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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后,我又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冲热水淋浴刮须。香皂也好,洗发液也好,剃须膏也好,什么都开始变少了。
淋浴出来,梳发、抹香水、掏耳朵,接着去厨房热了热剩下的咖啡。餐桌对面再也没有人坐。静静望着谁也没坐的椅子,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基里柯油画的奇异而陌生的街道上。但我当然不是小孩子。我什么也不想地啜着咖啡,慢慢花时间喝罢,发了一会呆,之后点燃一支烟。
整整二十四小时没睡,却莫名其妙地不困。体内倦倦的、懒懒的,唯独脑袋犹如熟悉环境的水生动物,在纵横交错的意识水路中无目的地往来穿梭。
怔怔地打量无人的椅子的时间里,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本美国小说:妻子离家后,丈夫把妻子的筒裙在对面椅子上挂了好几个月。如此想着,开始觉得这构思不坏。倒不是能解决什么,但总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聪明得多。即使拿猫来说,若有她的东西也可能多少安稳些。
逐个拉开她的卧室抽屉,哪个都空空如也。一块虫子咬过的旧围巾,三只衣挂,几包卫生球,别无他物。她把什么都席卷一空。原先逼仄地摆在卫生间里的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卷发夹、牙刷、吹风机、莫名其妙的药、月经用品以及长筒靴、木屐、拖鞋等所有穿的东西,帽盒、整整一抽屉饰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钱夹,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内衣、袜子、信——大凡散发她气息的东西尽皆荡然无存,甚至指纹都了无遗痕,我觉得。书箱和唱片架的大约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飞。那是她自己买的或我送给她的书和唱片。
打开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都取下,一张没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齐齐剪下,只有我剩了下来。我的单人照和风景照动物照依然如故。这样,三册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彻底修整的过去。我总是孑然一身,其间点缀着山、河、鹿、猫的照片,简直就像生下来时一个人,迄今为止一个人,以后也一个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了两支烟。
我想长筒裙留下一条何尝不好,但这当然是她的问题,由不得我说三道四。她决意什么也不留下,我只有接受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样,只好当她一开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长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烟灰缸浸入水中,关掉空调和收音机,又想了一通她的长筒裙,死心上床。
从我答应离婚、她离开公寓以来,已过去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几乎毫无意义。虚无缥缈的、犹如温吞吞的果冻的一个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发生,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变。
早上七点起床冲咖啡,烤面包片,出门上班,在外面吃晚饭,喝两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一个小时书,熄灯睡觉。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开始转几家电影院打发时间。之后照常一个人吃晚饭,喝酒,看书睡觉。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恰如某种人把月历上的数字一个个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已经发生的事发生了罢了。哪怕我们四年过得再风调雨顺,那也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与此相同,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定期睡觉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种事是完全可能发生并且实际上也屡屡发生的。纵然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说到底,那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到底,那是你本身的问题。”我说。
那是她提出离婚的六月间一个周日午后,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环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她问,语调非常缓慢。
“也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只是说那是你本身的问题。”
“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她就二十六岁了。与我们在此以前应该做的相比,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四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
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
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二十五分
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