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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日落楼”越远越好。她的外祖母有个中年的侄子住在北方一个叫梅德林的镇上，这是她必须把握的一个机会。对海伦娜·萨马特和她的外祖母来说，那些红漆百叶窗的阴影已经在她们心中盘旋了整整十六年。海伦娜就出生在那些红漆百叶窗后的房间里，她母亲是一个克里奥尔（美洲早期白人移民（多为法裔及西班牙裔）与黑人或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血统的妓女，平时在那里接客。外祖母把海伦娜从有着柔和灯光和花卉图案地毯的“日落楼”带走，让她在一座色彩缤纷的圣母像哀伤的注视下长大，并劝告她时刻警惕自己身上出现遗传自母亲那种野性血液的征兆。
于是，当威利·赖特到新奥尔良来拜访他的姑奶奶塞西尔时，便被漂亮的海伦娜迷住了，随后便是订婚——这出自祖孙俩的一再催促。威利是个海员（更确切地说是个“湖员”，因为他在五大湖区的一条航线上当厨子），每十六天只有三天在岸上。
威利把新娘带回梅德林镇的住处，把她安顿在一座门外有砖砌的前廊、窗上挂着真正的蕾丝窗帘的漂亮房子里。对于丈夫长期在外，海伦娜·赖特倒也没觉得难以忍受，尤其在结婚大约九年时生下了女儿之后。
比起她对生活的一贯追求，女儿给了她更多的舒适感和目的性。她自豪地步入了作为母亲的人生阶段——在内心深处因为孩子没有遗传到她的美貌而满怀感激：婴儿皮肤微黑，虽然睫毛浓密，却只称得上不失端庄，还长了威利那样又宽又平的鼻子（海伦娜曾期望它能够稍稍有点改观）和厚实的嘴唇。
在海伦娜的一手抚育下，女孩既听话又懂礼貌，小奈尔所表现出的一切热情都受到了母亲的压抑，直到她终于让女儿的想象力沉睡了。
海伦娜·赖特是个令人难忘的女人，起码在梅德林镇是这样。一头浓密的头发盘成髻，双眼总像在审视他人的居心一般眯起。她是个凭借强烈的存在感和对自身权威合法性的自信而赢得了一切人际斗争的女人。由于当时梅德林没有天主教堂，她就加入了最保守的黑人教会并掌握了权力。正是她在教堂里从不回头看迟到的人；正是她建立了在神坛上摆放应时花卉的习惯；正是她引进了设宴欢迎返家的退伍黑人士兵的做法。她只在一场斗争中失败了，就是她自己名字的发音。“底部”的人们拒绝叫她海伦娜，而是叫她海伦·赖特，并且一直这样叫下来了。
总的来说，她的生活相当令人满意。她喜爱自己的房子，并以摆布丈夫和女儿为乐。有时她也会在睡着前发出一声叹息，那是因为想到她确实离“日落楼”足够遥远了。
因此，当她读到亨利·马丁先生向她描述外祖母的病情并建议她马上回南方看望老人的来信时，感情十分复杂。她不想去，但无法无视那个曾经拯救了她的老人无声的请求。
那是在十一月，一九二○年的十一月。即使在梅德林这样的地方，白种男人们走起路来也带着一种趾高气扬的胜利者姿态，而退伍黑人士兵的眼中也闪烁着一种迟钝呆板的兴奋。
想到这次南行，海伦娜起初忧心忡忡，但她拥有最佳武装：举止稳重，姿态优雅，而且她还会加上一条漂亮的裙子。她买了些深棕色的毛料，还配了四分之三码天鹅绒。用这些材料，她给自己缝制了一条厚实而优雅的裙子，领口和衣袋都是天鹅绒做的。
奈尔看着母亲用报纸剪出纸样，目光飞快地从杂志模特儿身上移到手头的活计上。她看着母亲黄昏后点起煤油灯，一直缝到深夜。
到了准备出发那天，海伦娜做了一块熏火腿，给她在湖上的丈夫留下一张字条以防他提前回家，然后一手提上行李，一手领着女儿，昂首挺胸地去火车站了。
去车站的路比她记忆中的要长，她们刚走过拐角，就看到火车快要开了。母女俩沿着铁路奔跑，寻找黑人搬运工指给她们的那节车厢，可还是弄错了。海伦娜带着女儿踏进了一节坐了二十几个白人男女的车厢。为了减轻尴尬，海伦娜没有回头迈下三级木梯，而是决定直接穿过这节车厢到黑人车厢去。她提着两件行李和一只皮包，女儿拿着一篮子盖着的食物。
打开挂着“黑人专用”牌子的车厢门时，她们看到一个白人列车员朝她们走来。那天天气很冷，可是当母女俩使劲打开车门，想把手里的东西一次性塞进车厢里的时候，女人的脸上还是冒出了薄薄一层闪亮的汗珠。列车员把眼前这个有着淡黄肤色的女人上下打量了一遍，然后把一根小手指伸进耳朵，轻轻捣着耳垢。“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丫头？”
海伦娜抬头看着他。
太快了。太快了。回家的旅程甚至还没开始。她还没回到她外祖母那座有泛着光的红色百叶窗的房子，就已经听到别人叫她“丫头”了。所有旧时的致命弱点以及对犯错的恐惧一下子在胸口郁结，双手也随之颤抖起来。她只听到了那个字眼；它在她宽檐帽的上方游荡，而这时帽子已经从她仔细戴得端端正正的位置歪掉，斜扣到她眼睛上了。
她以为对方要检查她的车票，连忙放下牛皮箱和草编篓，想从皮包里翻出票来。她的声音里交织着急切的讨好和乞求活命的歉意。“我有两张票。就在这包里放着，老爷……”
列车员瞧着刚用小指指甲掏出来的一块耳垢。“你刚才在那边干什么？你刚才在那边那节车厢里干什么来着？”
海伦娜舔了舔嘴唇。“噢……我……”她的目光从这个白人的脸上移到坐在他背后的那些乘客身上。四五张黑人的脸正朝这边看，其中有两个是士兵，穿着屎黄色军装，戴着军帽。她看到了他们僵硬的面孔和呆滞的眼神，便转而向列车员灰色的眼睛寻求同情。
“我们弄错了车，老爷，您知道，那儿没挂着牌子。我们上错了车，就是这么回事，老爷。”
“我们这列车上可容不得什么错。好啦，收拾起你这些破烂进去吧。”
他站在那里，两眼死盯着她，直到她意识到他要她靠边，让出路来。她一手拉起奈尔，母女俩挤到一个木质座椅前的空隙里。接着，毫无必要地，至少是出于莫名其妙、奈尔无论当时还是事后都不明白的原因，海伦娜微笑了。就像刚刚被一脚踢出来的流浪狗在肉铺门口摇着尾巴一样，海伦娜脸上堆满了笑。她冲着那鲑粉色面孔的列车员露出了挑逗的微笑。
奈尔的目光从母亲闪光的漂亮牙齿转到其他乘客脸上。那两个刚才看似漫不经心地注视着这一切的黑人士兵，现在是一副备受煎熬的表情。奈尔的背后是她母亲散发着明亮而耀眼的光芒的微笑，面前则是两个士兵午夜般黑沉沉的目光。她看到他们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是表皮下血液凝固成大理石所造成的抽动。虽然眼中的神色没有变化，但当他们注视着她母亲展开那愚蠢的笑脸时，眼中蒙上了一层坚硬的湿润。
门在列车员身后甩上了，海伦娜沿着过道来到一个座位前。她向四下里看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哪个男人会帮她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没有一个人动。海伦娜一脸挑剔地坐了下来，背着对那两个男人。奈尔坐在对面，正对着母亲和两个士兵，可她没法去看他们中任何一个。他们和她一味崇拜自己优雅而美丽的妻子的父亲不同，他们对她母亲翻涌着一股仇恨。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母亲露出那耀眼的微笑后才产生的，目睹这一切，奈尔既感到兴奋又觉得羞耻。在列车长啸一声离站后的寂静中，奈尔深深地看进母亲连衣裙上的褶皱里。她让目光停留在那厚实的褐色毛料下垂的地方，不敢大胆上移，因为害怕看到连衣裙腰身处的小钩会脱离扣眼，露出底下蛋奶布丁色的皮肤。她又盯着裙摆，一心想相信它足够沉重，但她心里明白，它所遮掩的也不过是蛋奶色。如果这个高大而骄傲的女人，这个对择友格外讲究的女人，这个以无与伦比的优雅姿态步入教堂的女人，这个只要一个眼神就能让码头工人噤声的女人，如果连她其实都是蛋奶布丁，那么奈尔也可能是。
正是在那次列车上，那次向辛辛那提慢吞吞前进的列车上，奈尔下定决心要保持警觉——一生一世保持警觉。这辈子，她不会让任何男人用那种眼神望着她，不会让午夜般黑沉沉的目光或大理石般的血肉不期而至，粉碎她的自尊。
她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两天，眼看着窗外的雪变成雨，变成紫色的晚霞；入夜，她们蜷在木质座椅上（脑袋下垫着叠起来的外衣），尽量忽视士兵们的鼾声。等她们到达伯明翰转最后一次车时，发现之前穿越肯塔基和田纳西时的条件是多么奢华，沿途各站都有黑人专用厕所。一过伯明翰就再也没有了。海伦娜内急得脸皱成一团，最后实在无法忍耐，只好向一位带着四个孩子、在图斯卡卢萨上车的黑人妇女搭腔。
“这附近哪里有我们可以使用的洗手间吗？”
那女人抬头看着她，好像没有明白。“夫人？”她的眼睛紧盯着海伦娜厚实的天鹅绒衣领和浅色皮肤，听着海伦娜说话的高音。
“洗手间，”海伦娜重复了一遍，然后压低声音，“厕所。”
那女人指着窗外说：“有的，夫人。在那边。”
海伦娜看向窗外，原以为能在远处看到一座舒服的车站。可是除了乱草之上歪斜地长着的几棵灰绿色树木之外什么也没有。“在哪里？”
“那边，”那女人说，“默里迪恩。我们正朝那儿开哪。”然后，她同情地笑了笑，问道，“你还能忍一忍吗？”
海伦娜点了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尽量去想些别的事——要是总惦记着憋满了尿的膀胱一定会出事。
在默里迪恩，两个女人带着孩子们出去。海伦娜东张西望，想在那小小的车站建筑周围找到一扇写着“黑人妇女专用”的门；那女人却轻手轻脚地钻进了铁道对面长满高草的野地。几个白种男人倚在车站建筑前的栏杆上，嘴里叼着牙签。海伦娜没有去向他们打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舌头正忙着剔牙。她寻找着刚才的那个女人。这时，看到草丛上方露出破头巾的一角，她才终于慢慢反应过来，所谓的“那边”究竟是哪边。于是，他们所有人，那个胖女人和她的四个孩子——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海伦娜和她的女儿，全都在下午四点钟的阳光下蹲在了默里迪恩车站旁的草丛中。后来在埃利斯维尔他们又这样干了一次，在哈蒂斯堡又干了一次。等她们到达离庞恰特雷恩湖不远的斯莱德尔时，海伦娜不仅能像那个胖女人一样熟练地用叶子折成手纸，而且经过那些站在小镇车站屋檐下、像倾颓的多利安（古希腊建筑风格之一。）石柱似的男人昏暗的目光时，心中也波澜不惊了。
这种成就在她身上造成的这种精神升华，在火车最终驶进新奥尔良时迅速地消失了。
塞西尔·萨巴特的住宅夹在另两座房子中间，简直像建在天国乐土之上。这座法国式的盒式住宅后面有宽阔的花园，前面围着小小的锻铁栏杆，门上挂有一个装饰着紫色缎带的黑绉纱花圈。她们来得太迟了。海伦娜走上前去摸了摸那缎带，迟疑了一会儿，才敲响了门。一个身穿无领衬衫的男人打开了门。海伦娜表明身份后，对方说他叫亨利·马丁，是来处理后事的。他们走进了房子。前室里有三座双手在颈前紧握的圣母像，在停放塞西尔遗体的卧室里还摆着另一座，老人没来得及看一眼并祝福她的外孙女就告别了人世。
表面看去，房子里除了马丁先生之外似乎再没别人了，但一股栀子花的甜香告诉她们，有人曾经来过这里。海伦娜一边用一块白手帕擦拭着眼睫毛，一边穿过厨房，走进她睡过十六年的卧室。奈尔一路小跑地跟在母亲身后，对屋里的气味、蜡烛和陌生感着了迷。海伦娜弯腰去解奈尔帽子上的缎带时，一个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女人从花园里走出来，走上通向卧室的门廊。两个女人相互对视了片刻，两人的眼神中没有任何认出对方的痕迹。之后，海伦娜开口说：“这是你的外祖母，奈尔。”奈尔看了看母亲，然后迅速地回头看了一眼她们刚刚走出的屋门。
“不。躺在那里的是你的外曾祖母。这才是你的外祖母。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