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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进入了生命的一个新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明显更加具有活力、更加多姿多彩，这段经历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足以让我写出一本虽然薄薄的但却很时髦的小说。我或许应该在小说中提到我是如何成为一家德国报纸的编辑，如何赋予我的笔杆子和这副毒舌太多的自由而遭受严重的后果，如何成为声名狼藉的酒鬼，经历了一场不愉快之后最终辞去编辑的职务，又成功让自己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巴黎，又是如何活得这么狂野不羁，在一个腐败的地方虚度年华，并且卷入了所有磕磕碰碰的事件当中。
如果我跳过这段小插曲不提，就会丧失那些品味龌龊、专门喜欢私密细节的读者们，但我对这些避而不谈并不是由于胆怯。我承认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钻进死胡同，见过各种各样卑鄙肮脏的事，也曾经卷入这些是非当中。但那些罗曼蒂克已经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你必须允许我专注于那些纯洁、美好的事物，并且远离那些肮脏无用的人，拒绝回忆那些已经被我抛之脑后的岁月。
一天晚上，我独坐在法国的布洛涅森公园里，考虑着我到底应该跟巴黎一刀两断，还是干脆在这里虚度余生，我想着想着，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便现在自杀也没有多少损失。
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早就过去的场景：初夏的一天清晨，在群山的环抱下，我跪在一张床前，床上躺着我垂死的母亲。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想起这个清晨，这让我感到震惊同时羞愧不已，于是那个愚蠢的自杀的冲动立刻消失了。我相信，除非一个人已经傻了或者疯了，否则没有人有资格结束自己的生命，更何况他亲眼目睹过另一条鲜活的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刻。再一次，我看到了母亲的死，看到了死神冷静而严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使她的面容变得高贵。死神，有一副严厉的面孔，但又像一位父亲领回走丢的孩子那样，既强壮有力而又和蔼亲切。
现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死神是我们聪明而又善良的兄弟，他知道每个人离开的时间，我们可以放心依赖他。我开始懂得，痛苦也罢，失望也罢，忧愁也罢，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我们烦恼困惑或者自我轻贱，更不是要剥夺我们的尊严，而是为了让我们成熟起来、使我们更加俊美。
一周后我打点行装并打包托运到巴塞尔。自己步行穿越法国南部大片地区。巴黎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却在我的记忆中像一股恶臭似的紧追不放，如今这段回忆却随着我每天的步伐，也在一步一步地遁入浓雾、吹散不见了。我出席了一场农村当地的通奸审判，在城堡、磨坊或者谷仓里过夜，跟皮肤黝黑、健谈多话的农村小伙子们共饮法国南部出产的葡萄酒。
两个月后，我到达巴塞尔，头发乱蓬蓬的、身体消瘦、皮肤晒黑，内心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我第一次完成这么长距离的徒步旅行，也将会是未来很多次中的第一次。从洛迦诺到维罗纳，从巴塞尔到布里格，从佛罗伦萨到佩鲁贾，这些城市之间极少有我没涉足的地方，我那双沾满灰尘的皮靴已经将那些路走过两三遍——这是我的追梦之旅，尽管这些梦没有一个圆满实现。
我在巴塞尔城郊租了一所公寓，打开箱子，取出我的东西，便开始工作。生活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城市里，又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使我暗暗高兴。我还跟几家报刊和杂志保持着联系，这样我就能获得足够的薪水维持我的生活。最初的几周还算不错，但是渐渐地，我悲伤的情绪又卷土重来，几天甚至几周都挥之不去，甚至在工作时也跟我形影不离。那些从来不识愁滋味的人，是难以理解这对我意味着什么的。
我该怎么描述它呢？我被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包裹着。城市和住宅里、广场和街道上的人们及其生活，与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始终存在一条巨大的裂隙。什么地方出了意外、报上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什么，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哪里有节庆活动、出殡送葬、定期集市和音乐会——这一切有何意义？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奔出房门，在森林里、山丘间、公路上漫游闲逛，草地、树木、农田都缄默不语，它们望着我，用无声的语言恳求我。它们寻求交流，它们有自己的义务，它们想要问候我。但是它们只能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理解它们的苦恼，并且感到痛苦，因为我无力解救它们。
我去看医生，并带去了详细的描述病情的文字记录，试图向他诉说我的苦恼。他读了那些记录，问了几个问题，并为我检查身体。
“您健康得很，简直让我嫉妒。”他称赞道，“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试着多读点书、听听音乐可能会使您高兴起来！”
“由于职业关系，我每天都要读一大堆新东西。”
“这么说来你需要到室外去活动活动，或许会对您有好处。”
“我每天要散步三四个小时，假日里至少比这走得多一倍。”
“那您就得强迫自己同别人打交道。您有变成隐居孤僻的人的危险，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眼下，您越是不爱与人交际，就更得强迫自己去同人们接触。您目前的状况还不是病，在我看来还不算严重；但是，如果您在社交方面仍然不积极的话，总有一天会失去精神上的平衡。”
这位医生非常同情我的状况，而且出于善意，他向我推荐了一位学者，这位学者的家算是文学界和知识分子小圈子活动的中心场所。我来到他家。人们知道我的名字，于是对我非常友好，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亲切的，于是我便经常登门造访。
在一个晚秋寒冷的夜晚，这里只有一位年轻的史学家和一位苗条的黑发姑娘，没有其他人在。这个姑娘为我们看茶，一直滔滔不绝地说话，还影射讽刺那位史学家。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弹钢琴。然后，她又告诉我，她读过我的讽刺小品，不过并不怎么欣赏。我觉得她很聪明，但有点太过聪明了。我没留多久便回家去了。
在这段时期，渐渐地，人们发现我经常在酒馆里泡掉很多时间，于是他们打听到我确实是个酒鬼。他们能有这样的发现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流言蜚语在学术圈里最为盛行。况且，这个让人丢脸的发现丝毫不影响我去拜访学者一家，反倒使我成为一个求之不得的对象，因为恰逢当时戒酒运动正如火如荼，那里大多数的女士和先生们都是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戒酒协会的成员，对每一个落入他们掌心的罪人都喜出望外。有一天，他们第一次彬彬有礼地向我的个人习惯发起进攻，我只记得他们说：频繁出入酒吧是件粗俗丢脸的事啦、酒精中毒的危害啦——所有这些观点都是站在卫生、伦理和社会的立场上——铿锵有力、不容置疑。他们还邀请我参加协会的戒酒活动。我受宠若惊，因为迄今为止，我对所有此类协会及其活动和他们为之努力的东西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当天，无论是协会的会议还是伴奏的音乐，都不乏宗教的弦外之音，让我觉得像一场闹剧，而且我也没有试图掩饰我的这种感觉。后来一连几个星期，他们都对我胡搅蛮缠，强求我戒酒——当然是用一种再友好不过的方式——直到让我觉得这事无聊透顶。一天晚上，当同样的规劝例行公事一般从头上演时，我陷入绝望之中，并且坚持用很大的声音请求他们放过我，别再对我喋喋不休。那个年轻姑娘也在场。她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末了还鼓掌叫好，只是我当时心烦意乱，并没有对她多加关注。
有一次我很高兴地亲眼目睹了一场稍显幽默的意外事件，就发生在一次重要的戒酒大游行活动中。这个协会的成员与许多客人一起在协会总部用餐，期间有人演讲，有人结成友谊对子，有合唱队高唱赞美诗，有人又喊又闹来庆祝伟大的戒酒事业取得进步。其中有一名男仆担当标语棋手的角色，他嫌戒酒演讲冗长又沉闷，便溜进附近的一家小酒馆。于是，当庄严的游行活动开始招摇过市时，那些在路边人行道上看热闹的酗酒者们便观赏到了这样一出令人捧腹的好戏：一个乐呵呵、醉醺醺的家伙带领一群热情高涨的游行队伍，他还走在最前面，挥舞着蓝色十字架的大旗，就好像一艘即将沉底的帆船的桅杆在水面摇摇晃晃。
尽管这个醉酒的男仆很快就被协会扫地出门，但是由虚荣、嫉妒和钩心斗角而形成的混乱却在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协会之间以及协会的委员会内部滋生蔓延。这场运动以分裂告终，一些野心过剩的家伙要把一切荣誉都归到自己头上，高声诅咒每一个不在他们名义之下接受再改造的酒徒无赖。当然协会中也不乏品质高尚、忘我工作的会员，但他们被他人冷酷无情地利用了；那些知悉内情的人会看到，在理想主义外壳的笼罩下，人性的弱点就能轻易繁衍滋长。这些意外情况我都是通过二手资料听说的，并因此衍生出些许满意的情绪。甚至很多时候，在一夜畅饮之后回家的路上，我还会在心里暗自庆幸：我们这些人虽然放荡不羁，反而比那些革新者更要真诚一些呢。
在我的小屋里，莱茵河河畔的风光一览无遗，我在这里做了很多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我郁郁寡欢，觉得似乎生活就这样在我身旁悄然逝去，既没有强有力的激流裹挟着我，也没有激情将我点燃，或者将我从这种昏昏欲睡的恍惚状态中拉出来也好。除去常规的工作以外，我正着手准备一部有关早期的方济各派修道士生活的书，但是这不是创作，而只是需要耐心而谦逊地收集各种信息资料。它无法满足我的渴望。
回顾我在苏黎世和巴黎度过的时光，我试图为我自己理清与我同时代的人们心中真实的愿望、激情和理想。他们当中，有人致力于说服别人放弃过时的家具、墙纸和衣服，并将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介绍给他人；有人以传播普及黑克尔的一元论为己任；有人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奋斗；还有人为贫困的下层阶级争取权益，或者筹集善款，在集会上呼吁剧院和博物馆应为广大民众而建。而在此地，在巴塞尔，有人还反对酗酒。
所有这些努力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运动的激情，但是它们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即便其中任何一项，甚至所有这些全都成功实现，也不会让我和我的生活产生任何不同。
我闷闷不乐地陷入我的扶手椅中，推开面前的书和纸，苦苦思索。我能听到窗外莱茵河的波浪拍打的声音，听到风在树枝间簌簌作响的声音。我聚精会神地聆听这种伟大而忧伤的语言，这种语言似乎让悲哀与渴望弥漫到每个地方。我看到苍白的云朵像受惊的鸟群一样不安地掠过夜空，我听着莱茵河在流淌，想着我母亲的死、想着圣方济各、想着我的故乡和戴着雪帽的群山、想着溺水而死的理查德。我看到自己征服了峭壁绝境，只为给罗西·吉尔坦纳采摘“阿尔卑斯玫瑰”；我看到自己在苏黎世沉湎于书本、音乐和高谈阔论而意气风发；我看到自己与阿格丽哀蒂一起在夜色中划船；看到自己因理查德的死而绝望、出行、回国，情绪刚刚恢复又重新陷入绝望。这一切有何意义？又为了什么呢？啊，上帝啊，这一切难道只是一场喜剧、一次偶然，还是一幅海市蜃楼的空想？难道我没有为友谊、美人和真理而努力奋斗并忍受痛苦吗？渴望与爱的巨浪不是仍然在我心中激烈地翻腾着吗？但一切思考都徒劳无益，反而成就了我的痛苦，也未必能让别人快乐！
所以这正是出去大喝一杯的好时候。我吹灭了灯火，摸索着走下高而陡的环形楼梯，来到供应韦尔特利纳酒的大酒店或者卖沃州酒的小酒馆里。尽管由于我是常客所以总能受到礼貌的尊敬，但我总是脾气暴躁，有时还说不出的粗鲁不堪。我读着一份名为《西姆普利齐西姆斯》的讽刺漫画杂志，它每回都使我勃然大怒。所以我喝着我的酒，等待酒力将我的怒气平息。每当甜蜜的酒神用他那双温柔的手抚摩我时，我的四肢就变得舒服而无力，而我的灵魂就会随着他的指引进入美梦之地。
有时，我自己都惊异于我待人怎么如此粗暴无理，甚至以厉声辱骂别人取乐。我经常光顾的酒店里的女侍者都怕我，诅咒我，说我是无赖，因为我总是挑她们的毛病。当我凑巧加入别的顾客之间的谈话时，我也总是粗暴鲁莽或对他们冷嘲热讽，别人自然用同样的方式回敬我。
尽管如此，我仍然获得了少数几个能一起喝酒的伙伴，他们全都是些上了年纪、不可救药的大酒鬼，我有时同他们一起消磨掉整个夜晚，相处得还算可以。其中有个老家伙，外表粗鲁而心地不坏，是个职业设计师，他讨厌女人，好讲一些猥亵下流的笑话，是第一流的酒鬼。如果我们碰巧在哪个酒馆相遇，接着总是一通开怀畅饮。我们一开始总是善意地拿对方开玩笑，一来二去一小瓶罗特酒就下肚了，接下来，渐渐以喝酒为主，交谈逐渐减少，最后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坐着，各抽各的雪茄，喝光各自酒瓶里的酒。我们两人真是棋逢对手，总是在同一时间重新把酒瓶灌满，然后怀着半是尊敬半是幸灾乐祸的心情望着对方。有一次，在深秋葡萄丰收的季节，我们两人一同徒步穿行马克格赖夫勒一带盛产葡萄酒的小村庄。在教堂的鹿苑里，这个老东西向我讲述他生平的故事。我只记得这些故事又好玩又非同寻常，可惜细节我全都忘了。
我只记得他讲的一则近几年发生在他身上的跟喝酒有关的一件逸事：他去参加农村的一次当地节庆活动。他是客人，坐在尊贵的位置，所以一开始就跟神父和乡长频频干杯，以至于他们很快就酩酊大醉。可是那位神父还得上台致辞呢。大家好不容易把他拖到台上，他却发表了一通令人难以接受的讲话，被大家心怀厌恶地请了下去，这时乡长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是开始大声地即席演讲，一开始他还用了一种大胆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但是他突然感到身子不适，于是用一种非同寻常而粗俗无礼的方式草草结束了讲话。
我真的很高兴听到这个故事，也愿意听听我这位酒桌伙伴讲讲别的经历。可是我们闹翻了，在一次射击比赛的晚会上，我和他争吵起来，从此我们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现在即使我们两人碰巧在同一家酒店相遇，也各占一张桌子，就像两个仇敌。但是出于习惯，我们仍然默默地互相观察、以同样的速度喝酒，一直待到其他顾客早已散尽，人家也来请我们走时方才罢休。我们再也没能言归于好。
我一直思索着自己的悲哀，以及在生活方面显得无能的原因，但是毫无结果而且令人疲倦。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反而被神秘的内在冲动所充满，它令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创作出某些深刻又优秀的东西来，至少能从生活那里抓住些许幸运或幸福。但是，这样幸运的时刻真的会来吗？我心怀苦涩地想起，那些神经敏感、容易亢奋的时髦艺术家们，他们借助一些人为的刺激促使自己投身到艺术的创作当中，因此我允许自己的灵感与能量在我身上保持一种尚未开发的状态。我试图分析在自己的这样一副精力充沛的身体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阻塞了我的灵魂，或者被什么样的魔鬼所驱使。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我遭受生活的虐待，而我所吃的苦头任何人都不知道，所有人都误解我。
忧郁是一件如同恶魔一般邪恶的事，它不仅使人病恹恹的，而且会让人自以为是、狂妄自负、目光短浅，是的，它几乎令你目空一切。它会让你陷入一种恶品位中不能自拔，总以为自己是海涅笔下的阿特拉斯，世界上的一切痛苦和谜团都担在他一人的肩上，就好像其他那些成千上万的、迷失在同一座迷宫中的人无法忍耐同样的痛苦一样。另外，处于离群索居、与世疏离的状态中，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原本以为只是唯我专有的这种特质以及性格中的怪癖，其实是一种家族遗传，是我的家庭造成的影响，是所有姓卡门青的人本身所特有的。
每隔数周我就到那位好客的学者家去一次。渐渐地，我跟去他家的大多数客人都认识了。那些人很多是年轻学者，其中有一些是德国人，各种学科的都有，还有几个画家，几个音乐家，也有一些普通市民，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起登门。我经常用一种非常惊异的眼光望着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一星期要互相见面很多次。我就不理解他们这样怎么还有这么多话可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形成固定的社交模式，我觉得他们都有点相似，以至于他们所有人似乎都有些雷同，他们分享这种合群性，并且对大多数事情都形成雷同而肤浅的看法，这是我所唯独不具备的。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人，这些人精力旺盛、思想独树一帜，似乎跟谁都完全不能苟同，或者只有很少的一致性，但这也被这种恒定不变的社交规则消解、削弱了。我只能偶尔同他们当中少数人短暂交谈。
游走在人群中间，跟这个说一句，跟那个聊一会儿，在每个人身边停留片刻，尝试恭维某位帮大家沏茶的女士，两人的交心私语、演奏钢琴曲，同时做几件事情还要看着那些有趣的娱乐活动——这样的事我可做不到。我最受不了的是，我非得谈论文学和艺术不可。我观察到，对于这样的话题，人们大多不经思索、虚伪矫情，他们只是为更多的谎言和空谈提供了发挥的机会。我也用尽全力跟着说谎，但是没有任何乐趣，反倒觉得这样的废话实在无聊而且让人丢脸。我宁愿听一个女人聊她的孩子，或者跟别人讲讲自己的旅行以及旅途中发生在我身上的小事，或者聊点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好。如果真是这样，我通常会变得很亲切，几乎很愉快。但是，在这种无聊的聚会结束以后，我多半还要在酒店结束这个夜晚，用韦尔特利纳酒滋润一下干渴的嗓子，用酒冲掉我难以形容的厌倦与不快。
在某一场社交聚会中，我又见到了那个黑发姑娘。那天在场的人很多，还有音乐演奏，交谈声、笑声一如平时一样嘈杂而令人难以忍受。我躲在一个远离喧嚣的角落里，膝盖上放着一个画夹，里面有一些托斯卡纳的写生风景画，不是司空见惯平庸无奇的那一种，它们非常亲切：画的都是旅行途中的风景写生，还有与作者同行的朋友，正是画里的人把这些画送给了这间房子的主人。我甚至从中发现一幅画里有我熟悉的场景，画的是圣克利门蒂幽静的山谷里一所窗户狭长的石砌小屋，我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曾徒步经过那里好几次。山谷离菲埃索勒城很近，但大多数的游客不会涉足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名胜古迹。这是一个险峻而陡峭的山谷，到处贫瘠荒芜，几乎无人居住，但是却有一种非凡而显著的美，它被光秃秃的山包围着，所以偏僻而与世隔离，凄凉而具有原始风貌。
那个姑娘走到我身后，视线越过我的肩上望过来。
“您为什么总是这样一个人坐着，卡门青先生？”
我颇感不悦，心想，她准是被那些先生们冷落了才会到我这儿来。
“好吧，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吗？”
“请原谅，不过，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一人坐着是因为我喜欢这样。”
“这么说，我打扰您了？”
“您真幽默。”
“谢谢，彼此彼此啊。”她坐了下来。而我并不想把那个画夹放到一边。
“您来自山区是吗？”她说，“我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对我描述一下那个地方呢？我哥哥说，您那个村子里只有一个姓氏，全姓卡门青。真是这样吗？”
“事实上，”我嘀嘀咕咕地说，“还有一个姓菲斯利的面包师和一个姓尼德格尔的酒馆老板。”
“剩下的都姓卡门青吗？他们都是亲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