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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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明帝国的最高层是一个由皇帝、内阁和司礼监构成的权力三角。
在封建制度中,“受命于天”的皇帝理应拥有帝国的一切权力。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皇帝对权力的掌控只是象征性的。为什么说是象征性的?因为皇帝虽然是三角中的一角,可一旦另外两角抽离出去,帝国的权力框架就会陷入崩塌。
在这权力三角中,内阁大学士替皇帝思考治国之道,并以代皇帝拟旨的方式来分肥帝国权力这块大蛋糕。最后通过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使内阁的治国理想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动。这样一来,司礼监秉笔就有了自己的权力,他既可以让内阁的理想化为泡影,也可以使内阁的理想成为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行动。
明朝以前的王朝,皇帝和丞相是帝国权力体系的两个核心。丞相虽然不能完全限制皇权,但起码可以在皇帝年幼或是其他皇帝无法行使权力的情况下,避免皇帝身边的近侍利用皇帝的名义过分干预朝政。
明朝的政治体制,使得帝国的权力天平完全偏向内廷,外廷成了花瓶似的摆设。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懈怠于政务,内廷的宦官就会擅权,而外廷根本就没有可与之相抗衡的强人能够站出来。
虽然在万历年间,曾经出现过张居正这样一个强势内阁,但这种强势并非来自权力体系本身。主要还是权力系统内部人际关系发挥了作用,即年幼的皇帝对老师的自然依赖和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通力合作。
等到张居正死后,帝国再度陷入内廷为大的怪状,而外廷再无可与太监们相抗衡的实力。
帝国文官集团再无核心可依,彼此间争斗倾轧,陷入党争的泥淖难以自拔。文官集团的势力本来就弱于宦官集团,再加上常年内斗,力量分散,就更无法与宦官们抗衡。
帝国从朱元璋削夺相权起就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权力要围绕皇帝转,尽可能压低官僚集团的权力值。自明成祖朱棣以后,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而皇帝与朝臣都在行政体系中边缘化,帝国的命脉也逐渐转移到宦官的手中。
如果我们把明朝的宦官时代排个顺序,王振无疑是第一代宦官之王,刘瑾是第二代,魏忠贤是第三代。
朱元璋挂出的铁牌怎会锈迹斑斑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资格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取得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打天下的功臣尚且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的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染指?朱元璋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绳子的两端,一端是皇帝,另一端是官僚集团。这样的权力格局与宦官们并无多大关系,宦官充其量也就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
朱元璋出身贫农,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也是手握生杀权力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超出森严的宫墙。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指出国家即将颁发的公文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其实他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朱元璋明明知道这个太监并没有胡说八道,但仍然下旨将其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这名宦官不安于本职工作,越权“干政”了。在朱元璋时期,太监们除了伺候人,没有任何掌控权力的机会。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面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以说,宦官的权力在此时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
朝廷不仅不允许宦官们干预朝政,更不允许宦官与外臣串通一气,甚至也不允许置办产业。太监无后,置办产业留与谁?朱元璋还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的案例作为警戒,他曾经感慨万分:“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时,也对自家后院里的宦官们做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
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登上皇位的时候,权力集团内部的拔河比赛又发生了形势的变化。他的子孙们发现自己在这样一场权力棋局中,渐渐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时候都要被官僚集团牵着鼻子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时候,他发现了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些恭顺有加的宦官。于是皇帝索性将御笔一扔,奏章一推,说:“哥儿几个过来,你们来帮我和这帮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官员拔河。”由于宦官们的加入,这场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拔河就此达成了平衡。
宦官是帝国权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只要皇帝是个权力狂人,喜欢玩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那么权力的运行轨迹早晚还是会走上重用宦官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迂回之路。
为了给自己的继任者扫清障碍,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对那些开国功臣进行了一次次的杀戮。当整个朝堂为之一空的时候,他环视四周,能够信任的只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这样一来,在朱元璋执政的中晚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们又重新粉墨登场,在权力的舞台上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
明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在这种带着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刚性权力结构中,文官应该是大明这场权力游戏中的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为明朝官僚集团中的生力军,把持了权力系统的所有关键点。
皇帝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276年统治里,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限制。就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在权力场上能够兴风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为历史的看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表象,这种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可表象终究是表象,其本质还是文官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博弈。在这里,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关于明代的皇帝、文官和宦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们面前摆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侧放上9斤的物体,在右侧放上8斤的物体。那么这时候天平就会完全倒向左侧,但如果在右侧加上两斤的砝码,那么天平又会完全倒向右侧。我们把明朝比作这架天平,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个后来加上去的砝码。砝码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势均力敌的关键时刻,却往往决定着最后的胜负。宦官们把自己的砝码投向皇帝,让皇帝在权力天平上获得优势,而自身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
很多自幼和太监一起长大的皇帝把太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站在这些皇帝的角度上,你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
明朝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儿),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
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其官职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官职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负责服务皇帝的生活。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的一个。可以说,司礼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权。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懒于政事才使宦官有了可乘之机。朱元璋的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也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一来,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块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着朝政。虽然皇帝不干活,但活儿总得有人来干。于是宦官们就开始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所维持的平衡的权力格局。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再加上宦官掌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不过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集团内部蔓延开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幸免。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系统中占据着显官要职。他的权力此时已经达到顶点,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是当之无愧的“九千岁”。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荣辱观念、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无视官员和世俗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做出行动时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也很悲惨,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整个明代真正不顾个人安危,不怕遭受报应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终归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