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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晚上，孩子生出来了。莎拉的分娩持续了九个小时。当需要的时候，会给她一”些氧气，在最难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和约翰尼在同一个医院，一次一次地叫着他的名字，后来几乎不记得这些了，更没有告诉瓦尔特。她认为她不可能是在做梦。“生出来的是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丹尼斯·爱德华·赫兹列特。三天后，他和他母亲回家了，感恩节后，莎拉又开始上课。瓦尔特在班戈尔律师事务所找了个好工作，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计划到1975年6月莎拉就停止教书。她并不是很想这么做，因为她已逐渐喜欢上了这一工作。
1975年的第一天，在缅因州的奥提斯菲尔德镇，两个小男孩，查理·诺顿和诺姆·劳森，在诺顿家后院打雪仗。查理八岁诺姆九岁。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诺姆感觉到雪仗快要结束了，于是向查理发起进攻，雨点儿般地投出雪球。查理一边躲一边笑，先是步步后退，接着转过身，跳过诺顿家后院的矮砖墙，向树林中逃去。他沿着一条小径向斯垂默汀河跑去。当他逃的时候，诺姆的一个雪球正好打中他戴兜帽的脑袋。
查理逃得无影无踪。
诺姆跳过墙，在那里站了半刻，看着白雪皑皑的树林，听着烨树，松树上的滴水声。
“回来，小鸡！”诺姆喊道，发出一连串咯咯的鸡叫声。
查理没有中计。现在看不到他的一点踪影，但通往小河的小道非常陡。诺姆再次咯咯地叫着，犹犹豫豫地迈出一·步。这是查理的树林，不是他的，是查理的地盘。诺姆打雪仗时喜欢赢，但他不想走到树林中，因为查理可能拿着半打坚硬的雪球正埋伏在那里呢。
不过，他还是往下面的小道走了几步，突然，下面传来了一声吓人的尖叫声。
诺姆·劳森一下子全身冰凉，就像他绿色胶鞋下踩的雪一样，手里抓着的两个雪球落下来掉到地上。尖叫声再次响起，这次微弱得几乎听不清。
天哪，他掉到河里去了！诺姆想，从恐惧的麻木中挣脱出来。他沿着泥泞的小道跑下去，路上一屁股摔坐到地上，他的心狂跳不已。在他的大脑深处，他看到自己刚好在查理第三次沉下去之前把他从河中拉上来，他自己成为《男孩生活》杂志上的一位英雄人物。
在很陡的小道的四分之三处有一个拐弯，他转过这个弯，看到查理·诺顿根本没有掉到河里。他正站在小道上很平的一个地方，凝视着正在融化的雪里的什么东西。他的兜帽从头上落下来，他的脸像雪本身一样白。当诺姆走近时，他又发出那种可怕尖叫。
“怎么了？”诺姆一边过去一边问。“查理，出什么事了？”
查理转过脸，眼睛睁得溜圆，嘴巴张开着。他想说话，但却什么也说不出，只发出含含糊糊的咕噜声，一条唾液从嘴边流下。他只能用手指指。
诺姆走近仔细看。突然，他两腿一软，咚地一声坐到地上，吓得天旋地转。
从正在融化的雪中伸出两条穿着牛仔裤的大腿。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白乎乎的毫无遮掩。一只胳膊从雪里伸出，那只手似乎在叫救命。幸好身体的其余部分被雪盖住了。
查理和诺姆发现了十六岁的卡洛尔·杜巴戈的尸体，她是罗克堡凶杀案的第四个受害者。
从杀手上次杀人到现在，几乎已有两年了，罗克堡（斯垂默小河是罗克堡和奥提斯菲尔德镇之间的分界线）开始放松了，以为恶梦终于结束了。
它没有结束。
在杜巴戈姑娘尸体发现后的十一天，新英格兰北部受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在东缅因医疗中心的六层，所有的工作都因此受到影响。许多医护人员无法赶到医院，赶到医院的那些人发现要使一切正常运转很困难。
上午九点后，一位叫阿里森·康诺弗的年轻女工才把斯达特先生的早餐送来，斯达特先生正从一次心脏病发作中恢复过来，要在特别护理室住十六天，这是冠心病人的标准治疗程序。
阿里森进来时，电视正开着，斯达特先生坐在床上，一只手拿着遥控器。“今日新闻”刚结束，接着是卡通片《我的后院），斯达特还没决定是否关掉它。如果关掉的话，他就得听约翰尼人工呼吸器的声音了。
“我以为今天早晨没饭了。”斯达特先生说，不很高兴地看着他的早餐盘，上面是桔子汁。凝乳和麦片。他真正想吃的是两个胆固醇丰富的鸡蛋，别煎得太老，还有香甜的奶油，旁边是五片腌肉，别太脆。实际上，正是这种食谱才使得他住进医院，至少他的傻瓜医生是这么说的。
“外面道路很不好走。”阿里森很不耐烦地说。今天早晨已经有六个病人说过类似的话了。阿里森是个开朗的姑娘，但今天早晨她觉得很烦躁。“噢，对不起，”斯达特先生谦恭地说，“路很滑是吗？”
“当然，”阿里森说，态度缓和了一点儿。“如果今天不开我丈夫的汽车，我永远赶不到。”
斯达特先生按了一下按钮，让他的床升起来，这样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吃早餐，使床升降的电动马达很小，但声音很响，电视机声也很响——斯达特先生有点儿聋，而且正如他告诉他妻子的那样，另一帐床上的家伙永远不会抱怨声音太响，也不会要求看看别的频道有什么节目，池认为这玩笑很不得体，但当你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和一个植物人同住一间屋时，你要么学会一点儿黑色幽默，要么发疯。
阿里森给斯达特先生摆好盘子，在马达和电视声中提高嗓门说：“在山坡路上有许多汽车翻了。”
另一张床上的约翰·史密斯轻声说：“全部压十九，快点，我的女朋友病了。”
“瞧，这凝乳不错，”斯达特先生说。
“你听到什么了吗？”阿里森说，怀疑地环顾四周。
斯达特先生松开床边上按钮，电动马达的声音消失了。电视上，艾默·福德正冲巴戈斯·邦尼射击，但没射中。
“除了电视声，什么也没有，”斯达特先生说，“你听到什么了？”
“我猜没什么。一定是风吹窗户声。”她感到她的头越来越疼——要做的工作大多，又没有人来帮她——她使劲揉揉太阳穴，好像要在头疼扎根之前把它赶走。
向外走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另一张床上的人。他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儿不同？好像挪了挪地方？肯定不是。
阿里森走出房间，来到走廊，推着早餐车继续向前走。这是一个可怕的早晨，一切都乱了套，到中午时，她的头疼得咚咚直响。她情有可原地忘记了那天早晨在619房间听到的一切。
但随后几天，她不由自主地越来越注意史密斯，到三月时，阿里森几乎确信他伸直了一点儿——改变了一点儿医生所谓的胎儿姿势，改变不是很大，只是一点儿。她想跟谁谈谈这事，但最后没这么做。她毕竟只是一个帮厨女工而已。
这不关她的事。
他猜这是一个梦。
他在一个黑暗阴森的地方——像一个走廊。天花板高得看不见，消失在阴影中。墙是黑色的钢板，向上伸展着，他独自一个人，但远处飘来一个声音。这声音他很熟悉，在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对他说过。它呻吟着，在黑色钢墙之间回荡，像他童年时的那只鸟。那鸟飞进他父亲的工具棚，不知道怎么飞出去。它慌了，四处乱飞，吱吱喳喳绝望地叫着，使劲撞墙，一·直撞到死，这个声音和那只乌的吱喳声一样，有一种注定要完蛋的调子。它永远逃不出这个地方。
“你对你的生活做个计划，然后尽力而为。”这幽灵般的声音呻吟道，“你只想尽力而为，可那孩子回到家，头发长得到屁股眼了，说美国总统是一头猪，一头猪！妈的，我不知道……”
注意，他想要说。他想要警告那个声音，他却保持沉默。注意什么？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虽然他隐隐约约觉得他曾经是一个教师或牧师。
“天。天哪！”远处的声音尖叫道，这是一种迷茫。大难临头的声音。“天……”
接着是一片沉默。回音消失了。然后，它又慢慢开始了。
过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有多久，在这个地方，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他开始摸索着向前走，喊叫着（也许仅仅在他大脑中），可能希望和说话的那人一起走出去，也许只是找些安慰和听到回答。
但是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直到变成回音的回音，然后完全消失了。他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在这阴暗的走廊中走着。他渐渐明白，这不是幻觉、海市蜃楼或一场梦——至少不是，通常的那种梦，他似乎走到了中间地带，处在阴阳世界之间。但他是在走向哪一个世界呢？
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又回来了。它们像幽灵一样落到他前后左右，直到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起来，他几乎可以看到它们。全是炼狱的低语声。一个轮子在黑暗中转啊转，是个命运轮，红和黑，生命和死亡，转得慢了下来，他赌什么？他记不住也不可能记住，因为赌注就是他的生存，进来还是出去？必须做出选择。他的女朋友病了，他必须送她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