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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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张宏杰成为渤海大学文学与文化所的一名老师。与其他老师不同的是，他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时间比较自由”。现在的工作状态让张宏杰很满意。“历史热”的兴起让很多业余历史写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环境和机会。

◎可以说，你是切身感受了“大众历史”从冷寂到炽热的变化。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末，我就开始写作历史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当时很难发表，后来被广泛关注的那篇《无处收留：吴三桂》，和它的名字一样，被各家文学类杂志拒之门外。三年之后，才被《钟山》当做中篇小说发了。

◎作为70后作家，你的作品却很少触及当下的生活场景，而是穿梭于历史之中寻找灵感。这在青年作家中是很少见的。为什么？

读者们对我的诧异集中在两点：一是年龄，二是职业。许多人都说，一直以为你至少是中年人。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学财经的我把笔伸向了历史。

他们的表情说明，历史是一个年深日久堆得下不去脚的旧仓库，缺乏耐心的年轻人和没有专用工具的非历史专业者应该被挡在门外。

确乎如此。上中学的时候，历史是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这门本来可以写得和教得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从头到尾罗列着重大事件的概述、意义、年份、地名。这些干巴巴的内容被用来做填鸭的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大部分学术著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常常使我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学问到了某些中国学者手里，就单调呆板，变成了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外国人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职称，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

因为如此，绝大部分读者眼中的历史面目可憎，或者是二十四史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并且佶屈聱牙。一提起历史，许多人都敬而远之。不过，我碰巧遇到了几本好书，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

在我高考的时候，财经是热门，所以报了自己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是在学校图书馆和大连市图书馆度过的。白云山路幽静山谷里那座巨大而优雅的米黄色建筑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大约1991年前后，我在那里读到了这样几本书：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这几本书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伟大的学者们讲述历史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样迷人，看看《草原帝国》的作者是怎样开始他的《序言》吧：“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化为废墟……”

还有《万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开头。这种散文式的叙述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这四年对我的写作关系重大。如果你机缘巧合，踏进了历史这座旧仓库，你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事实上，在我眼里，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

甚至，我要说，我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个活着的海洋，而不是一片干枯的标本；是一位性感的姑娘，而不是干瘪的老太婆。历史是戏剧，是诗，是音乐。

◎时下通俗历史著作风行，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何处？你所追崇的写作风格是怎样的？

有些读者称我的作品为“翻案文章”，称我的写作是“颠覆历史”。我想，他们不过是借用了这个熟悉的名词而已。事实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叙述方式过于泛滥，因此，一个稍稍正常的声音听起来也许就更引人注意一些。如果说“颠覆”，我想，我颠覆的是接近历史的心态。我接近历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时，并没有心怀恐惧，我坚信他们不过是“人”。

作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科书折磨的学生，我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我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快感。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讨好我的读者的过程。我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我写出有分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我写出好东西。

“历史比小说更有趣”，我想做到的就是这一点。小说的细节毕竟要靠作者有限的生活经验和有限的想象力，因此站在现世的角度观察人性，只能看到一隅，而历史提供的细节则要丰富传神许多。可以说，历史就是上帝所写的一部小说，因此，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无疑会更震撼人心。

◎你认为从事通俗历史作品的写作是否还需要检索历史资料的过程，还是作者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积累进行臆断发挥？

虽然从事的是通俗历史作品的写作，但是你的写作一定要，或者说要竭尽全力做到提供史料的真实可靠。我的作品，结论也许让人感觉新鲜、另类，富于颠覆性，但我所依靠的是其可信度被经过严格考验的历史材料。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类读物写作者，许多探索当然是站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的。幸运的是，这几年来，我能越来越多地看到有性情、有风骨、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作品。许多优秀的作品对我都有帮助。同时，别人消化过的史料毕竟不能完全适合我的需要，我还不得不大量搜寻使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中国历史史料的丰富是世界罕有其匹的。特别是大量野史的存在，给作者们使用史料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我在使用史料时分外小心。我每写一个人，会尽量收集到所有与他有关的史料，并把多种资料进行对比，从来不会使用那些涉嫌夸张、穿凿的小说化的野史，虽然也许他们对我塑造人物很有用处。

◎历史类书籍往往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偏向于枯燥乏味的学术论文，要么为迎合低俗的阅读欲望写成了野史秽闻，你认为怎样才能将历史写得既生动好看又有学术价值？

我一直十分尊重读者们把历史讲得轻松、好玩、有趣的要求。打个比方，历史事件在史书中已经被风干，成了脱水食品。我的努力就是给这些食品浇了一壶清水，让它们又一次翠绿可人。

与此同时，我还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大众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阅读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我们这个民族的坐标，更清楚地判明民族的前途。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我们生活的共同体出谋划策。自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以来，我平均每天都要收到两到三封普通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中，不乏认真、成熟的思考，有的思考成果让我深受启发。由此我认识到，因为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由我们这些“业余写史者”用通俗的方式来传达“史识”就更加重要。我十分愿意做这样的事，也期待着读者与我进行认真的交流。

◎历史中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有两点。第一点，历史是人性展示的广阔舞台。就像莫言评论我的作品时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我对人性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人性感兴趣，其实就对自己感兴趣，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此时此地的自己。我爱读人物传记，喜欢琢磨遗传、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性格与命运的影响。我对心理学也感兴趣，起源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心理过程、心理结构的兴趣。我对历史剖析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独特心理结构。在读明武宗的资料时，他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反叛让我感觉很过瘾，而他被置于那样一个扭曲的成长环境之下又让人对他深切同情。明武宗的心理历史很有代表性，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光绪皇帝和朱元璋也是同样。

正是因为对人性的复杂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所以我喜欢历史。因为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经历过的事毕竟有限。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但是在历史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

另一点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由历史塑造的。今天社会的所有问题，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读历史，你分明会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比如我们可以试举几个例子：

前些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做“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毛主席语录》为“宝书”，全国兴起了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各地纷纷召开讲用会。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毛主席语录》出现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迹似于曾国藩的湘军军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颂神佛的乐曲已久为人知。这种文化惰性之强大，有时候确乎使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身在何时，感到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