以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久拖不决，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等到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兑现自己对郑贵妃的承诺。

君臣之间因为册立太子而斗得天昏地暗。太子是储君，是帝国未来的掌舵人，是国家命运之根本，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斗争就成了“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的时间跨度之长创造了帝国政治斗争的一项新纪录，这场争论在帝国权力高层足足持续了三十多年。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止，这样一幕政治闹剧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本之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臣们的思想动机开始变得复杂，“国本之争”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游戏，逐渐沦为权力集团党争的工具。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人”中的代表人物，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些志同道合者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都参与其中，一时声名大噪。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都闻风而至，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

一些有心结党营私的帝国官员，借着向万历皇帝发难的机会，妄图实现掣肘皇权、扩张权力的目的。在这场“国本之争”中，东林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

东林党发端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打着学术的旗号，行政治活动之实。它并非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在野官僚。

东林书院就像是一个权力信号的发射台，帝国官场的各种复杂关系和政治能量都会在这里交汇并发散出去，进而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随着影响力的增大，东林书院讲学大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会多达千人以上。

走进东林书院的不光有在野人士，甚至连一些在职官员也会前来参加讲学活动。用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话说，就是“同志毕集，相与讲德伦学，雍容一堂”。官员的不断参与使得东林书院逐渐成为朝堂之外的权力集散地。低级别官员加入其中是为了形成抱团势力，寻找政治靠山；而高级别官员加入其中，则是为了形成对抗皇权与其他势力集团的党派。

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而东林党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其成员标榜文人的道义气节，以天下君子自居。

在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度里，东林党人把自己视为道德的化身。可问题是，结党必然会营私，结党必然会破坏政治势力的平衡。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统治者都不愿看到有人结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