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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莱纳州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承诺于三点钟从慈善医院飞往苏必利尔湖对岸。在这件事预定要发生的前两天，他在他那所小小的黄色住宅的大门上，用图钉挂出了一则通告：
<i>兹定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三点，本人拟依靠自己的翅膀，从慈善医院出发飞向远方。敬请见谅。我爱你们大家。</i>
<i>保险公司代理人</i>
<i>罗伯特·史密斯（签名）</i>
史密斯先生吸引来的人群，没有四年前林德伯格那次多，在场的只不过四五十人，因为这天正是他选定进行飞行的那个星期三，而且已经到了上午十一点，人们还没有读到他的通告。在一周中间这一天的这段时间里，靠口头传播的新闻只能是姗姗来迟的。孩子们正在学校上课；男人们正在工作；大多数妇女也正在扣好胸衣，打算出门去看看肉铺会不会处理猪尾和下水。附近只有那些失业者、个体经营者和学龄前的小家伙们：有些人是听到这个消息专门来看热闹的，有些人则正巧在那当口走到了非医生街靠近湖边的这一头。说到“非医生街”这个名称，邮局是不承认的。城市地图上标明这条街叫“干线大道”，可是由于原来城里唯一的一位黑人医生曾经在这条街上居住过并且在这条街上去世，当一八九六年他搬来的时候，他的病人们没有一个是住在这条街上或离这条街不远的，于是就管这条街叫“医生街”了。后来，别的黑人也搬来住了，当邮政业务成了他们传递信息的普遍手段时，来自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的信件开始寄给医生街带门牌号码住宅里的居民。邮局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信件退回或转到死信处理部门。后来，在一九一八年，当黑人应征入伍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征兵处把地址写成医生街。这样一来，这个街名就有了半官方的地位。但是没过多久，对确定恰当名称和保持城市界标的关心成了城市立法机关的一些成员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就此指出：在任何官方场合从未使用过“医生街”这一名称。而他们知道，只有城南的居民才坚持这种叫法，于是就在那一地区的商场、理发店和饭馆里张贴布告，宣布：从紧靠大湖的湖滨路到通向宾夕法尼亚的二号路和六号路交叉点的南北大街，以及与之平行、处于卢瑟福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一段，一直叫作今后也应叫作干线大道，而非医生街。
这是一个真正的澄清性质的公告，因为它令城南居民记忆犹新并且取悦了城市立法机关的大员。城南居民于是管这条街叫作非医生街，并且倾向于把位于该街北端的慈善医院叫作非慈善医院，因为直到一九三一年，在史密斯先生从医院圆顶上起飞那天的晚些时候，才允许第一位黑人产妇在病房里而不是在门外台阶上分娩。医院对这位妇女如此开恩，并非因为她是那位黑人医生的独生女。那位黑人医生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获准有任何住院特权，慈善医院仅仅接收过他的两名病人，还都是白人。再说，到一九三一年，医生早已去世。这次破格接收她入院的原因应该是史密斯先生从他们头上的屋顶起飞。无论小小的保险公司代理人深信他能够飞翔这一点能不能对她生产的地点起作用，反正对她生产的时间确实作了贡献。
已故医生的女儿看到，史密斯先生像他曾经许诺的那样，从圆顶后面迅速地出现了。他那宽大的蓝色丝质双翼，围绕着前胸向前弯曲着，这时她手中的大篮子落在了地上，里边的红丝绒做的玫瑰花瓣散落出来。风吹着这些花瓣向四周飞去，忽上忽下，落进一个个小小的雪堆中。她的两个半大的女儿在周围忙乱着，想抓住这些丝绒花瓣；而做母亲的却呻吟着，两手捧住肚子的下边。迎风乱飞的玫瑰花瓣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而孕妇的呻吟倒无人理睬。大家都知道，小姑娘们花费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工夫去描、去剪、去缝这些值钱的丝绒，而且他们也知道，杰哈尔茨百货商店会当即拒收那些在地上弄脏了的绒花。
有一段时间倒是挺欢快的。男人们跟着去收绒布片，以免让雪把它们浸透——在阵阵狂风中去抓，或者小心翼翼地从雪上捡。而那些小家伙却犹豫不决，不知到底该去看屋顶上那身体包在蓝丝绸中的男人，还是该去看周围地面上飘舞的红片片。他们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一阵女人突发的歌声而解脱。那个唱歌的女人站在人群的背后，一身破破烂烂的装束和医生女儿漂漂亮亮的衣服恰成对比。医生的女儿身穿一件整齐的灰色外套，按照传统，孕妇在肚子中间打个蝴蝶结，头上戴一顶黑色圆顶窄边钟形女帽，脚上是一双女式四扣高筒橡皮套靴。唱歌的女人戴着一顶手织的水兵帽，低低地压在前额上，身上没穿冬天的大衣，而是裹着一条旧被子。她把头歪向一边，两眼盯着罗伯特·史密斯先生，用浑厚有力的低音唱道：
<i>哦，售糖人飞走了</i>
<i>售糖人走啦</i>
<i>售糖人掠过天空</i>
<i>售糖人回家喽……</i>
聚集在那里的五十来人中有几个互相碰了碰臂肘，悄悄笑着。其余的人好像在听着无声电影中帮助理解和说明主题的钢琴曲。他们就这样站了好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对史密斯先生喊叫，所有的人都对周围的这件或那件次要事件专心致志，直到医院里的人们走了出来。
这些医院里的人本来是从窗户里向外看的，起初是带着轻微的好奇，后来，当人群看来就要挤到医院围墙跟前的时候，他们就怀揣着担心来观察了。他们弄不清楚是否种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人们正在组织起来。但是当他们发现既没有标语牌也没有演讲人时，就大胆地走到寒冷的露天来了。他们当中有穿白大褂的外科医生，有穿黑上装的职员，还有三名穿着浆过的工作服的护士。
史密斯先生插上那对宽大的蓝色翅膀的那副样子使他们惊呆了几秒钟，那个妇女的歌唱和周围飘散着的玫瑰花也使他们莫名其妙。他们当中有些人简单地认为这可能是某种表示崇拜的仪式。由父神（指乔治·贝克（1876 －1965），美国一黑人教派首领。）统治的费城就离得不远嘛。也许手持花篮的小女孩就是他的两名贞女。可是一个满口金牙的男人的笑声使他们恢复了理智。他们不再做白日梦，而是迅速着手工作，下达着指令。他们的叫嚷和忙乱，在原来只有几个男人和一些女孩摆弄绒片、一名妇女唱歌的医院门外，引起了巨大的慌乱。
有一名护士希望在一团混乱中出点力气，在四周的面孔中寻找，后来看到一名粗壮的妇人，看样子要是她愿意，会连地球都搬得动的。
“你，”她冲着那个粗壮的妇人说，“这些是你的孩子吗？”
那个壮妇慢慢地转过了头，对这番话只是漫不经心地扬起了眉毛。然后，在看清问话来自何处之后，她才低下眉毛，垂下了眼皮。
“夫人？”
“打发一个人绕到后边的急诊室去，让他告诉看门的马上到这里来。那边那个男孩可以去，那个。”她指着一个大约有五六岁样子的长着一对猫眼的男孩。
壮妇的目光往下滑到护士的手指，顺着看过去，找到了她指的那孩子。
“吉他，夫人。”
“什么？”
“吉他。”
护士盯着壮妇看，似乎她刚才讲的是威尔士语。后来她闭上了嘴，又看了一眼那猫眼男孩，这才把手指交叉起来，慢慢地对孩子说话。
“听着。绕到医院后边，到门房去。门上有块牌子写着‘接待急诊’。接待。看门的就在那儿。告诉他让他过来，要跑步来。现在就去。去吧！”她松开了手指，用两手做了个舀东西的姿势，两只手掌迎着寒风一推。
一个穿着一身褐色西装的男人向她跑来，嘴里呼出缕缕寒气。“消防车已经上路了。快进里边去。你会冻死的。”
护士点了点头。
“你少说了一个S（指黑体字的“接待”一词，原文用拼写形式写出：A-D-M-I-S-I-O-N-S，本应拼为ADMISSIONS，护士漏掉了一个“S”。），夫人。”男孩说道。北方对他来说还是新奇的，而且他刚刚开始懂得他能对白人开口讲话。可是她已经走开了，一边揉搓着手臂来御寒。
“奶奶，她漏掉了一个S。”
“还有一个‘请’字。”
“你估摸他会跳吗？”
“一个疯汉什么都会干出来的。”
“他是谁呀？”
“收保险金的。一个疯汉。”
“那位唱歌的女士是谁？”
“孩子，那是个不上等级的小人物。”可是，看到那唱歌的女人时，她微笑了。于是这个长着一对猫眼的男孩聆听起这一音乐节目，其兴趣起码不亚于他对医院房顶上拍着翅膀的男人的专心。
由于这时招来了执法人，人群中开始有点紧张。他们全都认识史密斯先生。他每月两次到他们家中来敛一美元六十八美分钱，并且在一张黄色小卡片上写上日期和每周八十四美分的付款。他们总要迟付半月左右，可还要没完没了地对他讲已经提前付款了——他们事前已经讨论过，他干吗这么快就又回来了呢。
“你又跑这儿来啦？我觉得才把你甩掉呢。”
“看你的脸我已经看烦了。真的烦了。”
“我知道。只要我赚上两毛钱回来，你就会跑到这儿来的。比收割庄稼的人还要准时。胡佛知道你这个人吧？”
他们哄骗他，取笑他，让孩子告诉他，他们不在家，或者生病了，或者到匹兹堡去了。然而，他们却把那黄色小卡片看得煞有介事，加以妥善保存——把它同房租收据、结婚证书，以及作废了的工厂证章一起仔细地放在鞋盒里。史密斯先生对此一笑了之，在收款的几乎全部时间里，尽量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主人的脚上。史密斯先生上班穿一套西装，可是他的住所并不比他们的好。据他们所知，他从来没有过一个女人。在教堂里他一言不发，只是偶尔说一声“阿门”。他从不动手打人，夜晚也不出门，所以他们认为他算是一个好人。不过，人们总是要把他和疾病与死亡紧紧联系起来，尽管在他们黄色卡片背面印着的北卡罗莱纳州互惠人寿保险公司大楼的棕色照片里一点看不出病与死的样子。从慈善医院的屋顶往下跳，这是他干过的最有趣的事儿。从没有人想到他会有这么一手。他们彼此嘀咕着：去瞧瞧吧，谁也不真的了解一个人的底细呢。
唱歌的女人放低了声音。她哼着曲子穿过人群，走到那个提玫瑰花瓣篮子的妇人跟前，那妇人还在捧着肚子。
“你要暖暖身子，”她对她低声说，碰了碰她的臂肘，“随着清晨来临，一只小鸟就会到来啦。”
“哦？”那个带玫瑰花瓣的妇人说，“明天清晨？”
“就是那个要来的清晨。”
“不可能吧，”带玫瑰花瓣的妇人说，“那太快了。”
“不，不快，刚刚准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