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最后一根擎天柱的崩塌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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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计陷抚顺，揭开了与明王朝长期战争的序幕。此后，努尔哈赤挥师南下，占据辽河以东沈阳、辽阳等大小七十余城，兵锋直指山海关。大明王朝几易疆臣镇帅，也未能扭转东北边防风雨飘摇的势态。
山海关一失，努尔哈赤的虎狼之师便可长驱直入，要不了两天便可抵达北京城下。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皇帝和官员耳朵里的说法各不相同。局势越是被动，谣言就传得越凶，这是历史中的常态。就在京师人心惶惶之际，兵部主事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考察。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若在平日，这样不打招呼就擅离职守，肯定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但朝廷正值忧急彷徨之际，而考察归来的袁崇焕将关外局势梳理得头头是道。兵部主政官员一番权衡之下，非但没有追究袁崇焕的过错，还擢升他为兵备佥事，类似于文职军官中的政治部主任。既然袁崇焕已经将大话说出去了，那索性就让他去镇守山海关。
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是防守京师的第一要塞。虽是要塞，但它根本就不具备军事要塞的条件。它只是孤悬的一处关口，并没有外围阵地。若是敌军来攻，千军万马会直接冲到关门之前。如此一来，明王朝将所有的防御力量囤积于此，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一旦战事陷入被动，就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山海关若是失守，来犯之敌便可直面北京城。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就越安全，北京也就越安全。
袁崇焕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招致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在他们看来，宁远距离山海关太远，根本就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识之士，他始终坚持不调研就没有发言权的行动准则，亲自出关巡视。在一番调研之后，他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不久孙承宗走马赴任辽东主帅，他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彼此的心中，却又互相钦佩。那既是男人之间英雄相惜的一种情怀，又是大敌当前彼此仰仗的现实需要。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筑城，准确地说是按照他所制定的严格标准筑城。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将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宁远城人口大增，明朝的防御线向北推进了二百余里。宁远城不破，后金就难以冲破山海关。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能够遇到这样的上司极为难得。眼见他和孙承宗收复失地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袁崇焕度过了进入辽东后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和手下将领满桂、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那些患难与共的日子里不断加深。
可惜好景不长，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朱由校越来越沉溺于自己的木匠事业。而宦官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只手遮天，搅得朝堂上下一派乌烟瘴气。大宦官早就对镇守辽东的这帮官员心有不满。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却从不供奉他这个帝国的“九千岁”。不识时务只有靠边站，魏忠贤派兵部尚书高第担任辽东经略，撤了孙承宗的职。高第刚一到任，就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如此一来，这么多年的辛苦经营就会毁于一旦。他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远、前屯卫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就失去保障。这些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
高第根本听不进袁崇焕的建议，他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袁崇焕十分倔强，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高第也清楚，袁崇焕虽然是他的部属，但此人在辽东之地经营数年，在军队中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威望。若他执意抗命，自己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经高第这么一折腾，袁崇焕也有些心灰意冷，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早在一年前，袁崇焕的父亲去世。按照大明法度，身为人子的他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为由，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
如今袁崇焕要回家尽孝，显然有赌气的意思。皇帝驳回了他的请求。为了慰抚他，将其擢升为按察使。虽然仕途上有了进步，但是袁崇焕的心情却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闷之中。高第是个目光短浅之人，而此时的袁崇焕又陷入无人援手的境地。努尔哈赤已探察出明朝的虚实，知道这是出兵的最好时机。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统领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横渡辽河，兵锋直指宁远城下。大战将至，袁崇焕将部下召集到眼前，突然当着全体将士的面跪下，慨然言道：“大兵压境。外无援兵，宁远已是孤城一座。身为帝国军人，不战而逃是巨大的耻辱，我要与宁远共存亡。”
袁崇焕的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可见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他又派人给山海关守将杨麒送信，要他把从宁远城逃出去的溃兵一律杀掉，一个也不留。
二十四日，后金兵到达城下。袁崇焕第一次领教了“辫子兵”的威猛。那些如狼似虎的清兵，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条辫子。于是乎，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就会吓得魂飞魄散，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一溃千里。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短命的大顺朝覆灭了。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的代名词。
当时朝鲜派使者去北京朝见皇帝，途经宁远。袁崇焕很高兴地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心里暗暗吃惊。袁崇焕和幕僚们正在闲谈，突然有人来报清兵攻城。袁崇焕乘轿至战楼，仍与朝鲜使者谈古论今，泰然自若，脸上全无忧惧之色。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明军在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攻防战，宁远城墙一度被清兵撕开一道口子。袁崇焕亲自搬石头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会成为鞑子的奴隶。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什么乐趣？”撕下战袍裹住左臂的伤口又接着指挥战斗。将士们见主帅如此，自然人人奋勇。
两天后，当宁远上空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人们发现，这座千疮百孔的古城依然挺立于大明的版图之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让明、清双方都损失惨重。中炮受伤的努尔哈赤丢下五百具勇士的尸体，黯然退去。这是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首度崭露头角，也是明军难得的一场胜利，在历史上称为“宁远大捷”。袁崇焕的高光表现，让这个被失望和无奈笼罩的帝国看到了一缕久违的胜利曙光。在大明王朝的长城防线接二连三地失守之后，袁崇焕就这样从血泊中树起了属于自己的旗帜，也由此成为大明帝国最后的救星。
宁远捷报传至京城，明廷上下为之一振。天启皇帝擢升袁崇焕为辽东巡抚，仍命驻扎宁远。
清军撤退之后，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见努尔哈赤，命使者传话道：“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这时候已经身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诸贝勒面前叹息道：“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区区一个宁远城就打不下来？”他虽心有不甘，但此后伤势一直未愈，只好返回沈阳休养。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时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在没有朝廷授权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派人前往吊唁，同时庆贺皇太极继位。
袁崇焕后来在题本中阐述了他遣使吊丧的三个目的：“臣先于镇守内臣刘应坤、纪用，镇臣赵率教东巡而得奴死之信，盖闻之而未见其的也，无一确探以相闻。边臣所任何事，亟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与夷上下，二也。且谕其毋前叛逆，束手归命，听朝廷处分，三也。”他这么做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探察虚实，二是为了离间努尔哈赤诸子关系，三是找机会劝降皇太极。
《清太宗实录》中也有相似记载：袁崇焕遣使吊丧系“潜窥我国情形”。由此可见，袁崇焕借吊丧探虚实的意图已经被皇太极识破。至于离间诸子关系，袁崇焕也早有此心。他听说努尔哈赤留下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牵制、平衡的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袁崇焕认为这是分裂后金政权最好的时机，他甚至说出“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这样有把握的话。即使以上两个目的无法实现，还有第三个，劝降。总之，袁崇焕很有信心，他在奏本中声称：“奴子（皇太极等）不降，必为臣擒矣。”
皇太极的军事才能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但是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如此一来，袁崇焕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一场玄机暗藏的吊丧，被皇太极巧妙地导向明金之间的议和。皇太极担心与宁远议和还没开始就走向破裂，故极力敷衍，从天启七年（金天聪元年）元月至二月，一再改写致袁崇焕书信的格式。尽管如此，这都是一场毫无诚意的议和，皇太极不过利用袁崇焕遣使吊丧之机，借间而用间，以和议迟滞明朝的关宁劲旅，乘机衔杖疾趋，挥戈东向。
袁崇焕是颇有胆识之人，他的存在既让皇太极叹服，又让他顾忌重重。皇太极即位之初，周边的形势极为严峻。东方的朝鲜，素来忠顺于大明朝廷，虽然国小兵弱，但也不容忽视。且有毛文龙开镇皮岛，客寄朝鲜，驻兵屯田于铁山、昌城、满浦一带，虽然兵力不过四万，但居于战略要塞，足以形成牵制之势。
毛文龙于万历三十三年从军，屡立战功。1621年，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两千里海岸线，不久又收复宽奠、大奠、新奠、永奠等六堡，随后以皮岛为根据地，多次深入敌后，屡挫敌锋。1622年，升为平辽总兵官。1663年8月，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9月，先后取得“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10月，再收复复州、永宁。皇太极即位后，为解除这个心头大患，派大军攻打毛文龙，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五胜，重创后金主力镶蓝旗。
连年打击不能消灭毛文龙，后金便竭力劝降，许诺“将军若来，位在佟附马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后金军缺少船只又不习惯海战，对毛文龙也是有心无力。
天启皇帝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那时候，明军一见后金兵就望风而遁，只有毛文龙的军队能与后金打一打。毛文龙也因此受到朝廷嘉奖，擢升至佐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从不叫名字，而称其为“毛帅”。
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皇太极不敢放开手脚进兵辽西。皇太极即位之时，满洲政权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明朝方面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明军要练兵、筑城、屯田，清军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如此局势下，双方都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还是来自于明朝的文官。他们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他们的政治神经就会变得异常敏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可又都不愿意做岳飞。
袁崇焕从现实出发主张议和，而朝中大臣并不买他的账。有官员一再弹劾袁崇焕，说他的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也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的反对声而变得异常艰难，所谓的谈判也仅限于文来文往，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皇太极想把和议作为一种策略而服从于对明的战略全局，通过议和，他的军队可以避免两线作战。不管和议谈判结果如何，皇太极和袁崇焕都认为和议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明军可以补充战争资源，巩固境内的防御体系。而皇太极则认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他可以借此威服朝鲜，撤去大明王朝的这道东方屏障，也就此将毛文龙困于海岛一隅，使其难有大的作为。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没日没夜地修筑城堡，他担心时间拖得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向宁远发动攻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这场大战同样打得十分惨烈，两军阵前死伤无数。守军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皇太极的白龙旗和清方的一座大营帐，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中说，皇太极长子胸口中箭，另一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个报告有夸大之嫌，事实上皇太极的儿子并没有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记载，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又伤亡了不少将士，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两大战役的胜利既没有让大明摆脱困窘的政治现状，也没有为袁崇焕个人带来更好的命运转机。相反，两场胜利换来的依旧是对人性的考量，是嫉妒与迫害。七八月间，京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京城内外由于宁锦战功受到升迁、赏赐的人，多达数百人。许多和这场大战毫无关系的人也受到官升数级的奖励，其中，以魏忠贤的那位侄子累积之下连升九级的军功为最高。袁崇焕仅仅加衔一级。魏忠贤手底下的一个亲信有些看不过去，提出把自己受到的奖励转给袁崇焕。天启皇帝斥责道：“袁崇焕议和这件事，所误不小。我不惩处他已经不错了。你少在这儿卖好。”
山河震荡，风雨飘摇。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弹劾下，袁崇焕被昏庸的天启皇帝罢职，返回故乡——广东东莞水南村。心有不甘的袁崇焕在离开宁远时，也只能徒唤无奈。这些年他所经历的大劫难和大幸运真如过山车一般。这时的他不过四十岁左右，正值壮年，也是政治上趋于成熟的年龄。袁崇焕在一首诗里深有感触地写道：“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侵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任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袁崇焕在回乡途中，到了广州，专门去了一趟光孝寺。身处佛地，他的思绪还是会不自主地回到刚刚脱离的战争场景，那遮天蔽日的血光和眼前的晨钟暮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人世茫茫，既然选择走上这条不归路，也就无须再向菩萨低头忏悔。
事后看来，袁崇焕配合皇太极搞出的那场休战议和并不明智。可以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开展的一场错误的活动。其直接结果是促成了袁崇焕的离任，也留下了日后被诬陷的隐患。等到他日后复出时，全国的战略布局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复辽计划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欲求守辽西、固山海也不可得了。
作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继任者，他的亲弟弟崇祯皇帝在清除阉党后，那些一度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重新回到帝国权力场中，其中就包括袁崇焕。崇祯皇帝极为认可袁崇焕的价值，也将其视为撑起帝国大厦的最后一根擎天柱。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第一次召见了袁崇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