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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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的清晨，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寝宫向皇极殿快步走去。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他将在这一天接受臣子们的新年朝贺。当朱由检迈步走进殿门时，他才发现偌大的宫殿里空荡荡，竟然没有一个前来朝贺的臣子。

早已过了朝贺的时间，崇祯皇帝朱由检犹如一尊泥塑的菩萨，高高地端坐在龙椅上，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大臣们，等待着那些“国之栋梁”们来给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做新年朝贺。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过，朱由检在这一刻才算是真正地体验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新年朝贺，满朝文武大臣竟然一个都没有出现，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不知道是大小官员们沉溺于新年的氛围不愿前来，还是全然没把给皇帝拜年当回事。又或者是人人都以为自己只是皇帝眼里的小角色，多一个或少一个，皇帝都不会在意。

不管有着怎样的原因，朝贺时一个官员都没有到场，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要知道朱由检不仅是明朝最为勤政的一位皇帝，就是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他也应该是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和他的父亲、哥哥不同，崇祯皇帝对党争和宦官专权都是极为反感的。对于一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十分勤政的帝王来说，真的不应该苛求过多。可是面对一个亡国之君，历史真的不应该去苛责吗？

朕非亡国之君

难道帝国文官真的有毒？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些拥戴过崇祯的文官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冤的群体。有人说崇祯皇帝天生就是文官的克星，其实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因为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有的爱恨皆有果有因。

年轻的皇帝对待文官，就像是在翻版有情男女的交往史。双方在刚交往的时候，对未知的生活都抱有美好的幻想。可是等到庸常的日子消磨了激情，涌动的暗流就会浮出水面。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之后，崇祯皇帝所面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拨乱反正、推行新政。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变革，抑制魏忠贤的余党，重新起用清流。这是稳定全国、平伏人心最重要的一项举措。

崇祯皇帝的起点其实并不低，也做得有板有眼。定阉党的“逆案”确实惩治了很多魏阉遗党，而随后被他重用的洪承畴、杨嗣昌、徐光启、袁崇焕这么一帮人，也确实都是治世的能臣。可是这种雷厉风行、英明果断的治国状态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崇祯皇帝很快就发现帝国文官是最不容易搞定的一群人。不到三年的时间，少年皇帝朱由检就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变得焦头烂额，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用人制度上自乱阵脚。

崇祯皇帝和他的祖辈们并无本质的区别，尤其是在和文官打交道的过程中，那种既倚仗又厌恶的情绪始终困扰着他。刚接手政权的他在很多方面急于求成，对有才能的人也愿意委以重任。可是还没等屁股下面的皇位焐热，他就开始忧虑官员们抱团结党，反过来分肥自己的皇权。尤其是对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始终心存褊狭之念与防备之心。这种矛盾的情绪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生涯。

初登大宝的朱由检信心满满,他相信凭着自己的才智和胆识，完全能够摆平帝国内政，重振大明江山。可是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对于一个和时间赛跑的帝王来说，朱由检需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牢牢抓住帝国的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一把手。

崇祯皇帝上台之后，为了尽快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他从前朝帝王那里活学活用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治国方略。此一时彼一时，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的官僚体制造成了庞大的耗费，使得任何具有“慈悲情怀”的政策在转眼之间就被具体执行者变为“苛政”。原本用来灭火的治国方略，结果却引得火上浇油。

面对帝国上下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艰难境况，崇祯皇帝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对于国计民生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朱由检在位期间先后六次向天下臣民颁布“罪己诏”。皇帝颁布“罪己诏”等于是在向天下臣民做检查。普通人犯错误都不愿意低头认错，何况是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崇祯这样一个“刚愎自用、殚精竭虑、乾纲独断、励精图治的中兴之君”（崇祯皇帝自诩）。但是，朱由检不仅做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还成为中国历史上颁布罪己诏最多的皇帝之一。

比如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崇祯颁布“罪己诏”，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帝王的“罪己诏”折射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家危难,帝王“罪己”，借此消除民怨。诚然，“罪己诏”有欺骗性的一面，但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诚的忏悔。崇祯这么做，折射出帝国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已经来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然一国之君何至于此？

崇祯皇帝颁布罪己诏，以图消弭天怒人怨，挽回世道人心，挽救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可是现代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变迁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臣民富裕和强大到能够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因此那些打着“仁政”旗号的政治蓝图终究不过是摆出来的花架子，画饼充饥而已。

当然，对于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男主角，崇祯皇帝的表演并没有让他的臣民们失望。他通过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展现了一个演技派皇帝的实力。他先是以令人钦佩的魄力，诛灭了把持朝政的魏忠贤，同时又罢免了一大批阉党分子的官职，起用了一批官员到中央权力机构任职，牢牢地将权力抓在手中。

对于一个政治新人来说，这份答卷算是接近完美的，当然这也是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最为耀眼的时刻。事与愿违，帝国的人事调整并没有给大明王朝带来任何复苏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相反，各地平民的反抗运动愈演愈烈，对后金的战争也是节节败退，权力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也没有随着魏忠贤集团的败亡而烟消云散。

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发出了“文臣人人可杀”的恶毒诅咒，在他看来，帝国政权之所以走向穷途末路，责任不在自己这个皇帝身上，全在那些误国误民误己的官员身上。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是后来才有的，从崇祯皇帝接过皇权的那一刻起，他就对那些帝国军政机构的官员们产生了种种疑虑。

在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时间里，权力集团内部的党争不仅始终就没有断绝过，反而一路狂飙。尤其是到了崇祯末年，帝国权力运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连新年朝贺、祭拜祖庙这样重要的国家典礼，官员们都敢放皇帝的鸽子，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无法知晓崇祯皇帝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宫殿之上，心里会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极度的愤怒，一定对眼前如火烹油的时局有一种无力感。

朱由检本来就不是一个脾气柔和的人，可这时候他的一腔怒火除了能够点着自己，还能点着谁呢？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崇祯皇帝先后以失地之罪，一次性斩杀了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地方高级官员。

再后来的日子里，崇祯皇帝又开帝国三百年未有之先例，带着年幼的皇子们在殿堂上亲自主持审问官员，并且主持行刑。在行刑中不惜动用重刑，以夹棍夹断朝官的双腿，当头棒打那些不听话的朝臣。崇祯皇帝在位的十七年里，先后诛杀了两位首辅大臣，撤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另外又撤换了十四名兵部尚书，十七名刑部尚书。在被撤换的十四名兵部尚书中，有九人被治了重罪，其中斩首者一人，致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达到十一人之多，其中有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等。

由于少年皇帝喜怒无常、淫威滥施，那些阁臣、尚书的下场大多也是极其悲惨的。这种情况放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十分罕见的。一个频频使用酷烈手段践踏朝臣肉体与尊严的皇帝，大臣们自然不会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劳尽忠。

崇祯皇帝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目睹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这些阴谋诡计和幽暗孤寂的深宫生活就像是一条条噬心的蛇，撕咬着他的精神，扭曲着他的灵魂。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朱由检渐渐形成了分裂的双重性格。

一方面他严急而刻薄，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敏感而多疑，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给他带来极度的自尊，常常一意孤行，完全听不进任何建议。

崇祯所具有的这些性格特征，为帝国的天空抹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在一些关键时刻，他往往会表现得优柔寡断，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完全不靠谱的命运。这种纠结的性格对普通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何况是一个帝王呢？

崇祯皇帝的脾气十分古怪，可以说是阴晴不定。譬如崇祯十六年的元旦朝贺，按时到场的就只有两位官员；崇祯十七年的新年朝贺，更是连一个大臣都没有出现。官员们连续两年都放了皇帝鸽子，坏脾气的朱由检居然都能够容忍，事后没有追究任何官员，实在让人摸不透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审视，崇祯皇帝是一位有着太多小聪明而缺乏全局考虑和管理的皇帝。他身上有着太多少年人的习性，在心智和行为上的表现都像是一个“问题青年”，很多时候表现得过于急功近利，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待人处事喜怒无常。很多时候，他会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他的套路就是，在很多时候他会轻易否定一个人或者一拨儿人，当然也会轻易相信一个人或者一拨儿人。这就像是一个习武之人不等别人站出来挑战自己的权威，自己就束手束脚地将自己限制。这种自废武功的做法放在权力场上，根本不利于他对帝国权力的掌控。

臣皆亡国之臣

在崇祯皇帝当政期间，他先后任用了五十位首辅大臣，平均下来一年要更换三人，数字可谓惊人。尽管如此，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还是道出了那句经典的亡国言论：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由此可见，崇祯皇帝对帝国官员的成见和敌意有多么深。

意思大致相近的话，崇祯皇帝不止一次地在人前表露过。

第一次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四，朱由检面对满朝文武劝说他“南迁”时，说了一句黯然神伤的话：“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说罢拂袖而去。

第二次是三月十七日早朝时分，崇祯皇帝看着下面哭天喊地的大臣，陷入无言的境地。他用手指在桌案上狠狠地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的字句，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然后随手抹去。

第三次是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在登上煤山之前写下的那封血书里，再次提道“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在这里，崇祯皇帝两次提到“文官(文臣)”，一次是在自己痛下殉国决心时对在朝诸臣愤愤而发。崇祯皇帝并没有提到那些在外征战、给自己带来无数战败消息的督师武将们。哪怕是对左良玉、吴三桂那几个端着架子的地方军阀，他也没有恨到要杀了他们的地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对帝国文官们恨意不绝？

“明末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文官们一生所经营的是程朱理学，是苦苦修炼的八股文章。而帝国晚期任用官员的传统，是要职非进士出身者不用，内阁非翰林进身者不用。这些进士翰林们虽然享有帝国官场特权，但是在非常时期并没有起到与君分忧、与国分忧的作用。崇祯皇帝在位期间，朝中阁臣、尚书就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去。直到他魂飞煤山前一刻，他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绝对不是亡国之君，而那些在纷乱时局中和稀泥的官员个个是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这种纠结得近乎变态的心理魔障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官员们太狡猾。这种怀疑精神在他与官员之间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整个帝国一步步逼向绝境。而每一步都是助他登上煤山的台阶，直接通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