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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房间里给过去的合伙人打电话。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电话问我的名字，又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问我的名字，再其次他才好歹出来。想必很忙。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没通话了。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对他一直怀有好感，现在也一如既往。但最终，他对我（或我对他）属于“已经通过的领域”。不是我把他强行推往那里，也并非他自行投身进去。总之我们所走的路不同，且两条路永远不会交叉，如此而已。
活得好吗？他问。
还好，我说。
我说现在札幌，他问冷不冷。
冷，我回答。
工作方面如何，我问。
很忙，他答道。
酒不要喝过头，我说。
近来没怎么喝，他说。
那边现在正下雪吗？他问。
这工夫什么也没下，我回答。
如此接二连三对踢了一阵子礼仪球。
“现有一事相求。”我切入正题，很早以前他欠过我一笔账，他记得，我也记得。况且我又是轻易不开口求人的人。
“好的。”他蛮痛快。
“以前一起做过旅馆行业报纸方面的活计吧，”我说，“大约5年前，记得？”
“记得。”
“那方面的路子还没断？”
他略一沉吟。“没什么往来，断倒是没断。打火升温不是不可能。”
“里边有个记者对产业界内幕了如指掌，是吧？名字想不起来了。瘦瘦的，经常戴一顶怪模怪样的帽子。和他还能接上头？”
“我想接得上。想了解什么？”
我把有关海豚宾馆丑闻的那篇报道扼要地说了一遍。他记下周刊名称和发行日期。接着我讲了大海豚宾馆之前那间小海豚宾馆的情况，告诉他想了解下边几件事：首先，新宾馆为什么袭用“海豚宾馆”这一名称？其次，小海豚宾馆经营者的命运如何？再次，那以后丑闻有何进展？
他全部记下，对着听筒复述一遍。
“可以了？”
“可以了。”我说。
“急用吧？”他问。
“是啊。”我说。
“争取今天就联系上，能把你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讲了宾馆的电话号和我的房间号。
“好，回头再说。”言毕，他放下电话。
我在宾馆的自助餐厅简单吃了午饭。下到大厅，眼镜女孩儿正在服务台里。我坐在大厅角落的椅子上，静静地注视她。她看上去很忙，似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许意识到而佯装不知也不一定。但怎么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目睹她的一举一动。一边看，一边心想当时只要有意，早就和她睡到一起了。
我必须这样不时地给自己增加勇气。
看她看了10分钟，然后乘电梯上到十五楼，回房间看书。今天同样阴沉沉的，使人恍若生活在只透进一点光亮的纸笼子里。因随时可能有电话打来，我不想出门，而呆在房间里便只有看书这一桩事可干。杰克·伦敦的传记最后读罢，接着拿起有关西班牙战争的书。
这一天好像尽是黄昏，无限延长的黄昏。没有高低起伏。窗外灰色迷蒙，其间开始一点点掺进黑色，很快夜幕降临，但也不过是阴郁的程度略有改变而已。天地间仅有两种色调：灰与黑。变化不外乎二者的定时更迭。
我利用房间服务项目要来三明治。我逐个地、细嚼慢咽地吃着三明治，并从电冰箱中取出啤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味。无事可干的时候，势必在各种琐事上磨磨蹭蹭，打发时间。7点半时，合伙人打来电话。
“联系上了！”他说。
“费不少劲吧？”
“一般一般。”他想了一下答道。恐怕是费了一番周折。“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这个问题早已严严实实地盖上了盖子。已经被封盖捆好送到保险柜里去了。再也不会有人去捅它动它，一切都已过去。丑闻已不再存在。政府内部和市机关大楼里也许有两三处非正常变动，但方式隐蔽，再说也不是大的变动，微调罢了。再不可能往上触动任何人物。检察厅倒是有一点动作，但没抓到确凿证据。错综复杂得很。禁区。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
“纯属我个人私事，决不连累任何人。”
“跟对方也是这样交代的。”
我拿着听筒去冰箱取了瓶啤酒，单手启开瓶盖，倒了一杯。
“别嫌我啰嗦——你可别轻举妄动，弄不好会吃大亏。”他说，“这可是庞然大物。什么原因使你盯上它我倒不知道，反正最好别深入。也许你有你的情由，但我想还是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为好，虽然我不是非叫你像我这样。”
“知道。”我说。
他干咳一声，我喝了口啤酒。
“老海豚宾馆直到最后阶段也不肯退让，吃了不少苦头，乖乖退出自然一了百了，但它就是不肯，看不到寡不敌众这步棋。”
“它就是那种类型，”我说，“跟不上潮流。”
“被人整得好苦。例如好几个无赖汉住进去硬是不走，胡作非为——在不触犯法律的限度内。还有满脸横肉的家伙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厅里，谁进来就瞪谁一眼。这你想像得出吧？但宾馆方面横竖不肯就范。”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海豚宾馆的主人早已对人生的诸多不幸处之泰然，轻易不会惊慌失措。
“不过最终，海豚宾馆提出一个奇妙的条件，并且说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它未尝不可让步。你猜那条件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