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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这样。”同伴说。
“完全莫名其妙,”我口叼仍未点火的香烟说,“首先,名片上那个人到底是谁就不清楚,其次,那个人何以对羊的照片耿耿于怀也不清楚。最后不清楚的是,那个人为什么能够停下我们发行的刊物。”
“名片上的人是右翼大人物。由于几乎不通名报姓不出头露面,一般人不大知晓,但在这个行业无人不知。不知道的恐怕只有你这样的。”
“不谙世事。”我自我辩护道。
“说是右翼,却又不是右翼,或者说甚至右翼都不是。”
“愈发莫名其妙!”
“说真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既不出著作集,也不当众讲演,采访和摄影也概不接受,甚至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得而知。五年前一个月刊记者刚要报道他参与的一起非法贷款事件,马上就给搞掉了。”
“相当详细嘛!”
“和那个记者间接认识。”
我拿打火机点燃烟,“那个记者现在干什么?”
“调到营业部,从早到晚整理传票。传播媒介那种地方意外狭小,无非为了杀一儆百,就像非洲土著人部落的大门口挂着骨骸。”
“有道理。”
“但关于他战前简历,一定程度上还是清楚的。一九一三年生于北海道,小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职业换来换去,结果换成了右翼。估计进过一次监狱,从监狱出来转去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创建了谍报方面的机构。机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从这时开始他一跃成了谜一样的人物。传说他从事贩毒,恐怕实有其事。在中国大陆兴风作浪之后,在苏军出兵前两周乘驱逐舰返回本土,连同多得搬不过来的金银财宝。”
“怎么说呢,时机真是绝妙!”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善于捕捉时机,熟知进攻火候和撤退火候。眼力也非同一般。他也作为甲级战犯给占领军逮了起来,不料审查不了了之,没有起诉。理由说是有病,但这里边不清不楚。估计同美军之间做了什么交易——麦克阿瑟眼睛盯在中国大陆。”
同伴又一次从笔盘里抽出圆珠笔,夹在指尖团团转动。
“从巢鸭出来后,他把藏在什么地方的财宝分成两份,一份整个收买了保守党的一个派系,另一份收买了广告业。那可还是人们认为广告业不过是散发几张传单的时代哟!”
“应该说有先见之明吧。不过所藏资产上面没什么风声?”
“行了吧,你!人家可是全部收买了保守党一个派系的!”
“那倒是。”我说。
“总之他用那笔钱控制了政党和广告,这个构架现在也原封不动。他所以不登台亮相,是因为没有登台的必要。只要控制了广告业和执政党,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控制广告业是怎么回事你可明白?”
“不明白。”
“控制了广告业,就差不多等于控制了出版和广播电视。没有广告就不存在出版和广播电视,同没有水的水族馆是一回事。你眼睛看到的信息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用金钱买下并经过挑选的。”
“我还不明白,”我说,“那个人物掌握了信息业,至此我明白了。可是他为什么对人寿保险公司的PR刊物都能行使权力呢?那不是没通过大型代理店的直接合同么?”
同伴清清嗓子,喝了口已彻底温吞的剩麦茶。“股票!那家伙的资金来源是股票——操纵、包买、垄断股票,没有别的。他的情报机关为此收集情报,由他分析取舍,而分流给传播媒介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余都被先生留为己用。当然也干类似威胁恐吓的勾当——尽管不直接下手。威胁不起作用时,情报就捅给政治家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就是说任何公司都有一两个痛处喽?”
“哪个公司都不希望股东大会上出现炸弹式发言,所以他所提出的人家基本还是听的。也就是说,先生稳坐在政治家、信息业、股票这三位一体之上。因此我想你不难明白,对他来说,捏死一本PR杂志和把我们搞成失业者,比剥熟鸡蛋壳还来得容易。”
“唔,”我说,“问题是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要对一张北海道风景照耿耿于怀呢?”
“问得妙!”其实同伴并未露出如何感动的神情,“我也正要这么问你。”
我们一时默然。
“对了,你怎么知道事情是关于羊的?”同伴问,“怎么回事?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檐下一个无名小卒摇纺车来着。”
“不能说得明确点?”
“第六感觉。”
“得得!”同伴喟叹一声,“反正最新情况有两个——打电话从刚才提到的那个月刊记者口里探听来的——一个是先生患了中风什么的,永远卧床不起,不过还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个是关于那个来客的,他是先生的第一秘书,负责安排日常运作,即所谓第二号人物。日侨第二代,来自斯坦福,已在先生手下干了十二年。人固然莫名其妙,但脑袋好使得不得了。知道的就这么多。”
“谢谢!”
“谢什么。”同伴看也不看我地说。
他只消酒不喝过头,任凭怎么看都比我地道得多、亲切纯真得多、想法有条理得多,但迟早他要酩酊大醉,想到这点我很难过。大多数比我地道的人都将先于我报销。
同伴走出房间后,我从抽屉里找出他的威士忌,一个人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