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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上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的。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褐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十五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十六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所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三十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穿黑色西服的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那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
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二十二岁,她十七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边听摇滚乐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却总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在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大门”、“滚石”、飞马、“深紫”、忧郁布鲁斯——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性交,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六十年代也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了。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条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今日,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吗,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睡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睡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所有的男人睡了的。
一次,我出于纯粹的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三十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最终我也许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睡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
一九六九年冬到一九七〇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