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最后一根擎天柱的崩塌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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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计陷抚顺,揭开了与明王朝长期战争的序幕。此后,努尔哈赤挥师南下,占据辽河以东沈阳、辽阳等大小七十余城,兵锋直指山海关。大明王朝几易疆臣镇帅,也未能扭转东北边防风雨飘摇的势态。
山海关一失,努尔哈赤的虎狼之师便可长驱直入,要不了两天便可抵达北京城下。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皇帝和官员耳朵里的说法各不相同。局势越是被动,谣言就传得越凶,这是历史中的常态。就在京师人心惶惶之际,兵部主事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考察。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若在平日,这样不打招呼就擅离职守,肯定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但朝廷正值忧急彷徨之际,而考察归来的袁崇焕将关外局势梳理得头头是道。兵部主政官员一番权衡之下,非但没有追究袁崇焕的过错,还擢升他为兵备佥事,类似于文职军官中的政治部主任。既然袁崇焕已经将大话说出去了,那索性就让他去镇守山海关。
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是防守京师的第一要塞。虽是要塞,但它根本就不具备军事要塞的条件。它只是孤悬的一处关口,并没有外围阵地。若是敌军来攻,千军万马会直接冲到关门之前。如此一来,明王朝将所有的防御力量囤积于此,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一旦战事陷入被动,就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山海关若是失守,来犯之敌便可直面北京城。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就越安全,北京也就越安全。
袁崇焕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招致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在他们看来,宁远距离山海关太远,根本就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识之士,他始终坚持不调研就没有发言权的行动准则,亲自出关巡视。在一番调研之后,他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不久孙承宗走马赴任辽东主帅,他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彼此的心中,却又互相钦佩。那既是男人之间英雄相惜的一种情怀,又是大敌当前彼此仰仗的现实需要。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筑城,准确地说是按照他所制定的严格标准筑城。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将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宁远城人口大增,明朝的防御线向北推进了二百余里。宁远城不破,后金就难以冲破山海关。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能够遇到这样的上司极为难得。眼见他和孙承宗收复失地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袁崇焕度过了进入辽东后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和手下将领满桂、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那些患难与共的日子里不断加深。
可惜好景不长,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朱由校越来越沉溺于自己的木匠事业。而宦官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只手遮天,搅得朝堂上下一派乌烟瘴气。大宦官早就对镇守辽东的这帮官员心有不满。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却从不供奉他这个帝国的“九千岁”。不识时务只有靠边站,魏忠贤派兵部尚书高第担任辽东经略,撤了孙承宗的职。高第刚一到任,就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如此一来,这么多年的辛苦经营就会毁于一旦。他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远、前屯卫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就失去保障。这些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
高第根本听不进袁崇焕的建议,他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袁崇焕十分倔强,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高第也清楚,袁崇焕虽然是他的部属,但此人在辽东之地经营数年,在军队中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威望。若他执意抗命,自己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经高第这么一折腾,袁崇焕也有些心灰意冷,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早在一年前,袁崇焕的父亲去世。按照大明法度,身为人子的他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为由,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
如今袁崇焕要回家尽孝,显然有赌气的意思。皇帝驳回了他的请求。为了慰抚他,将其擢升为按察使。虽然仕途上有了进步,但是袁崇焕的心情却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闷之中。高第是个目光短浅之人,而此时的袁崇焕又陷入无人援手的境地。努尔哈赤已探察出明朝的虚实,知道这是出兵的最好时机。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统领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横渡辽河,兵锋直指宁远城下。大战将至,袁崇焕将部下召集到眼前,突然当着全体将士的面跪下,慨然言道:“大兵压境。外无援兵,宁远已是孤城一座。身为帝国军人,不战而逃是巨大的耻辱,我要与宁远共存亡。”
袁崇焕的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可见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他又派人给山海关守将杨麒送信,要他把从宁远城逃出去的溃兵一律杀掉,一个也不留。
二十四日,后金兵到达城下。袁崇焕第一次领教了“辫子兵”的威猛。那些如狼似虎的清兵,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条辫子。于是乎,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就会吓得魂飞魄散,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一溃千里。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短命的大顺朝覆灭了。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的代名词。
当时朝鲜派使者去北京朝见皇帝,途经宁远。袁崇焕很高兴地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心里暗暗吃惊。袁崇焕和幕僚们正在闲谈,突然有人来报清兵攻城。袁崇焕乘轿至战楼,仍与朝鲜使者谈古论今,泰然自若,脸上全无忧惧之色。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明军在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攻防战,宁远城墙一度被清兵撕开一道口子。袁崇焕亲自搬石头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会成为鞑子的奴隶。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什么乐趣?”撕下战袍裹住左臂的伤口又接着指挥战斗。将士们见主帅如此,自然人人奋勇。
两天后,当宁远上空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人们发现,这座千疮百孔的古城依然挺立于大明的版图之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让明、清双方都损失惨重。中炮受伤的努尔哈赤丢下五百具勇士的尸体,黯然退去。这是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首度崭露头角,也是明军难得的一场胜利,在历史上称为“宁远大捷”。袁崇焕的高光表现,让这个被失望和无奈笼罩的帝国看到了一缕久违的胜利曙光。在大明王朝的长城防线接二连三地失守之后,袁崇焕就这样从血泊中树起了属于自己的旗帜,也由此成为大明帝国最后的救星。
宁远捷报传至京城,明廷上下为之一振。天启皇帝擢升袁崇焕为辽东巡抚,仍命驻扎宁远。
清军撤退之后,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见努尔哈赤,命使者传话道:“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这时候已经身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诸贝勒面前叹息道:“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区区一个宁远城就打不下来?”他虽心有不甘,但此后伤势一直未愈,只好返回沈阳休养。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时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在没有朝廷授权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派人前往吊唁,同时庆贺皇太极继位。
袁崇焕后来在题本中阐述了他遣使吊丧的三个目的:“臣先于镇守内臣刘应坤、纪用,镇臣赵率教东巡而得奴死之信,盖闻之而未见其的也,无一确探以相闻。边臣所任何事,亟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与夷上下,二也。且谕其毋前叛逆,束手归命,听朝廷处分,三也。”他这么做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探察虚实,二是为了离间努尔哈赤诸子关系,三是找机会劝降皇太极。
《清太宗实录》中也有相似记载:袁崇焕遣使吊丧系“潜窥我国情形”。由此可见,袁崇焕借吊丧探虚实的意图已经被皇太极识破。至于离间诸子关系,袁崇焕也早有此心。他听说努尔哈赤留下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牵制、平衡的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袁崇焕认为这是分裂后金政权最好的时机,他甚至说出“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这样有把握的话。即使以上两个目的无法实现,还有第三个,劝降。总之,袁崇焕很有信心,他在奏本中声称:“奴子(皇太极等)不降,必为臣擒矣。”
皇太极的军事才能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但是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如此一来,袁崇焕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一场玄机暗藏的吊丧,被皇太极巧妙地导向明金之间的议和。皇太极担心与宁远议和还没开始就走向破裂,故极力敷衍,从天启七年(金天聪元年)元月至二月,一再改写致袁崇焕书信的格式。尽管如此,这都是一场毫无诚意的议和,皇太极不过利用袁崇焕遣使吊丧之机,借间而用间,以和议迟滞明朝的关宁劲旅,乘机衔杖疾趋,挥戈东向。
袁崇焕是颇有胆识之人,他的存在既让皇太极叹服,又让他顾忌重重。皇太极即位之初,周边的形势极为严峻。东方的朝鲜,素来忠顺于大明朝廷,虽然国小兵弱,但也不容忽视。且有毛文龙开镇皮岛,客寄朝鲜,驻兵屯田于铁山、昌城、满浦一带,虽然兵力不过四万,但居于战略要塞,足以形成牵制之势。
毛文龙于万历三十三年从军,屡立战功。1621年,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两千里海岸线,不久又收复宽奠、大奠、新奠、永奠等六堡,随后以皮岛为根据地,多次深入敌后,屡挫敌锋。1622年,升为平辽总兵官。1663年8月,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9月,先后取得“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10月,再收复复州、永宁。皇太极即位后,为解除这个心头大患,派大军攻打毛文龙,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五胜,重创后金主力镶蓝旗。
连年打击不能消灭毛文龙,后金便竭力劝降,许诺“将军若来,位在佟附马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后金军缺少船只又不习惯海战,对毛文龙也是有心无力。
天启皇帝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那时候,明军一见后金兵就望风而遁,只有毛文龙的军队能与后金打一打。毛文龙也因此受到朝廷嘉奖,擢升至佐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从不叫名字,而称其为“毛帅”。
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皇太极不敢放开手脚进兵辽西。皇太极即位之时,满洲政权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明朝方面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明军要练兵、筑城、屯田,清军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如此局势下,双方都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还是来自于明朝的文官。他们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他们的政治神经就会变得异常敏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可又都不愿意做岳飞。
袁崇焕从现实出发主张议和,而朝中大臣并不买他的账。有官员一再弹劾袁崇焕,说他的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也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的反对声而变得异常艰难,所谓的谈判也仅限于文来文往,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皇太极想把和议作为一种策略而服从于对明的战略全局,通过议和,他的军队可以避免两线作战。不管和议谈判结果如何,皇太极和袁崇焕都认为和议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明军可以补充战争资源,巩固境内的防御体系。而皇太极则认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他可以借此威服朝鲜,撤去大明王朝的这道东方屏障,也就此将毛文龙困于海岛一隅,使其难有大的作为。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没日没夜地修筑城堡,他担心时间拖得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向宁远发动攻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这场大战同样打得十分惨烈,两军阵前死伤无数。守军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皇太极的白龙旗和清方的一座大营帐,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中说,皇太极长子胸口中箭,另一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个报告有夸大之嫌,事实上皇太极的儿子并没有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记载,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又伤亡了不少将士,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两大战役的胜利既没有让大明摆脱困窘的政治现状,也没有为袁崇焕个人带来更好的命运转机。相反,两场胜利换来的依旧是对人性的考量,是嫉妒与迫害。七八月间,京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京城内外由于宁锦战功受到升迁、赏赐的人,多达数百人。许多和这场大战毫无关系的人也受到官升数级的奖励,其中,以魏忠贤的那位侄子累积之下连升九级的军功为最高。袁崇焕仅仅加衔一级。魏忠贤手底下的一个亲信有些看不过去,提出把自己受到的奖励转给袁崇焕。天启皇帝斥责道:“袁崇焕议和这件事,所误不小。我不惩处他已经不错了。你少在这儿卖好。”
山河震荡,风雨飘摇。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弹劾下,袁崇焕被昏庸的天启皇帝罢职,返回故乡——广东东莞水南村。心有不甘的袁崇焕在离开宁远时,也只能徒唤无奈。这些年他所经历的大劫难和大幸运真如过山车一般。这时的他不过四十岁左右,正值壮年,也是政治上趋于成熟的年龄。袁崇焕在一首诗里深有感触地写道:“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侵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任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袁崇焕在回乡途中,到了广州,专门去了一趟光孝寺。身处佛地,他的思绪还是会不自主地回到刚刚脱离的战争场景,那遮天蔽日的血光和眼前的晨钟暮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人世茫茫,既然选择走上这条不归路,也就无须再向菩萨低头忏悔。
事后看来,袁崇焕配合皇太极搞出的那场休战议和并不明智。可以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开展的一场错误的活动。其直接结果是促成了袁崇焕的离任,也留下了日后被诬陷的隐患。等到他日后复出时,全国的战略布局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复辽计划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欲求守辽西、固山海也不可得了。
作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继任者,他的亲弟弟崇祯皇帝在清除阉党后,那些一度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重新回到帝国权力场中,其中就包括袁崇焕。崇祯皇帝极为认可袁崇焕的价值,也将其视为撑起帝国大厦的最后一根擎天柱。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第一次召见了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