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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按铃要我的信件和报纸的时候，费洛斯小姐给我送来一张便条，那是答复我给她留的条子的，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当天下午一点一刻在圣詹姆斯街他的俱乐部恭候我。于是，在一点钟还差几分钟的时候，我先漫步到自己的俱乐部去喝了一杯鸡尾酒，我很有把握，罗伊是不会请我喝鸡尾酒的。随后我顺着圣詹姆斯街走去，悠闲地看着沿街的橱窗，因为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耽搁（我不想太准时赴约），我就走进克里斯蒂拍卖行，看看有什么我喜欢的玩意儿。拍卖已经开始了，一群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人正在传看几件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那个拍卖商用厌烦的目光瞅着他们的手势，懒洋洋地嘟哝道：“有人出十个先令，十一个，十一个先令六便士……”那是六月初的一天，天气晴朗，国王街上的空气十分明净。相形之下，克里斯蒂拍卖行墙上挂的那些画显得灰蒙蒙的。我走出拍卖行，街上的行人都带着漫不经心的神情，似乎那令人闲适的天气渗入了他们的心灵，使得他们在各自纷繁的事务中，自己也很意外地突然想停下来观看一下生活的图景。
罗伊的俱乐部很安静。前厅里只有一个年老的看门人和一个侍者。我突然有了一种忧伤的感觉，觉得会员们都在这儿参加侍者头儿的葬礼。我一提起罗伊的大名，那个侍者就把我领进一条空荡荡的走道，让我放下帽子和手杖，然后又把我领进一个空荡荡的大厅，大厅的墙上挂着一些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的肖像。罗伊从一张皮沙发里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直接上楼，好吗？”他说。
我果然猜对了，他不会请我喝鸡尾酒，暗自对自己的考虑周到颇为得意。他领我走上一道铺着厚地毯的气派堂皇的楼梯，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碰到；我们走进来宾用餐的餐厅，那儿一个别的客人都没有。餐厅相当宽敞，也十分干净，墙壁粉得雪白，有一个亚当式<sup><small>①</small>的窗户。我们就在窗旁的座位上坐下，一个举止沉稳的侍者送上一份菜单。牛肉、羊肉、羔羊肉、冷冻鲑鱼、苹果馅饼、大黄馅饼、鹅莓馅饼。在我顺着这份千篇一律的菜单往下看的时候，我不禁叹了口气，想到了街角处的那些饭馆，那儿有法国式的烹调、喧闹的生活气息和那些穿着夏季衣裙的涂脂抹粉的俏丽的娘儿们。
“我推荐这儿的小牛肉火腿馅饼，”罗伊说。
“好吧。”
“我自己来拌色拉，”他用随便却威严的口气对侍者说，接着又把目光移到菜单上，慷慨大方地说，“再来点儿芦笋怎么样？”
“那太好了。”
他的态度变得更神气了点儿。
“两份芦笋，告诉厨师长，叫他亲自选料。你喜欢喝点什么？来一瓶莱茵白葡萄酒怎么样？我们都很喜欢这儿的白葡萄酒。”
我表示同意，他就吩咐侍者去把酒类总管找来，我在一旁不能不对他点菜时那种发号施令却又彬彬有礼的态度十分钦佩。你会觉得一个有教养的国王就是用这种气派召见他的陆军元帅的。胖胖的酒类总管穿着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挂着说明他职务的银链条，拿着酒单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罗伊简慢而又亲切地向他点了点头。
“嗨，阿姆斯特朗，给我们来点儿二一年的圣母乳酒<sup><small>②</small>。”
“好的，先生。”
“酒供应得怎么样？相当不错？你知道，我们以后没法再弄到这种酒了。”
“恐怕弄不到了，先生。”
“不过，也用不着过早担忧，自寻烦恼，是吗，阿姆斯特朗？”
罗伊朝着酒类总管愉快热情地笑着。总管长期和这些俱乐部成员打交道，知道得说点什么来回答他这句话。
“是用不着，先生。”
罗伊哈哈大笑，眼睛朝我望着。这个阿姆斯特朗，真是个角色。
“好吧，把酒冰一下，阿姆斯特朗。不过别太凉，你知道，得正好。我想让我的客人瞧瞧咱们这儿办事都很在行。”他转过脸来对着我。“阿姆斯特朗在我们这儿已有四十八年了。”等到总管走了以后，他又说，“我请你上这儿来吃饭，希望你别介意。这儿很安静，咱们可以好好谈谈。咱们好久都没有一块儿谈谈了，你看上去身体不错。”
这句话使我也注意起罗伊的外表来。
“比你可差远了，”我答道。
“这是一种规矩、虔诚、清心寡欲的生活的结果，”他大笑着说。“充分的工作，充分的运动。打打高尔夫球怎么样？我们应该哪天打一场。”
我知道罗伊说的只是临时想出来的应酬话，浪费一天工夫和我这么一个水平不高的对手打球，对他是最没意思的事。不过我觉得他这种含糊其辞的邀请，我接受下来也没有什么害处。他是健康的化身，他那拳曲的头发已经十分灰白，但这种颜色跟他却很相配，使他那张坦率的、给太阳晒黑的脸反而显得相当年轻。他那两只异常坦诚地望着世界的眼睛既明亮又清澈。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身材细长，所以侍者给我们送来小圆面包的时候，看到他要了黑麦面包，我并不觉得奇怪。他那略胖的体态其实只增加了他的气派，使他的各种言论都有了分量。他的举止比过去更显得从容不迫，使你放心地对他有了一种信任感。他坐在椅子上，安如泰山，看上去好似坐在一座纪念碑上。
我不知道是否像我希望的那样，在我刚才叙述他和侍者的那段对话时已经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他的谈吐通常并不才华横溢，风趣诙谐，但是却很流畅，他老是发笑，引得你有时候会产生错觉，以为他讲的话很有趣。他从来不会找不到话说，他和别人谈论当前的一些话题时那么平易随和，使听他话的人一点也不感到紧张。
许多作家都有一种坏习惯，他们老是专心琢磨词句，就连在谈话中也字斟句酌。他们不知不觉地小心推敲自己的每句话，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既不多说一句，也不少说一字。这种习惯使不少上层社会的人在和他们交往时畏缩不前。这些上层人物精神生活简单，词汇有限，所以和人结交时总一再踌躇。可是跟罗伊在一起却从不会感到有这种拘束。他可以用对方完全能理解的词语和一个爱跳舞的卫兵说话，也可以和一个参加赛马的伯爵夫人用她马夫所用的语言谈话。人家总热情洋溢、十分宽慰地说他一点儿也不像一个作家。罗伊最乐意听到这样的恭维。聪明人总用许多现成的短语（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谁也管不了”就是最普通的一句），流行的形容词（如“绝妙的”或“叫人脸红的”）以及只有生活在某一类人中你才懂得意思的动词（如“推搡”）。这些词语使闲谈显得特别亲切，没有什么拘束，而且也不必动什么脑筋。美国人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人，他们把这种谈话技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完美的阶段，创造了一大批简洁、平凡的短语，这样一来，他们根本不必考虑自己在说些什么就可以进行一场生动有趣的谈话，而他们的头脑就可以用来自由思考大买卖和男女私通这类更为重要的事情。罗伊掌握的词汇非常广泛，他当机立断所选的词语总准确无误。这使他的讲话辛辣有力，却又不失分寸，而且每当他用这些词语的时候，总是神采飞扬，口气热切，仿佛这些话都是从他那思想丰富的头脑中刚创造出来的。
这时候，他东拉西扯地和我谈到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和最近出版的书籍，谈到上演的歌剧，心情显得很愉快。他对人总很亲切，不过今天他的这种亲切的姿态却实在使我惊讶。他对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这么少深表惋惜，又坦率地（这是他最讨人喜欢的特点之一）告诉我他多么喜欢我，对我多么佩服。我觉得我非得迎合一下他这种友好的表示不可。他问起我正在写的书，我忙问了问他正在写的书。我们彼此都说我们俩谁也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成功。我们吃着小牛肉火腿馅饼，罗伊告诉我他怎样调拌色拉。我们喝着莱茵白葡萄酒，还津津有味地咂着嘴。
而我心里却一直纳闷，不知他什么时候会谈到正题。
我无法相信在伦敦社交活动最繁忙的季节，阿尔罗伊·基尔只为了谈论马蒂斯<sup><small>③</small>、俄国芭蕾舞和马塞尔·普鲁斯特<sup><small>④</small>而愿意在一个既不是评论家又不是在任何方面具有什么影响的同行作家身上白白浪费一个小时。再说，在他谈笑风生的态度背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有点儿心神不定。要不是我知道他境况不错，我真疑心他要开口问我借一百英镑。看起来好像这顿午饭就要结束，而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把他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我知道他为人谨慎。也许他认为我们两个人这么久没有见面，头一次见面最好先建立友好的关系，把这顿气氛愉快的丰盛的午饭只看成是个投到水底引鱼上钩的诱饵。
“咱们到隔壁去喝杯咖啡好吗？”他说。
“随你便。”
“我觉得那儿要舒服些。”
我跟着他走进另一个房间，那儿比餐厅宽敞多了，有一些很大的皮扶手椅和很大的沙发；桌上放着一些报纸和杂志。两个老年人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他们不大友好地瞥了我们一眼，但是这并没有使罗伊踌躇不前。他依然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
“嗨，将军，”他大声喊道，一面轻松愉快地向那边点了点头。
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望着外面欢快的白日景象，真希望自己多知道一些圣詹姆斯街的历史背景。我很惭愧，竟然连街对面那个俱乐部的名称都不知道，我不敢问罗伊，怕他会因为我对每个体面的人都知道的事一无所知而看不起我。他把我叫过去，问我要不要在喝咖啡的时候也喝一杯白兰地。我谢绝了，他却坚持要我喝上一杯。这个俱乐部的白兰地是有名的。我们并排坐在式样雅致的壁炉旁的一张沙发上，点着了雪茄。
“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最后一次上伦敦来，他和我就是在这儿吃午饭的，”罗伊口气很随便地说道。“我要老头儿尝了尝我们这儿的白兰地，他喝了很欣赏。上个周末，我就是在他太太家度过的。”
“是吗？”
“她多次问候你。”
“真谢谢她，我还以为她不记得我了。”
“不，她记得。你大概六年前在那儿吃过一次午饭，对吗？她说老头儿见到你很高兴。”
“我觉得她可并不高兴。”
“哦，这一点你可错了。当然啰，她不得不非常小心。老头儿老是受到那些想要见他的人的纠缠，她不得不让老头儿节省精力。她总怕他过分劳累。你只要想想她竟然使老头儿活到八十四岁，而且始终神智不衰，那实在了不起。老头儿去世后，我常去看她。她非常寂寞。不管怎么说，她全心全意地服侍了德里菲尔德整整二十五年。要知道，这可是奥赛罗<sup><small>⑤</small>干的工作，我真替她感到难过。”
“她年纪还不算大。没准儿她还会结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