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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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祸国，谁又是祸根
魏忠贤专权所带来的政治危机都一股脑儿地留给了崇祯朝。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留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明朝中期以后，内阁的地位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显得尤为重要。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帝国共有四名大学士。其中除了老病不能正常上朝的丁绍轼外（后病亡），另外三人都是阉党分子。而在合称七卿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中，阉党就占去了其中的五个席位。
阉党在各地的总督、巡抚中所占的比例要相对少一些。在总共三十名总督、巡抚中，最后因“阉党”获罪的有十三人。相比于中央机构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占有率，阉党对地方权力的把持率相对较低。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阉党对总督、巡抚职位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地方大员的任免调派程序复杂，并不像权力中枢那样见效快，地方权力系统的布局调整需要一个时间差。
尽管如此，魏忠贤还是不断扩张着自己在地方的势力。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阉党已经逐步把持了浙江、江西、宣府、湖广、甘肃、凤阳等六处的巡抚权柄。如果魏忠贤当政的时间能够再久一些的话，估计连西南偏远地区的总督、巡抚位置都有可能被阉党分子逐一拿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就会被完全阉化。
除了那些居于帝国权力上层的卿相督抚之外，还有更多的阉党成员处于帝国权力系统的枝节部门。在阉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在集团中充当着马仔的角色，真正有机会与魏忠贤交流意见，并参与制定政策的，也就是集团中的那几个实权派人物。这帮人围绕在魏忠贤的身边，构成了帝国政治体系的核心集团，
阉党的人员组成很复杂，除了宫中的太监、魏忠贤的亲属，以及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头子之外，剩下的就是些文官。为了在帝国权力系统中捞取到现实利益，那些饱读圣贤书的文官们不顾礼义廉耻为魏忠贤鞍前马后。
阉党中的文官三种：一种是在魏忠贤得势前就已经居于高位的官员。这帮人与魏忠贤本无渊源，都是在魏忠贤得势以后才主动投靠的。当时的首辅顾秉谦以政府首脑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首言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绕着圈子给魏忠贤当干儿子，将士大夫的道德风骨丧失殆尽。
第二种是以徐大化为代表的“邪党”人士。他们同东林党人作对，在政治上一度不得志。魏忠贤的迅速上升及其同东林党人的对立给他们造成了在政治上翻身的天赐良机。天启四年(1624年)末五年初，一大批“邪党”人士加盟阉党，大大加强了阉党的实力。
阉党中的这部分人大都几经宦海沉浮，政治经验丰富，能量巨大。但他们完全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投入魏忠贤的怀抱，到头来也只能充当魏忠贤的帮凶和打手。
大约天启六年中，这部分阉党人物中的一些人同魏忠贤产生了矛盾，有利益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其中有些人被排挤出朝廷，下野为民去了。
第三种人可以说是魏忠贤的嫡系，也就是阉党的生力军。他们的发迹与魏忠贤的发达几乎是同步的，在魏忠贤专权之前，他们只是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外围瞎混的小角色。他们投靠阉党只是为了能够在官场上迅速发达起来，并无政治立场意识。
当时有个叫刘志选的官员，此人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进士，虽然资格够老，但是官运实在不济，在宦海里扑腾了三十年才混了个郎中。后来他投靠阉党，在议“三案”等运动中积极表现，总算被提升为顺天府丞（首都的副行政长官）。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同张皇后的矛盾愈发尖锐。魏忠贤让党羽写好了攻讦皇后之父张国纪的奏疏，拉拢官员署名上奏。奏疏中暗示张皇后并非太康伯张国纪的女儿，而是一个死囚的野种。此事干系重大，风险性极高，魏忠贤的死党中竟然无人敢膺此重任。
刘志选这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可是他急于老来上位，竟然不避风险，以自己的名义将攻击张皇后的奏疏递了上去。他于天启六年（1526年）十月上疏弹劾张皇后，第二年初就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
刘志选的做法带有十足的赌博意味，完全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碰运气。
刘志选当时抱着年纪已老，“必先忠贤死”的想法，认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遭到报应。既然是赌博就会有输赢两面，刘志选只风光了短短几个月时间，魏忠贤就垮台了。刘志选不但被列入逆案，而且以“倾摇母后、驱逐戚臣”的罪名被定为死罪，最后落得一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为了能够升官，这些人极力钻营，丝毫不顾廉耻。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一类魏忠贤的干儿义孙大多是由这部分人充当的。
“十狗”之一的曹钦程原本是东林党中的小人物，后来东林人士失势，他立即反戈一击，巴结着当上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十孩儿”中有给事中李鲁生和御史李藩两人，他们刚开始依附魏广微。魏广微势衰，则改事大学士冯铨。冯铨失魏忠贤宠，又改事崔呈秀。经过多番周折，才找到一份有前途的职业——当魏忠贤的干儿子。这种随风倒的官员，在当时被人唤作“四姓家奴”。
他们并无政治原则，每一个政治行为都不过是权力场上的钻营手段，随着事态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阉党中有一位特别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贾继春，此人在魏忠贤得势时跟得很紧，可这边魏忠贤刚刚失势，他第一个就将攻击阉党的奏折递了上去。初定逆案的时候，这个人却成了漏网之鱼，原因是他在权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多面性，迷惑了办案人员。崇祯帝坚持把他归入了阉党，而且说他是“唯反复，故为真小人”。
阉党中的这三种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他们加入阉党的动机也是各有不同。
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投靠魏忠贤只是一种政治投机。说白了，他们这么干就是为了能够在官场上捞取更多的现实利益。他们也清楚，这是一项极具道德风险的政治投资。在明代及前朝都有史可鉴，官员依附宦官虽然能一时荣华，却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
明知这是一场飞蛾扑火的游戏，可他们难以摆脱眼前利益的诱惑；明知扑上去会灰飞烟灭，可还是要走这一条路。既然这是一项高成本运行的权力游戏，等到他们一旦握有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几人会考虑国势衰微？几个人会考虑到帝国政局的混乱？
当时有一国子监生，竟然向皇帝上奏称魏忠贤配祀孔子，于是在国子监西侧又建起了魏忠贤祠。一个孔门学子，竟然让一个文盲阉宦来配祀大成至圣先师，居然还赢得了帝国那些文官儒臣的喝彩，由此可见这些官员们的道德沦丧到了何等地步。那些内阁大学士、六部大臣、封疆大吏，个个以当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为荣，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王绍徽、田尔耕、许显纯等人在当时都是阉党中的代表人物，这些人都是帝国官场上的活跃分子。
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共查出三百一十五人，实在是一个上规模的政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到了王朝行将灭亡之际，总会有一大帮厚颜无耻之徒冒出来。
如果我们非要对阉党集团进行一个总结，那就是一群贪婪、无耻、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在帝国官场这个大染缸里，形成了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怪象，品质越恶劣的官员就越容易在官场上脱颖而出。
天启皇帝即位的最初几年，东林党人依然把持着朝政。他们又翻起了旧账，将“梃击”“红丸”和“移宫”三大案重新进行炒作。东林党人的目的是在帝国权力系统内掀起新一轮的派系斗争，利用斗争在舆论上将那些唱反调的人搞臭。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双方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的正面PK。
在东林党人看来，他们与阉党正邪势不两立。在这种模式化的思维逻辑的制约下，东林党人关于人性、人格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混沌，致使他们愈益深入地陷溺到狭隘的派系冲突中。天启三年（1624年）春，正值朝廷举行京察大典。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吏部尚书张问达和左都御史赵南星。这两个人都是东林党的领军人物。他们利用这次机会把专同东林党作对的所谓“邪党”人物纷纷贬黜外放。
因此，这次京察就成了一次东林党排除异己的派系斗争。“邪党”人士在这次斗争中遭到清洗，东林党人几乎占据了帝国所有的权力部门。因此，这一时期也是“东林党”势力最为鼎盛的时期。
东林党人的天理运转
最初，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并没有发生激烈的碰撞。魏忠贤在东林党面前表现得相当低调友好。他毕竟是帝国的权力新贵，吃不准东林党人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究竟占据多大的话语权。魏忠贤的发迹得益于天启皇帝的眷顾，而天启皇帝父子在帝国的权力斗争中都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大力支持。从这一点来看，东林人士与魏忠贤不仅不是冤家对头，还算是帝国权力斗争的同盟军。作为天启皇帝的政治代理人，魏忠贤更需要得到东林党人的认可。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撕破脸皮，并不是因为双方政见不和，而是由身份的悬殊引发了一场内廷与外廷的权力之争。魏忠贤虽然是帝国权力高层中的“九千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太监身份。按照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就算魏忠贤有经天纬地之才，他也没有资格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魏忠贤的太监身份，决定了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一种非常规状态。并且他获取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权力，他在权力巅峰时期可以说是帝国的权力代言人，那个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九千岁”就足以说明一切。
一个太监将帝国权柄牢牢地攥在手心，没有权力资格的人却掌控着他们这些有资格的人，甚至连皇帝也被其左右，这一切都为东林党人所无法容忍。在魏忠贤掌权之后，帝国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奏折如雪片般飘落到皇帝的案头。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拿到帝国官场通行证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也许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在奏折中将矛头直指当今圣上：“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这句话将皇帝和魏忠贤之间的权力雇佣关系揭露无疑，也就是告诉天启帝：别看你平日里摆个皇帝架子，一年到头不敢懈怠，其实是绣花枕头不管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皇帝不过是傀儡，早就被魏忠贤那个太监玩弄于股掌之间。
新科状元文震孟本来就是文章高手，他在奏折里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让天启皇帝根本无法回避。这篇奏折没有逼急皇帝，却逼急了太监。魏忠贤要对文震孟实施廷杖之刑。在东林党官员的极力反对下，文震孟虽然被免除了廷杖，可还是被贬谪外放。
新科状元文震孟的突然发难，给了魏忠贤一记当头棒喝。魏忠贤这才认识到自己这个“九千岁”与皇帝的“万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帝国的权力场上依然存在着一股反对自己的力量。而文震孟就是打开闸门的那个人，反对的浪潮从这道闸门汹涌而出。
帝国的忠臣们为了大明江山和皇族利益不惜拿自己的官位和生命去参与这场权力博弈，可是皇帝却不领情。不但不领情，皇帝还对这些所谓的忠臣产生敌意，因为这些大臣的直言不讳使皇帝的自私、懒惰、愚蠢、猥琐原形毕露，一身金灿灿的龙袍也遮不住肮脏的本色。尽管皇帝不领情，可是并不妨碍帝国官员义无反顾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朝廷立即罢黜。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多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使用帝王仪仗……这次上书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
在其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帝国官员组团弹劾魏忠贤的奏折蜂拥而至，多达七十余本。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倒魏运动中。一时间，紫禁城上方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就连魏忠贤本人也陷入惶恐与迷茫之中，他甚至为自己感到委屈和心虚。在魏忠贤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天启皇帝分忧，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结果自己却成了朝臣们攻击的目标。而他也为自己手中不正当的权力感到心虚，毕竟太监干政是不合大明律法的。
魏忠贤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旦失去皇权的庇护，他这个太监就什么都不是，等待着他的也将是最惨的下场。然而人一旦尝试过手握权力的滋味儿，就绝难舍弃。这时候的魏忠贤完全是个凭借欲望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就像是一道枷锁牢牢地控制了他。他找到自己的相好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乞求庇护。
明熹宗朱由校对东林党官员没有多少好感，连最起码的信任都谈不上。在魏忠贤和客氏的一番哭诉之下，天启皇帝坚定地选择了站在魏忠贤一边。
天启皇帝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等人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朱由校又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忠贤是帝国的忠勇之臣，以此来堵住东林党人的声讨，以维护魏忠贤在帝国权力系统内的绝对权威。
天启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毕竟主、仆二人风雨同舟经历了许多事。魏忠贤背靠天启皇帝这棵大树，让那些有心杀贼的东林党人对魏忠贤束手无策。别看平日里，他们可以意气飞扬地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甚至在奏章里含枪带棒、连嘲带讽。可是等他们闹腾完了，皇帝怎么说，他们还是乖乖地照做。皇帝是他们的主人，就算他们倒霉遇上了一个昏庸之君，可是转念想想，这天下都是人家的私有财产，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皇帝爱怎么处理是人家的事，奴才们是无权干涉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对于魏忠贤来说，就像是武术家修炼了一身的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当魏忠贤发现自己有金钟罩护体的时候，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