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爱新觉罗们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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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捕鱼汉子到紫禁城主人
<h4>（一）</h4>
从山海关到沈阳的列车上向外望去，东北平原粗野依旧。虽然覆满了庄稼，还是掩不住它的豪放本性。玉米高粱不再是关内那副规矩本分模样儿，漫山遍野泼泼辣辣地铺洒浓绿，夸耀着这里与众不同的肥壮。村庄七扭八歪地躺在平原上，东一个西一个，没有一点章法。连天空也显得格外高远，表示着它对这片土地的格外纵容。不过望得久了，视觉神经的兴奋点便迅速降低。这里太空旷了，一片一片摇过去的，高粱之后还是高粱，玉米之后还是玉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全世界的高粱玉米都种到这里了。高速行驶的列车变成了绿色海洋中央的一叶小舟，似乎永远也没有希望靠岸。
忽然就想，当年走在这条路上的满洲士兵们，该是个什么心情呢？当时，这片土地上还没有几片庄稼，更没有什么大路。到处是望不到边的森林、草地和沼泽。列车呼啸声中的每二十分钟在他们脚下会化成一整天的艰苦跋涉，这浩瀚平原的每一米，都需要他们用脚一步步量过。他们套在牛皮靴里的脚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泡，他们的脸被汗水腌得看不出模样，他们一定被疲倦和单调弄得很沮丧。对于当时人口稀少的满族人来说，肥沃的大东北已经是过于辽阔了，不论是渔猎还是垦殖，养活他们都绰绰有余。为什么他们要用生命作赌注，辛辛苦苦地穿越无边旷野，去参与中原的逐鹿大战呢？
当然是人类天性中的永不安分的进取心和好奇心支配着他们的双脚。他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渴望突破长城的封锁。他们不是安于在白山黑水间捕捞大马哈鱼的庸汉，他们的血液里充满了不安分的幻想。刚刚在内部战争中取胜的爱新觉罗家族，踌躇满志。那种拥有更多财富，占领更多疆土，获得更多尊敬的欲望像火一样烧灼着爱新觉罗们的心脏，让他们在辽东山野的土炕上夜不安枕。他们听说，在森林和草地的那一面，有高大雄伟的北京城，有从天上流下来的黄河，有千里沃野的成都平原，还有风光如画的苏杭。他们带着初生期人类完整无损的自信和雄心，带着那种可笑又可爱的向不可能挑战的勇气，又一次跨上了马背。
这些戴着鱼皮帽的汉子要向世界证明，他们是最强者。
<h4>（二）</h4>
爱新觉罗们从东北森林一路顺风地走进古城北京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从努尔哈赤起，这个家族的成员们就显示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进取欲望和极高的智商。他们普遍精力充沛，思维缜密，极为好胜。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顺治、康熙，再到雍正和乾隆，家族血统中的优良品质并没有随着生命的传递而稀释，相反，倒是一代比一代出色。
在1840年以前，全部的中国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原农业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对抗史。在几千年来的一系列对抗中，爱新觉罗们率领着女真人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他们成功地骑着马走进中原，并且建立了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他们的统治居然比所有的汉人王朝更为成功。马上民族的刚健和锐气并没有在汉文化所提供的温柔乡欲望海中被消磨软化，而是像好钢反复淬火一样，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既保持了刚健的本质，又逐渐磨炼得稳健、缜密、老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在这样的异族统治下出现水到渠成一样自然。
事实证明，异族的入侵对中原文明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中原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丧失了进取心的封闭式文明，这种文明像个老人一样不断回忆自己的童年——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她迷恋过去，惰性沉重，缺乏自我更新机制，在自我循环中变得越来越文弱、保守。如果没有异族入侵的刺激，她只能不断退化，淤积，停滞。正是女真人的入侵，给中原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难能可贵的进取心。满族人不畏艰难地推行了摊丁入亩，养廉制度，改土归流，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的瓶颈性难题，成功地完成了中原文明的全面调整。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部分地把自己的个人品质输入了整个国家，他们凭借杰出的整体素质造成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入侵前的最后一次繁荣。
二 从学习到沦陷
<h4>（一）</h4>
当清王朝带给人们太多的失望、痛苦和屈辱的时候，激进的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他们看来，爱新觉罗家族是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如果中国还在汉族人手上，绝不会遭受如此深重的屈辱。这个口号没有喊很长时间，因为不久人们就认识到，把原因归结于某一个民族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确的。
可是，在思考这段历史时人们常常感到困惑的是，满族人本来是从外部走入中原的，当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跨海而来时，他们应该比汉族人少一份心理障碍，多一份清醒明智。事实恰恰相反，在和西方人的接触中，接受了汉文化的清朝统治者比汉人显得还要顽固不化。他们极为虔诚坚定地维护他们继承过来的汉文化，对海外“蛮夷”无比鄙视和轻慢。
其实仔细一想，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满族人自身的文化自卑感是这个问题的钥匙。爱新觉罗们天赋非凡，但是他们毕竟是从偏僻的荒野走出来的，他们身上带着浓浓的泥土味。起兵之初的努尔哈赤虽然也是个地位很高的奴隶主，可他的宅邸却只是一大家子人共同居住的几间茅草房，周围是一圈东倒西歪的木篱笆。《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后的一天夜里，发现有敌人来偷袭他的住宅，他赶紧让两个儿子钻进炕柜底下隐蔽，自己从枕头边摸起刀爬到窗前观察动静。可见那时的“汗王”居然是妻子儿女一大家睡在一条大炕上。随着满洲人马蹄的东进，他们吸收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化。1625年，他们仿照汉人，在新攻下的沈阳建起了一座皇宫，这便是今日的沈阳故宫。这座新宫一定让满洲人费尽了心血，他们想高标准高格调地好好摆一下排场，以显示这个新崛起的东方大国的风采。可是今天我们到沈阳故宫去看一看，扑面而来的却是这座宫城的局促、草率和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
马背上的满洲人越往西走，越惊讶于汉文明的灿烂辉煌，也越来越为本民族文化的鄙陋苍白而感到自卑，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服饰、建筑、典章、制度，在他们看来，无不璀璨夺目，完美得不敢想象。他们看到了故宫大殿的巍峨雄伟，看到了御园三海的迷人风光，看到了京师人物的文质彬彬，回想起自己那座沈阳故宫，看看脚上的牛皮靴子和树皮鞋，他们没法不自卑。正是受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满洲人迅速地汉化，满洲贵族们开始发愤地攻读汉文典章，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原文化。他们择善而从，见异思迁，苍白的文化底蕴使他们没有资本对异族文化表现出拒绝和轻蔑的态度，质朴天真的本性使他们在绚烂耀眼的汉文化面前露出惊奇的笑脸。这时的满族人头脑清醒。可以设想，如果鸦片战争提前到十七世纪发生，满洲人完全可能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面对西方炮舰背后显现出来的文明。
从顺治、康熙，到雍正、乾隆，满族皇帝越来越深地走进汉文化的殿堂。顺治皇帝十四岁时还不懂汉语，亲政后才开始学习汉文。这个聪明懂事的青年以极大的毅力克服语言障碍，苦读汉文书籍。他把乾清宫当做书房，数十个书架上经史子集、稗官小说林林总总，殿内长几上摆满了商彝周鼎、图章画册，每天除了处理政务，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常常用功到深夜，直到所读书籍能流利地背诵才去睡觉。几年后，他在《金圣叹评点西厢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议论颇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这几句短短的评语足以显示出他驾驭汉文字以及用汉语进行思维的熟练程度。
康熙皇帝是第一位生长于北京的满族皇帝，虽然年幼丧父，这位早熟的少年天子并没有耽误自己的教育。从这一代开始，满族皇帝们对中原文化的精髓部分——儒学的研究已经登堂入室了。在书海泛舟的过程中，康熙皇帝逐渐被宋明理学征服了。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理性阐发，具有条理分明的外表和恢弘博大的内容，它包含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用它自己的独特逻辑解释了宇宙间的所有问题。康熙皇帝认定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质之万世而不移的绝对真理，他说：“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枕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他命大臣们编纂了《朱子大全》，将朱熹正式升配孔庙，从这一代起，爱新觉罗家族已正式加入中原文明的构建者行列了。
雍正皇帝则通过尊崇孔子来表明他对中原文化的崇拜。孔子辞世二千二百年后，在一个异族统治者那里得到了最虔诚的崇拜。雍正皇帝在历代帝王中首次追封孔子先世为王，首次在祭孔献爵时向孔子像下跪，这是过去的汉族帝王从未做到的事。这个自视甚高的满族皇帝当然知道他在孔子像前屈膝俯首的意义，这象征着一个民族向另一种文化的真诚皈依。这位聪明的皇帝也通过这种方式向汉人证明满族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人，而成了中原文化的守护者。
乾隆皇帝则根本用不着以这种做作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历代帝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淫最深、把握最透的一位。他比任何一位汉族皇帝运用起传统文化来都更得心应手，更胸有成竹，他已经完完全全地溶入了中原文化的血脉，从哲学、文学到建筑、艺术，他几乎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文化的修整与重建。在二十五岁即位前，他就完成了四十卷的《乐善堂全集》。他一生共写诗四万一千八百余首，足以让任何一位多产诗人瞠目结舌。他组织编写了《四库全书》，全书九亿多字，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归集整理与砍削。他在几乎所有的名画上题字，盖上乾隆御赏之宝，在几乎所有的风景名胜地立碑题字。他扩建了圆明园，重修了大内三海，重修了北京城，为现代游人留下了最精良最优秀的古建筑，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功劳簿上应当记上乾隆皇帝一笔。
<h4>（二）</h4>
乾隆皇帝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杰出代表，爱新觉罗家族的优秀素质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一点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同时又最为成功的皇帝之一。
乾隆的天赋实在是太突出了，上天几乎是把人的所有优点都赐给了他。他懂得五种语言，汉语和满语都是母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和藏语也达到了会话水平。他继承了先祖们终生征战锻炼出来的良好身体素质和武勇精神，爱好骑马、射箭、围猎、冰嬉、摔跤，乐而不疲。
乾隆的自制力在历代帝王中无与伦比。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政务。赵翼说：“上每晨起，必以卯刻。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他善欢效仿祖父康熙，到京师之外进行艰苦的巡行，风餐露宿，不以为苦。
他为人极其理智，反应敏捷，处理问题果断迅速。他做事极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二十四岁那年，他初登大宝，那些匍匐在他御座脚下的王公百官都比他年长许多，主少国疑，人们用试探的眼光打量着他。他并没有用太多的时间，就以自己的才干把庞大的官僚大臣摆弄得服服帖帖。
乾隆皇帝多才多艺，诗词曲赋书法绘画音乐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他才华奔放又头脑清晰，理智与情感在他身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他孝敬母亲，夫妻和谐，儿女孝顺，事业和家庭都极为成功。
好像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即位时的乾隆皇帝所面临的中国就像是给他精心布置的舞台，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君主七十年的治理，国家局势平稳规模底定。二十五岁的他未经一点波折，顺利登基。掩藏在这个文质彬彬、端庄沉静的帝王外表下的，是一颗睥睨千古的雄心。在即位前，他遍阅史书，二十四史中居然没有几个他看得起的帝王，他勉强选中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个人，但又认为汉文帝虽贤而辅佐乏人，宋仁宗才干不突出，只有唐太宗值得效仿。不过唐太宗还是有缺点，如晚年志满倦政，以及家法不严导致后来发生武则天的“女祸”。面对父祖两代留下的宏大产业，进取心极强的他暗暗下了决心，他要做的是古今完人，超越千古，雄视百代，做到古今第一成功的帝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年轻的乾隆皇帝奋发图强，“万几恭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他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即位伊始，他就以非同寻常的气魄大规模调整了政策，一改乃父苛刻过甚的作风，行宽大之政。他重视经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农业发展。他整顿政治，有力整肃了官僚政治秩序，使国家机器效率大大提高。他四处征讨，不断在边陲进行大规模战争，使清帝国国威远扬。他振兴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梳理。他把整个帝国当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作品，日以继夜地辛苦工作，占据他全部身心的是如何把这件艺术品完成得更加完美。为此，他不断征求元老重臣的意见，广泛研究历代政治得失，有时躺在床上想起了自己工作中的一个微小失误，也要披衣下床，把这件事记下来第二天认真研究。他对自己的事业极端投入，治理国家是他自我实现的方式，他要通过这个巨大挑战，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到最大亮度，创造出最辉煌最盛大的生命之诗。事业的完美才是他生命的“力比多”。
上天对这个天之骄子格外垂青，形势和才干的结合，使得前无古人的治绩在乾隆手下出现了。
在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五十四年净增人口1.5355万人，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综合国力也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
充斥历朝历代的母后、外戚、宦官、权臣干政或藩镇、朋党这些政治毒瘤的滋生蔓延在乾隆一朝降到了最低程度。在乾隆前期，社会秩序空前稳定，政治纪律空前严明。
军事方面，乾隆皇帝四出征伐，他两征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为清王朝在动荡的西部划定了边界，开拓了万里疆土。他遥控指挥了中国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廓尔喀之战，最后安定了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朝武功极盛，扬威绝域，其影响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意义深远。
文化方面，乾隆朝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繁荣，官方和民间学术都空前繁盛，乾嘉考据学、《四库全书》《红楼梦》、京剧都在此时诞生，可谓人才辈出，云蒸霞蔚，异彩纷呈……
<h4>（三）</h4>
满族皇帝们已经完全汉化了。和汉族帝王们比起来，他们甚至更了解汉文化经典，更熟悉中国历史，更通晓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艺术。他们比汉族皇帝还像汉族人。他们见多识广，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当满洲人刚刚叩开山海关的大门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像孩子一样明亮，他们对各种文化的反应非常敏锐。进入北京城之后，他们第一次见到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这是一群在天文台为中国人工作的传教士。这些白种人引起了满洲贵族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北京的那一年的九月一日，欧洲人准确地预测了当天的日食，这让没有天文学知识的满洲人惊讶不已。他们热诚地和欧洲人交朋友，甚至皇帝也不例外。顺治皇帝甚至尊称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魏特的《汤若望传》记载：
（皇帝经常去拜访汤神父）在他们那时常聚会的机会里，聪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要求汤若望对于一切可能的事件予以解答，譬如日食与月食之原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再就是物理的问题。……汤若望寻常是按照东方习俗，盘腿坐在皇帝旁边的一个坐垫上，因为把腿伸出，是被人们视为失礼不敬的，有时因坐的时间过久，他的双腿竟至麻木失觉，然后皇帝就亲助他起立搀扶着他……
1656和1657两年之间，皇帝竟然二十四次到汤若望的寓所去拜访，这完全背离了当时社会的礼仪标准，年轻的皇帝完全被老神父那些崭新而深邃的学问和纯净的人格吸引了。汤若望在顺治朝虽然品级不高，但是拥有独一无二的威信。他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错误，向皇帝提出建议。许多时候，大臣们的劝谏不起作用，“玛法”的几句话却能扭转乾坤。甚至在太子的选择上，他也听从了这位“玛法”的意见，选择了出过天花的康熙。国家大事由一个“洋鬼子”一言而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
被汤若望荐为皇帝的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比乃父要大得多。这位皇帝无疑精力更加充沛，好奇心和求知欲更盛。不论到哪里，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奇装异服的欧洲人，他们是皇帝的数学、几何和物理老师。他们受到了皇帝不同寻常的礼遇。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他还坚持演算数字公式，用仪器测定经纬和天象。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唯一掌握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和近代天文学原理的君主，在他的主持下，中西学者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梯形投影技术绘制了“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的中国地图。通过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只鳞片甲的信息，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迟早会改变这个世界。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事实证明，世界后来没有一直按康熙皇帝脑中的中世纪时代的速度运行，西洋各国“为中国之患”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雍正皇帝则没有继承父亲的好奇心，一方面，他要忙于镇压政敌，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他已完全被中国文化迷住了，他的视野中没有给那些千奇百怪的西方仪器留下空间。这个外来者的后裔比汉族人更热心更虔诚地推崇中原文化。有一次，他把欧洲传教士聚集到圆明园，试图用他雄辩的口才证明西方人的谬误，劝他们信仰儒学。他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不过他并不感到沮丧，因为他认为，顽固不化正是夷人素质低下的证明。
乾隆皇帝最为景仰的人是他的祖父康熙，他为人也比乃父雍正更从容大气一些。所以，他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感一点兴趣，不过，仅仅是一点而已。正是他，命传教士们在圆明园中设计了占地一百多亩的西洋楼。这群建筑保持了纯正的巴洛克风格，庭院中的松柏也是模拟欧洲几何图案修剪的，围墙和道路铺装以及石雕小品陈设等也都是西洋式。不过，和祖父不同的是，在他的头脑里，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沦为他眼中的“淫技奇巧”，成了开心取乐的“玩意儿”。他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为支撑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给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这位性格坦率开朗的皇帝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传教士在他眼里和那些侏儒一样，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戏法”来松弛他紧张工作后的神经，来装点他统治下盛世的升平。
<h4>（四）</h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