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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一个星期一，也就是圣血节那天，泽农跟往常一样坐在雄鹿客栈阴暗的角落里，随便吃一点东西。面朝大街临窗的那几张桌子和座位异常抢手，从那里可以看见仪式行列经过。布鲁日一家著名妓院的老鸨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这位老鸨因身材肥硕而被称作“倭瓜”，同座的还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男人，据说是她的儿子，以及她门下的两位佳丽。一个患肺痨的女子有时来找泽农开一剂方子治她的咳嗽，泽农从她的数落中知道了这个倭瓜。这个青楼女子不停地谈论老板娘的卑鄙勾当，不仅侵占她的财物，还偷走她的细布衣裳。
刚才在教堂门口充当人墙的一小队瓦隆卫队士兵进来吃饭。长官看中了倭瓜的位置，命令这帮人走开。儿子和妓女们立刻照办，然而倭瓜心性高傲，不肯挪动。一个卫兵上来使劲将她拽起来，她抓住桌子，桌上的盘子都掀翻了；长官上前给她一个巴掌，在她蜡黄的胖脸上留下一道铁青的印记。她叫喊着，撕咬着，死死抓住凳子和门框，仍然被卫兵们拖出来推到门外；其中一个为了逗众人发笑，得意地用刀尖刺她。长官坐在夺来的座位上，向清扫地板的女佣倨傲地发号施令。
没有人打算起身。有几个人为了讨好，发出卑怯的冷笑；大部分人只不过扭过头去，要么低声发几句牢骚，仍只顾埋头吃饭。泽农看着这一幕，恶心得几乎呕吐。所有人都看不起倭瓜；就算有人愿意起来反抗士兵的粗暴，这也不是合适的时机，倘若谁替这位胖女人打抱不平，只能得到一阵讪笑。后来听说老鸨因妨碍公共治安而遭了一顿鞭打，随后被送回住处。一个星期过后，她又跟往常一样开门迎客了，逢人就展示她的伤痕。
院长步行走完了仪式行列，他感到有些疲惫，回到房间休息。泽农前去看望他时，发现他已经知悉刚才发生的事情。泽农向院长讲述了自己亲眼见到的情况。教士叹了一口气，放下盛着汤药的杯子。
“这个女人是女人中的败类”，他说，“我丝毫不会责怪您袖手旁观。但是，倘若一位女圣徒遭遇这样的凌辱，我们就会抗议吗？这个倭瓜固然是那一类人，然而今天她却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或者说上帝和天使们站在她的一边。”
“上帝和天使们没有站出来为她说话”，医生闪烁其辞。
“我并非怀疑《圣经》上那些神圣的奇迹”，教士怀着热忱说，“可是直到如今，我已年过六十，朋友，我从未见过上帝直接参与尘世的事务。上帝有他的使者。他只通过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来行事。”
他走到橱柜前，从抽屉里找出两页纸，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迹，他交给戴乌斯博士。
“看看吧”，他说。“我的教子德·威塞姆先生是爱国者，他告诉了我一些暴行的真相。这些事情，要么我们知道得太晚，那时感情已经寂灭，要么当时就知道，却被谎言削弱了。我们的想象力太弱了，我的大夫。我们有理由为一个遭到不公正对待的老鸨忧虑，因为这些残暴的行径发生在我们眼前，然而发生在几十里之外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却不会妨碍我喝下这杯锦葵汤药。”
“院长大人的想象力足以让他的双手颤抖，将汤药洒出来”，塞巴斯蒂安·戴乌斯指出。
院长用手帕拭干自己的灰色羊毛长袍。
“将近三百名被宣布为反抗上帝和王公的男女在阿尔芒蒂耶尔遭处死”，他似乎不情愿地喃喃自语。“请读下去吧，朋友。”
“在我那里看病的穷人们早已知道在阿尔芒蒂耶尔发生冲突之后的事情”，泽农一边说，一边将信还给院长。“至于这封信连篇累牍讲述的其他暴行，都是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这些消息不胫而走。您认识的那些达官贵人在他们舒舒服服的家里，听到的充其量只是些模糊的传闻。”
“当然如此”，院长怀着忧愤答道。“昨天，做完弥撒之后，我跟教会的同僚们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我斗胆提及了公共事务。这些圣人中没有一个赞成特别法庭的目的，更不用说其手段，至少他们也有气无力地抗议这个法庭血腥的过激措施。圣-吉尔教堂的神甫不在此列：他宣称我们完全可以烧死自己的异端，无需外国人来教我们如何行事。”
“他遵循良好的传统”，塞巴斯蒂安·戴乌斯微笑着回答。
“难道我不是同样热忱的基督徒和虔诚的天主教徒吗？”院长大声说。“我们一辈子在一条华美的大船上航行，不可能不憎恨那些啮噬船体的老鼠。然而，无论是施刑者，还是那些像赶去看戏一样趋之若鹜之辈，还是遭受刑罚的人，火焰、镣铐和坟坑只能让他们的心肠变硬。而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就这样显得像义士。没有人在乎，大夫先生。暴君想方设法以替上帝复仇的名义，大肆屠杀我们的爱国者。”
“倘若院长大人认为这些死刑能够有效地帮助教会恢复统一，是否就会表示赞成呢？”
“不要诱惑我，朋友。我们的教父方济各是为试图平息世俗的争端而丧生的，我只知道他会赞同我们佛兰德斯的贵族们为达成和解而作出努力。”
“同样是这些老爷，特伦托主教会议上宣布将异端革出教门，他们还以为能请求国王撤销这个布告呢”，医生怀疑地回答道。
“为什么不呢？”院长高声说。“军队看守的这些布告凌辱了我们的公民自由。一切不满者都被贴上新教徒的标签。上帝原谅我！他们甚至可以怀疑这个老鸨本人也有信奉福音主义的倾向……至于主教会议，您跟我一样明白，王侯们隐藏在内心的意愿对那些磋商有多大的影响。查理皇帝关心的首先是帝国的统一，这也自然。菲利普国王考虑的是西班牙至高无上的地位。唉！一切宫廷政治不过是诡计和反诡计，滥用词语和滥用武力，我倘若不是早年就察觉到这一点，也许不会发现自身有足够的虔诚，让我放弃俗世转而侍奉上帝。”
“院长大人也许遭遇过重大的挫折”，戴乌斯博士说。
“非也！”院长说。“我是颇受主子器重的朝臣，我虽不才，在谈判中却屡屡表现不俗，我也是幸运的丈夫，有一位虔诚而善良的妻子。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可以说上天对我格外眷顾。”
他的额头上渗出汗珠，医生看出这是身体衰弱的症候。他转头看着戴乌斯博士，神色凝重：
“您的意思不会是在您那里求医的老百姓对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抱有同情吧？”
“我既没有说过，也没有注意到过类似的情形”，塞巴斯蒂安谨慎地说。“院长大人并非不知道，如果有些人持有会招惹麻烦的见解，他们一般都懂得保持沉默”，他语带讥诮地补充道。“的确，福音书所宣扬的节俭对一部分穷人不乏吸引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老老实实的天主教徒，即便只是出于习惯。”
“出于习惯”，教士痛苦地重复道。
“对我而言”，戴乌斯博士等院长的情绪平静下来，才用冷峻的语气说下去，“在这一切之中，我看见的主要是人类事务永无休止的混乱。天性善良的人们憎恶暴君，却无人否认国王陛下是尼德兰的合法统治者，他从一位祖先那里得到尼德兰，而这位祖先是佛兰德斯的继承人和偶像。且不论将一个民族像一只橱柜那样作为遗产留给后代是否合理；我们的法律就是如此。那些为了蛊惑人心而自命为叫花子的贵族不过是些雅努斯：对于国王而言，他们原本是附庸，现在却是叛徒；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是英雄和爱国者。另一方面，王公之间的阴谋诡计和城市里的纷争愈演愈烈，致使很多审慎之辈宁愿忍受外国人的盘剥，也不愿承受破产之后的乱局。西班牙人野蛮地迫害所谓的改革者，然而大多数爱国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些改革者以清苦的习俗自矜，然而他们在佛兰德斯的领袖，布雷德洛德先生却是一个酒色之徒。女总督一心要保住她的地位，答应取消宗教裁判所，但同时又宣布成立另外的司法机构，以便将异端分子送上火刑堆。教会出于仁慈，坚持让那些在最后时刻忏悔的人只被简单地处死，却因此助长了让那些不幸的人发伪誓以及滥用圣事。而在福音派信徒方面，一旦有可能，他们就杀害再浸礼派信徒可怜的残余。列日的教权原本应该支持教廷，却一面公开出售武器给国王的军队，一面私下贩卖给叫花子，从中牟利发财。人人都憎恶为外国人卖命的雇佣军，尤其是这些人因为薪酬菲薄就试图从市民身上得到补偿，然而强盗团伙纵横乡野，趁火打劫，市民们不得不要求长矛刀戟的保护。这些市民十分珍视自己的特权，原则上不满贵族和王权，然而异端分子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下层民众中招募的，任何市民都憎恨穷人。在人声鼎沸里，在刀光剑影里，不时也在金币清脆的声音里，我们最少听到的，是那些被毒打、被酷刑折磨的人发出的叫喊。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院长先生。”
“在做大弥撒时”，院长忧伤地说，“我（按照惯例）要为女总督和国王陛下的福祉祈祷。为女总督，还说得过去：夫人算得上一位善良的女人，她在劈柴和木墩之间寻求妥协。但是我应该为希律王祈祷吗？应该请求上帝让格兰维尔红衣主教在他的隐居之地安享天年吗？何况他的退隐是假装的，而且他从那里继续烦扰我们？宗教迫使我们尊重合法权威，对此我并无异议。然而权威也是可以下放的，越到下层，它的面孔就变得越来越粗俗鄙陋，几乎看得出我们的罪行留下的奇形怪状的痕迹。难道还要我为瓦隆卫队的灵魂得救而祈祷吗？”
“院长大人总是可以请求上帝让那些统治我们的人明白事理”，医生说。
“我更需要他让我自己明白事理”，院长沉痛地说。
这场关于公共事务的谈话让院长过于激动，泽农于是将话题转向济贫院的必需品和垫款。然而，泽农准备告辞时，院长要他留下，并示意他出于谨慎关上房门：
“我不必建议您多加小心”，院长说。“您看见了，无论地位高低，谁也无法避免遭到怀疑或凌辱。但愿无人知晓我们的谈话。”
“除非对我的影子说话”，戴乌斯博士说。
“您与这个修道院息息相关”，院长提醒道，“要知道在这个城里，甚至在这几堵围墙之内，有不少人乐意控告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是叛逆或者异端。”
这样的谈话后来频频继续。院长看上去对此非常渴望。在泽农看来，这位深受敬重的人跟他自己一样孤独，而且处境更加危险。每次会面，泽农都在院长的脸上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一种难以确定的疾病的迹象，这种疾病在暗中侵蚀他的力量。也许时代的苦难在院长心中激起的焦虑和悲悯，是这种无法解释的体质衰弱的唯一缘由；相反，焦虑和悲悯也有可能是结果，显示出身体为了承受世间的痛苦而受到过度损害，相比之下，几乎所有人都有着一种健壮的无动于衷。泽农说服院长每天服用一点掺酒的补药；院长为了让他高兴而接受了。
医生也喜欢上了这些彬彬有礼却又几乎完全排除了谎言的交谈。尽管如此，他离开后却隐隐有一种欺诈的感觉。又一次，如同人们在索邦神学院只能讲拉丁文，为了让人理解，他不得不采用一门扭曲自己思想的外国语，尽管他娴熟地掌握这门语言的音调和措辞；这次，他要说的是一种恭敬的基督徒的语言，即便说不上虔诚，要谈论的话题是正大光明的，然而因时局而变得警觉。又一次，更多出于敬重而非审慎，他考虑到院长的看法，接受从某些前提出发，而在他自己内心深处，他是不会以这些前提为基础建立起任何东西的；他将自己的忧虑搁置一旁，迫使自己只展示出思想的唯一一种面目，而且总是同一种面目，那就是反射出他的朋友的那一面。这种虚假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所固有的，并且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然而，它存在于两个无私的人的自由交流之中，仍然令他感到不安。他们在院长的修室里长时间讨论的话题，在戴乌斯博士独处时的沉思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如果院长得知这一点，一定会非常吃惊。并非因为泽农对尼德兰的苦难漠然置之，而是他经历了太多血雨腥风，面对人类疯狂的这些新的表现，他不再像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那样深感痛切。
至于他真正的危险，在他看来，眼下外界的混乱让它们变小了，而不是增大了。没有人会想到籍籍无名的塞巴斯蒂安·戴乌斯。信奉魔法的人们为了自己的技艺而发誓处于地下状态，而他得以隐名埋姓则由于势所必然；实际上他隐身不见了。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宵禁时分，他照例巡视一遍门户之后，回到自己的阁楼上。按照规定，济贫院在敲晚祷钟时关门。只有一次，在一场瘟疫期间，圣约翰医院人满为患，泽农决定在楼下的大厅里铺上草席，让发烧的病人留医。负责清洗地板的吕克修士带着他的抹布和木桶刚刚离开。突然，泽农听见有人将一把沙砾扔在他的窗玻璃上，这种摩擦声让他想起很久以前，晚上敲钟后他去找科拉斯·吉尔的时光。他穿衣下楼。
原来是羊毛街上的铁匠的儿子。这个约斯·卡塞尔向他解释说，他有一个住在圣皮埃尔的表兄，牵了一匹马来叔叔家钉马蹄，结果因马尥蹶子而折了腿；他的情况很不好，躺在铁匠铺后面的一间堆房里。泽农带上需要的物品，就跟着约斯上街了。他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碰上夜间巡查的哨兵，约斯解释说，他的父亲不小心被铁锤砸伤了两根手指，他请外科医生去为父亲看病，哨兵没有多问就放行了。约斯的谎话让医生多了一个心眼。
伤员躺在临时搭成的一张床上；这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乡下人，像一头金发的狼，汗水将头发黏在脸颊上，剧痛和失血让他几乎昏厥过去了。泽农给他服了一剂补药，检查了他的小腿；有两处地方，骨头已经从血肉模糊的皮肉里露出来。这个事故丝毫不像马尥蹶子所致；看不出任何马蹄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的做法应当是截肢，然而伤员看见医生将锯子的刀刃放在火上烤，猛然吓醒，尖叫起来；铁匠父子也一样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一旦手术失败，要面临处理一具尸体。于是泽农改变主意，决定先使骨折复位。
小伙子也没有因此少受罪：要用很大力气才能将小腿拉直以便让骨头复位，他如同遭受酷刑一般大喊大叫；医生不得不用剃须刀割开伤口，伸手进去翻找碎骨头。幸好铁匠有一壶烈酒，可以让他用来清洗表面。父子两人忙着准备绷带和夹板。堆房里热得透不过气来，因为父子俩事先小心地塞严了门窗缝隙，以免叫喊声被人听见。
泽农离开羊毛街时，对手术的结果忐忑不安。小伙子生命垂危，仅仅凭着年轻人的生命力还留下一线希望。医生接下来每天都来，有时一大清早，有时相反则等到济贫院关门之后，他用一种醋来冲洗皮肉，清洗上面的脓血。后来他还在皮肤上涂抹玫瑰露，以防止皮肤过分干燥和创口发炎。为了不引起注意，他尽量避免夜深人静时来来回回。尽管铁匠父子一口咬定马尥蹶子的故事，谁都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最好保持沉默。
差不多过了十天，一个脓肿形成了；皮肤变成海绵状，伤员的发热从来没有退去过，这时又像火苗般一下子蹿上来。泽农严格控制他的饮食；汉在谵妄时要东西吃。一天夜里，肌肉收缩的力量过大，小腿甚至连夹板都挤裂了。泽农承认自己出于软弱的怜悯，没有将夹板绑得足够紧；于是要重新拉直小腿，让骨折复位。疼痛有可能比第一次治疗更加剧烈，但这一次泽农给病人喷了鸦片剂，让他觉得轻松一点。七天后，脓血从排脓管流完了，大量出汗之后，发烧也退去了。泽农走出铁匠铺，心情轻快，他感觉自己得到了一份运气，舍之，一切技能皆无济于事。在三个星期里，通过其他操劳和工作，他仿佛不断地将自己的全副力气用于治愈这个病人。这种持续的专注，近乎院长所谓的祷告状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