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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下午3点过后来的，两个人。我正淋浴时门铃响了。在我穿上浴衣开门之前响了8次，那响声直叫人皮肤发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开门，见是两个男士。一个40余岁，另一个同我年纪相仿。年纪大的个头颇高，鼻子有块伤疤。虽说时值初春，却已晒成相当水平——犹如渔夫那样深刻而现实，显然不是在关岛海滨或滑雪场晒出来的。头发一看便显得坚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风衣。年轻的则个头偏低，头发偏长，眼睛偏细，目光偏尖，活脱脱一副过去的文学青年模样，就差这里不是同人杂志的聚会场所，而他也未撩起长发说一句“我是三岛嘛”。大学时代班上也有几个这等人物。此君身穿竖领风衣。两人脚上都是不时髦的黑皮鞋，价廉质次，皱皱巴巴，即使丢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着过去。看来这两个绅士哪个都不是我想要积极结交的角色。我姑且将他俩命名为“渔夫”和“文学”。
文学从风衣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一声不响地递到我面前——犹如电影镜头一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警察证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并非伪造。同皱皱巴巴皮鞋的皱皱巴巴相差无几。但当他将其从口袋里拿出递过来时，我竟恍惚觉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杂志。
“赤坂警察署的。”文学说。
我点点头。
渔夫双手插进风衣口袋，默不作声，只是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伸在门口，大概存心不让我关门。罢了罢了，愈发像是电影了。
文学将警察证放回衣袋，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头发湿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绿色列诺玛浴衣。当然是专利产品，转身时背上分明写着列诺玛。洗发水用的是维娜牌。全身上下无任何自惭形秽之处，于是我以逸待劳，看对方吐出的是何言语。
“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文学开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劳驾去署里一次好吗？”
“了解？哪方面的？”我问道。
“这个嘛，到时再奉告。”对方说，“只是了解情况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请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话。”
“换换衣服可以吧？”
“当然可以，请请。”文学表情依然，声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现实倒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里边房间更衣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开着门的门口伫立不动。我穿上常穿的蓝色牛仔裤、灰毛衣和粗呢夹克。吹干头发，梳理一下，把钱夹、手册和钥匙塞进衣袋。然后关窗，熄灯，拧好煤气开关，打开录音电话，最后蹬上褐色尖头鞋。两人不无稀罕地盯着我穿鞋。渔夫仍一只脚放在门口。
离公寓大门不远处，颇为隐蔽地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警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连得大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壁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尔塔斯》杂志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烟。但这两个人却全然不予理会，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渔夫吸“七星”，文学吸短支“希望”。两人几乎都是大烟筒。他们不可能读什么《布尔塔斯》，一对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钟好了。”文学依然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淡漠声调说道，“但愿这时间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来，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所以此人才成其为知识人。”渔夫朝向文学说道，“说起询问早都询问过了，指纹都登录在案。学潮、妨碍执行公务、材料送审，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久经沙场。厌恶警察。熟悉法律，对于由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之类了如指掌，不马上提出请律师来才怪。”
“可我们不过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后请他同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字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5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您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才成其为知识人吗，”渔夫接道，“对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厌恶警察。订《朝日新闻》，看《世界》杂志。”
“既没订《朝日新闻》，也没看《世界》。”我说，“总之在讲明为什么领我到这里来的事由之前，我无可奉告。你们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时间，时间多少都有。”
两名刑警面面相觑。
“讲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问喽？”渔夫问。
“或许。”我说。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学一边目视墙壁上端一边抱臂说道，“好一个或许。”
渔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笔直的横向疤痕。看样子原是刀伤，相当之深，周围肌肉被拽得吃紧。“喂喂，”他说，“我们可是很忙，不是开玩笑，真想快点结束了事。我们也并不喜欢无事生非，要是情况允许，我们也想6点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顿好饭。况且对你也一无仇二无冤，只要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别无他求。要是没做亏心事，讲出来也不碍事吧？还是说你有什么亏心事而讲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视盯着桌面上的玻璃烟灰缸。
文学啪地摔了一下手册，揣进衣袋，有30秒钟谁也没有做声。渔夫又点燃一支“七星”。
“久经沙场。”渔夫道。
“莫非要叫人权维护委员会来？”文学说。
“喂喂，这还谈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渔夫道，“这是市民的义务。市民须尽可能对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协助，这在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欢的法律上可就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对警察那般深恶痛绝呢？向警察问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进来你也要给警察挂电话吧？彼此彼此嘛！可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横竖不肯协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简单问题吗？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着费事，快点答完算了！我们也好往下进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欢喜。你不这样认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