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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丹尼留在拉贝勒太大那里，所以她回到家时屋里空荡荡的很安静，她沿着窄窄的楼梯走上阁楼，一按开关，两个光秃秃，摇摇晃晃的电灯泡亮了。他们的行李堆在一个角落，蒙特利尔的旅行标签仍贴在桔黄色格兰特牌皮箱的两侧。一共有三个皮箱。她打开第一个，摸摸旁边的口袋，什么也没发现。第二个也一样，第三个也一样。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呼出来，觉得有点儿愚蠢和失望——但主要是轻松，极度的轻松。没有戒指。抱歉，约翰尼。但另一方面，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抱歉。那会让人毛骨竦然的。
她开始把箱子放回原处，那里有一大堆瓦尔特大学的旧课本和那个疯女人的狗撞倒的落地台灯，莎拉一直舍不得扔掉这台灯。当她拍拍手上的灰尘准备离开，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开口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这种寻找有点儿潦草，是不是？你并不真想发现什么，是吗，莎拉？
不。不，她其实并不真想发现任何东西。她如果再次打开那些箱子，那真是疯了。她已经晚了十五分钟去接丹尼，瓦尔特将带他公司的一位资深合伙人回家吃晚饭，另外她该给贝蒂·海克曼写封回信——贝蒂从乌干达给她寄来一封信，她和肯塔基州一位极为富有的养马人的儿子结了婚。她还应该清洗一下两间浴室，做做头发，给丹尼洗个澡。真是有大多的事要做，不该在这闷热肮脏的阁楼浪费时间。
于是她又打开三只箱子，这次她找得非常仔细，在第三只箱子的最角落处，她找到了她的结婚戒指，她把它举到刺眼的光秃秃的灯泡下，看到里面刻着的字，仍然像瓦尔特给她戴上的那天那么新：瓦尔特和莎拉·赫兹列特——1972年7月9日。
然后她把箱子放回原处，关了电灯，回到楼下。她脱掉沾上灰尘的亚麻布套装，换上一条宽松长裤和浅色上衣。她去拉贝勒太大那里接她儿子。他们回到家，莎拉把丹尼放在客厅，他在那几四处乱爬，同时她准备好烤肉，削一些土豆。把烤肉放进烤箱，她走进客厅，看到丹尼在地毯上睡着了，她抱起他放进婴儿床中。然后她开始清洗浴室。尽管她这么忙，尽管快到晚饭时间了，她一刻也没忘记那戒指，约翰尼知道。她甚至能指出他知道的那一刻——她离开前吻他的时候。
只要想起他，她就觉得软弱和不自在，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乱七八糟的。他狡黠的微笑和以前完全一样，他的身体变化巨大，瘦削，缺乏营养，他的头发毫无生气地贴着他的头皮，这一切跟她记忆中的他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想吻他。
“别胡思乱想了。”她对自己说。她的脸在浴室镜子中看上去像个陌生人的脸。红扑扑的而且——说实话，很性感。
她的手握住裤子口袋里的戒指，在她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之前，她把它扔进抽水马桶清澈。微蓝的水中。抽水马桶非常干净，假如来吃饭的炊切斯先生进来方便的话，他在马桶上看不到任何污点，炊切斯先生了解一个年轻人在通往大律师的路上会遇至！的所有障碍，是吗？他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是吗？
戒指稍稍溅起了点水花，慢慢沉到清澈的水底，懒懒地翻滚着。它撞到陶瓷底部时，她以为自己听到叮当一声响，但那也可能只是想象。她的头在跳动。阁楼很闷热，有股霉味。但约翰尼的吻——非常甜蜜，太甜蜜了。
在她仔细考虑自己在于什么之前，她伸手拉了一下抽水马桶。它砰地一声响，也许因为她紧闭着眼，才显得这么响。当她睁开眼时戒指不见了。它曾经丢失了，现在又丢失了。
突然她两腿发软，坐到浴缸边上，双手捂着脸。她的脸滚烫。她不应该再去看约翰尼了。这不是个好念头，这使她感到沮丧。瓦尔特正带一位资深合伙人回家，她有一瓶好酒和上好的烤肉，那些是她要考虑的事。她应该想想她多么爱瓦尔特，想想睡在婴儿床上的丹尼。她应该想想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一旦你做出选择，就必须接受它们。她不应该再想约翰。史密斯和他狡黠，迷人的微笑。
那天晚上大家吃得非常愉快。
医生给维拉·史密斯开了一种降压药。它没有降低她的血压，却使她感到恶心和虚弱。用吸尘器清扫过地板后，她不得不坐下休息。爬一段台阶后就得停下来，喘得像闷热的八月下午的一条狗似的。如果不是约翰尼告诉这对她有好处，她早就把药扔出窗外了。
医生又给她开了另一种药，这药使她的心脏狂跳不已、她真的停止服用它。
“这是一个试错过程，”医生说。“我们最终会把你治好的，维拉。别着急。”
“我不着急，”维拉说。“我相信上帝。”
“是的，当然应该这样。”
六月底，医生决定把两种药混在一起给她吃，那种黄色的药片吃起来非常苦。当她把两种药放在一起吃后，每十五分钟就得小便一次。她头疼、心跳过速。医生说她的血压已降到正常范围，但她不相信他的话。说到底，医生有什么用？瞧他们对她的约翰尼的所作所为，像屠夫切肉一样地切他，已经动了三次手术了，他的胳膊，大腿和脖子上全缝着线，像个怪物，可他不靠那些架子还是走不了路。如果她的血压已经降下来了，为什么她总觉得不舒服呢？
“你必须给你的身体足够的时间适应药物治疗。”约翰尼说。这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的父母周未来看他。约翰尼刚做完水疗，看上去苍白憔悴。他每只手握着一个小铅球，他们谈话时，他不停地举起它们，然后又降到膝盖处，活动他的肘部，培养二头肌和三头肌。布满肘部和前臂的正在愈合的伤痕一伸一缩的。
“相信上帝吧，约翰尼，”维拉说。“不需要做这些蠢事。相信上帝，他会治愈你的。”
“维拉……”赫伯开口说。
“别叫我。这是愚蠢的！《圣经》上不是说，祈求就会得到回应，敲门它就会开吗？我没必要吃那讨厌的药，我的儿子没必要让那些医生继续折磨他。这是错误的，这是无用的，这是罪恶的。
约翰尼把铅球放到床上。他手臂的肌肉在颤抖。他觉得反胃和疲倦，突然对他母亲非常生气。
“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他说。“你根本不想要基督教的上帝，妈妈。你想要一个从瓶中出来的魔鬼，给你三个希望。”
“约翰尼！
“对，这是真的。”
“那些医生把那念头放到你脑子里了！所有这些疯狂的念头！”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的眼睛瞪得很大，但没有眼泪。“上帝把你从那昏迷中带出来，约翰。其他人他们只不过……”
“只不过试图让我重新站起来，这样我就不必后半生坐在轮椅上按上帝的意志行事了。”
“别争论了，”赫伯说。“家里人不应该争论。”台风不应该刮，但它们却每年都刮，无论他说什么都无法阻止争论。它已经开始了。
“如果你相信上帝，约翰尼……”维拉开口了，根本不理赫伯。
“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了。”
“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难过，”她说。她的声音僵硬冷漠。“撤旦的代理人无处不在。他们会试图改变你的命运。看来他们干得不错。”
“你一定要从中找出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吗？我来告诉你那是什么，那是一次愚蠢的事故，几个孩子在并排开车，我恰好被夹到当中。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妈妈？我想要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我要你继续吃药……而且努力脚踏实地。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
“我要走了，”她站起来。她的脸苍白僵硬。“我将为你祈祷，约翰尼。”
他看着他，感到孤立。挫折和不幸。他的愤怒消失了。他把它发泄到她身上了。“继续吃药！”他说。
“我祈祷你见到光明。”
她离了病房，板着脸像石头一样冷酷。约翰尼无助地看着他父亲。
“约翰，我希望你没那么做。”赫伯说。
“我累了。我一累就失去判断力或脾气了。”
“是。”赫伯说。他似乎想再说什么，但忍住了。
“她还计划去加利福尼亚参加飞碟讨论会吗？”
“是的。但她可能改变主意。你不知道每天会有什么变化，离开会还有一个月呢。”
“你应该阻止她。”
“是吗？怎么阻止？把她送进疯人院？把她关起来？”
约翰尼摇摇头：“我不知道。但现在也许你该认真考虑一下了，她有病。你必须看到这一点。”
赫伯大声说：“她本来很正常，在你……”
约翰尼向后一缩，好像被打了一记耳光。
“瞧，我很抱歉，约翰。我并不是那意思。”
“没事儿。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