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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蜷缩在电影院的座席上,双手在鼻前交叉,反复向自己提出与以往同样的问题:今后如何是好呢?
问题诚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应做之事进行冷静思考,缜密归纳。
要排除连接上的混乱。
的确有什么东西陷入混乱,这无可怀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织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出现这种状态,但交织总是事实。必须理清头绪。通过恢复现实性来恢复自己。或许这并非连接上的混乱,而是另外一种新的连接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作为我只能抓着这条线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于中断。这是线索。总之要动,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断跳舞,并跳得使大家心悦诚服。
要跳要舞,羊男说。
要跳要舞,思考发出回声。
不管怎样,我得返回东京。在这里再呆下去也干事无补。探访海豚宾馆的目的尽已达到,必须回东京重整旗鼓,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拉上衣链,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围巾缠上鼻端,走出电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蒙一片。整个街市如同冻僵的尸体一样没有半点活气。
回到宾馆,我当即给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处打电话,预订下午飞往羽田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临起飞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吗?”负责订票的女性说道。我答说不要紧,一旦决定回去,恨不得马上飞到东京。接着,我收拾好东西,去下边结账。然后走到服务台前,将眼镜女孩儿叫到租借处那里。
“有点急事,得马上回东京。”我说。
“多谢您光顾,下次请再来。”女孩儿脸上漾起精美的营业性笑容说道。我以为突然提出回去对她可能多少是个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说,“还会来的,不久的将来。那时两人慢慢吃顿饭,尽情畅谈一番。我有很多话要好好跟你谈谈,但眼下必须回东京归纳整理,包括阶段性思考,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综合性展望。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结束,我就回到这里。不知要花上几个月,但我肯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对我……怎么说呢,就好像是特殊场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这一声,相对而言,更带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这一声,总的来说更趋向于肯定,“我这些话,在你听来怕是傻里傻气的啰?”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说,“只不过对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考虑不好罢了。”
“我想并不是很遥远的事。还会相见的。因为你我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我力图说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说服。“你不这样感觉?”我问。
她只是拿圆珠笔头在桌面“咚咚”敲着,没有回答我的话。“那么说,下班飞机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这样,只要肯起飞的话。不过赶上这种天气,情况很难预料。”
“要是乘下班飞机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应?”
“没问题。”
“有个13岁小女孩必须单独回东京。她母亲有事不知先跑到哪里去了,剩这孩子一个人在宾馆里。麻烦你一下,把这孩子一道带回东京去好吗?一来她行李不少,二来她一个人坐飞机也叫人放心不下。”
“这倒也怪了,”我说,“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别处去呢?这不简直是乱弹琴?”
她耸了耸肩:“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很有些与众不同。兴之所至,雷厉风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艺术家嘛,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叫找个合适的班机,让她飞回东京。”
“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晓得。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不能出言不逊的。她说得倒蛮轻松,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责任问题嘛。”
“无奇不有!”说罢,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发,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经常听单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罢了罢了!”
她给全日航空售票处打电话,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着叫来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还真有两下子。”我说。
“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我适合干这个。”
“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说。
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两码事,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一直不喜欢,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
“喂,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当然,有时候事与愿违,引不起人家兴致,可恶意却是没有,更谈不上嘲弄你。我开玩笑,只是出于我个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顷,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对了,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那么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10分钟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 HEADS”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 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儿说。
“看样子也不像坏人。”我补充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