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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他,”马辛说,“砍他,我要站在这儿看。我要看血流出来。快点,别让我说第二遍。”
——乔治·斯达克:《马辛的方式》
人们真正的生活开始于不同的时期,这一点和他们原始的肉体相反。
泰德·波蒙特是个小男孩,他出生在新泽西州伯根菲尔德市的里杰威,他真正的生活开始于1960年。那年,有两件事在他身上发生。第一件事决定了他的一生,而第二件事却几乎结束了他的一生。那年,泰德·波蒙特十一岁。
那年一月,《美国少年》杂志举办了一次写作比赛,他寄去了一篇短篇小说。六月,他收到杂志编辑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获得了本次比赛小说类的荣誉提名奖。信中还说,评委们本来准备给他一个二等奖的,但从他的申请书中发现,他年龄不够,差两岁,还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少年”。但是,编辑们说,他的短篇小说《在玛蒂家外》是一篇极为成功的作品,因此向他祝贺。
两周后,《美国少年》杂志寄来了获奖证书。为了保险,是用挂号寄来的。获奖证书上有他的名字,但字体非常花哨,他几乎认不出来。在证书底部,有一个金色印章,上面是凸起的《美国少年》杂志的标志——一个平头男孩和一个扎马尾巴女孩狂舞的侧影。
他母亲把泰德抱在怀里,吻个不停。泰德平常是个安静、老实的男孩,好象从来没有对什么事情特别感兴趣过,另外,他走路时经常会自己把自己绊倒。
他父亲无动于衷。
“如果它真他妈的那么好,为什么他们不给他一点钱呢?”他靠在安乐椅上,抱怨说。
“格伦——”
“别放在心上。你不折腾他的时候,也许这位大作家可以为我跑跑脚,买点儿啤酒。”
他母亲再不说什么了但是,她自己花钱请人将信和证书装到镜框中,钉在他床头上方的墙上。当亲戚和其他人来访时,她带他们去看它。她告诉他们说,泰德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大作家。她一直认为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大人物,这些证书是第一个证据。这些话使泰德很难为情,单他太爱他母亲了,不愿意告诉她这一事实。
不管难为情还是不难为情,泰德认为他母亲说的不全错。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大作家,但是,他将成为一个作家,这是确定无疑的。为什么不呢?他擅长写作。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写了。当他得奖时,他已经写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会总因为他年龄小因而不给他钱的。他不会永远十一岁。
1960年,他身上发生的第二件事开始于八月。那时,他开始头疼。起初并不厉害,只是太阳穴和前额后面隐隐做痛,但是九月初开学时,它变成连续不断的痛苦。当头痛发作时,他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躺在黑暗的房间中等死。到九月底时,他希望自己能够死去。到十月中旬,头痛加剧到这种程度,以至他开始害怕自己死不了。
这可怕的头痛开始时,总伴随着一种幻想的声音,这声音只有他能听到——听上去好象有一千只小鸟在吱吱喳喳叫。有时,他想象自己几乎能看到这些鸟,并且断定他们是麻雀,这些麻雀十几个一群聚集在电话线和房顶上,就像在春天和秋天它们常做的那样。
他母亲带他去看塞瓦特医生。
塞瓦特医生用一个检目镜窥看他的眼睛,然后摇了摇头。接着,他拉上窗帘,关掉头顶上的灯,叫泰德看着白色的墙壁。他用一个手电筒忽明忽暗的对着墙划光圈,泰德一动不动地看着。
“你觉得好玩吗,孩子?”
泰德摇摇头。
“你觉得头晕吗?你觉得要晕倒吗?”
泰德摇摇头。
“你闻到什么东西的气味了吗?像腐烂的水果或烧焦的布块?”
“没有。”
“你的小鸟怎么样?你看着闪光时听到它们叫了吗?”
“没有。”泰德说,觉得很神秘。
“是神经问题,”当泰德来到外面的候诊室时,他父亲说,“这孩子他妈的神经有问题。”
“我认为是偏头疼,”塞瓦特医生告诉他们,“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单也不是没听说过。而且,他好像很易于动感情。”
“的确如此。”莎伊拉.波蒙特有点儿骄傲地说。
“也许有一天会有治疗的方法。至于现在嘛,我恐怕他只有忍受折磨了。”
“对。我们也得和他一起忍受折磨。”格伦·波蒙特说。
但是,这不是神经问题,也不是偏头疼,事情还没完。
万圣节四天前,莎伊拉.波蒙特听到一个男孩在大声叫喊,泰德每天早晨都和这男孩一起等校车的。她从厨房窗口望出去,看到她儿子躺在家用汽车道上,全身痉挛。他的午饭盒扔在一边,里面的水果和三明治都滚出来掉在路面上。她跑出去,支走那个男孩,然后手足无错的站在那里,不敢碰他。
如果里德先生开的黄色大公共汽车晚来一会儿的话,泰德可能就会死在汽车道边。但是,里德先生曾在南朝鲜当过医生。他把男孩的头向后扳,使得空气流通,这样,泰德就不会被自己的舌头窒息死。他被救护车送往奥尔根菲尔德市医院,恰巧胡夫.布里查德医生在急诊室喝咖啡聊天,这时男孩被推进来。胡夫.布里查德医生正好是新泽西洲最好的神经科医生。
布里查德命令拍X光照片,他认真地研究了照片。他给波蒙特夫妇看照片,并要求他们仔细看他用黄色蜡笔划圈的部位,那里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阴影。
“看这里,”他说,“这是什么?”
“我们他妈的怎么会知道?”格伦.波蒙特问,“你他妈是医生。”
“对。”布里查德冷冷的说。
“我妻子说看上去他又犯病了。”格伦说。
布里查德医生说,“如果你的意思是他得病了,这没错。单你的意思是他得了癫痫病,那我敢肯定决对不是。如果泰德真的是癫痫病,你们不需要一个医生指出这一个事实。如果他得的是癫痫,只要你们家的电视机画面开始滚动,他就会在客厅的地毯上乱滚了。”
“那么,他是什么呢?”莎伊拉小心翼翼地问。
布里查德转向灯盒上放着的X光照片。“那是什么?”他回答说,轻轻敲着划圈的地方,“突然的头痛,在此之前又没有任何先兆,这表明你儿子有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可能还很小,也许还是良性的。”
格伦·波蒙特呆呆的盯着医生,站在他旁边的妻子用手绢捂着嘴哭起来。她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声音。这种无声的哭泣是多年来婚姻生活磨练结果。格伦的拳头又快、又狠、又准,经过十二年无声的悲伤,即使她真想放声大哭,可能也哭不出来了。
“这是不是说你要砍开他的头?”格伦以他一贯的直率态度问道。
“我不想这么说,波蒙特先生,但我相信需要做手术。”他想:如果真的有上帝,而且他真的用自己的形象为标准塑造了我们,那么,我不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像这家伙的混蛋,这些混蛋还掌握着别人的命运。
格伦低着头,眉头紧锁,陷入沉思,他沉默了许久。最后,他抬起头,问那个最使他烦恼的问题。
“跟我说实话,医生,一共要花多少钱?”
助理护士第一个看到它。
她的尖叫声刺耳可怕。在手术室中,十五分钟以来,唯一的声音就是布里查德医生的低语声、庞大的救生器的嘶嘶声,还有锯子急促的翁翁声。
她跌跌撞撞的向后退去,碰翻了一个圆盘子,这圆盘子上整整齐齐放着几十种手术工具。盘子摔到地上,发出一声响亮的叮当声,接着又是一阵较小的叮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