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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梦见了幽灵。
我不知道“幽灵”这一称呼是否正确,但至少那不是活着的实体,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存在——这点一眼即可看出。
我被什么动静突然惊醒,看见那个少女的身影。尽管时值深夜,但房间里亮得出奇。是月光从窗口泻入。睡前本应拉合的窗帘此时豁然大开,月光中她呈现为轮廓清晰的剪影,镀了一层骨骸般荧白的光。
她大约和我同龄,十五或十六岁。肯定十六。十五与十六之间有明显差别。她身材小巧玲珑,姿态优雅,全然不给人以弱不禁风的印象。秀发笔直泻下,发长及肩,前发垂在额头。身上一条连衣裙,淡蓝色的,裙摆散开。个子不高也不矮,没穿袜子没穿鞋。袖口扣得整整齐齐。领口又圆又大,衬托出形状娇美的脖颈。
她在桌前支颐坐着,目视墙壁,正在沉思什么,但不像在思考复杂问题。相对说来,倒像沉浸在不很遥远的往事的温馨回忆中,嘴角时而漾出微乎其微的笑意。但由于月光阴影的关系,从我这边无法读取其微妙的表情。我佯装安睡,心里拿定主意:不管她做什么都不打扰。我屏住呼吸,不出动静。
我知道这少女是“幽灵”。首先她过于完美,美的不只是容貌本身,整个形体都比现实物完美得多,俨然从某人的梦境中直接走出的少女。那种纯粹的美唤起我心中类似悲哀的感情。那是十分自然的感情,同时又是不应发生在普通场所的感情。
我缩在被里大气不敢出,与此同时,她继续支颐凝坐,姿势几乎不变,只有下颚在手心里稍稍移一下位置,头的角度随之略略有所变化。房间里的动作仅此而已。窗外,紧挨窗旁有一株很大的山茱萸在月华中闪着恬静的光。风已止息,无任何声响传来耳畔,感觉上好像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死去。我死了,同少女一起沉入深深的火山口湖底。
少女陡然停止支颐,双手置于膝头。又小又白的膝并拢在裙摆那里。她似乎蓦地想起什么,不再盯视墙壁,改变身体朝向,把视线对着我,手举在额头上触摸垂落的前发。那少女味儿十足的纤细的手指像要触发记忆似的留在额前不动。她在看我。我的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并没有被人注视的感觉。大概少女看的不是我,而是我后面的什么。
我们两人沉入的火山口湖底,一切阒无声息。火山的活动已是很早以前的故事了。孤独如柔软的泥堆积在那里。穿过水层的隐约光亮,犹如远古记忆的残片白荧荧地洒向四周。深深的水底觅不到生命的迹象。她究竟看了我——或我所在的位置——多长时间呢?我发觉时间的规律已然失去。在那里,时间会按照心的需要而延长或沉积。但不一会儿,少女毫无征兆地从椅子上欠身立起,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门没开。然而她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门外。
其后我仍静止在被窝中,只是微微睁眼,身体纹丝不动。她没准还回来,我想。但愿她回来。不料怎么等少女也没返回。我抬起脸,看一眼枕边闹钟的夜光针:3时25分。我翻身下床,用手去摸少女坐过的椅子,没有体温留下。又往桌上看,看有没有一根头发落在那里,然而一无所见。我坐在那椅子上,用手心搓几下脸颊,喟叹一声。
我未能睡下去。调暗房间,钻进被窝,但偏偏睡不着。我意识到自己是被那谜一般的少女异常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最初感觉到的,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东西的强有力的什么在自己心中萌生、扎根、茁壮成长。那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感觉。被囚禁在肋骨牢狱中的火热心脏则不理会我的意愿,兀自收缩、扩张,扩张、收缩。
我再次开灯,坐在床上迎接早晨。看不成书,听不成音乐,什么也干不成,只能起身静等早晨来临。天空泛白之后,总算多少睡了一会儿。睡的时候我似乎哭了,醒来时枕头又凉又湿,但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流的泪。
时过九点,大岛随着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赶来,我们两人做开门准备。准备完毕,我为大岛做咖啡。大岛教给我咖啡的做法:用研磨机研碎咖啡豆,用特殊的细嘴壶把水烧开,让水稍微沉静一会儿,再用过滤纸慢慢花时间把咖啡滤出。咖啡做好后,大岛往里面象征性地加一点点糖,不放牛奶。他强调说这是最好的咖啡喝法。我则泡嘉顿红茶喝。大岛穿一件有光泽的茶褐色半袖衫,一条白麻布长裤,从口袋里掏出崭新的手帕擦了擦眼镜,再次看我的脸。
“好像没睡足似的。”他说。
“我有事相求。”
“但请开口。”
“想听《海边的卡夫卡》。能搞到唱片?”
“CD不行?”
“可能的话还是唱片好。想听原来的声音。那么一来,就需要能听唱片的装置……”
大岛把指头放在太阳穴上思考。“那么说来,仓库里好像有个旧音响装置。能不能动倒没把握。”
仓库是面对停车场的一个小房间,只有一个采光的高窗。里边乱七八糟地堆着各个年代因各种原因放进来的什物:家具、餐具、杂志、绘画……既有多少有些价值的,又有毫无价值可言的(或者不如说此类更多)。“应该有人把这里拾掇一下才是,可是很难有那么有勇气的人。”大岛以忧郁的声音说。
在这俨然时间拘留所的房间中,我们找出一个山水牌老式立体声组合音响。机器本身虽甚为结实,但还是最新型那会儿至少过去了二十五年,白色的灰尘薄薄地落了一层。扬声机、自动唱机、书架式音箱。与机器一起还找出了一摞旧密纹唱片:甲壳虫、滚石、沙滩男孩、西蒙与加丰凯尔、斯蒂芬·旺达……全是六十年代流行的音乐,有三十几张。我把唱片从封套里取出看了看,看样子听得很细心,几乎没有损伤,也没发霉。
仓库里吉他也有,弦基本完好。名称没有见过的旧杂志堆得很高。还有颇有年头的网球拍,仿佛为时不远的过去的遗迹。
“唱片啦吉他啦网球拍啦,估计是佐伯那个男朋友的。”大岛说,“上次也说过,他在这座建筑物里生活来着,看样子他那时的东西都集中起来放进了这里。音响装置的年代倒像是多少新一点儿。”
我们把音响和一摞唱片搬去我的房间,拍去灰,插上插头,唱机接在扬声机上,按下电源开关。扬声机的指示灯放出绿光,唱盘开始顺利旋转。显示旋转精度的频闪闪光灯迟疑片刻,随即下定决心似的稳住不动。我确认针头带有较为地道的唱针后,将甲壳虫《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那红色塑料唱片放上唱机,久违了的吉他序曲从音箱中流淌出来。音质意外清晰。
“我们的国家固然有多得数不清的问题,但至少应对工业技术表示敬意。”大岛感叹道,“那么长时间闲置不用,却仍有这么考究的声音出来。”
我们倾听了好一会儿《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我觉得是和我以前用CD听的《佩珀军士》不同的音乐。
大岛说:“这样,音响装置就算找到了,但找到《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恐怕有点儿难度,毕竟如今已是相当贵重的物品了。问一下我母亲好了,她或许有,即使没有也可能晓得谁有。”
我点头。
大岛像提醒学生注意的老师一样在我面前竖起食指:“只有一点——以前我想也说过了——佐伯在这里的时候此曲绝对放不得,无论如何!听明白了?”
我点头。
“活活像是电影《卡萨布兰卡》。”说着,大岛哼出《像时光一样流逝》的开头。“这支曲万万不可演奏。”
“嗳,大岛,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一咬牙问道,“可有个在这里出入的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这里?是指图书馆?”
我点头。大岛约略歪头,就此想了想,说:“至少据我所知,这地方没有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一个也没有。”他就像从窗外窥视里面的房间似的定定地注视我的脸:“怎么又问起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来?”
“因为近来我好像看到了。”我说。
“近来?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你在这地方看见了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是的。”
“什么样的女孩儿?”
我有点儿脸热:“很普通的女孩子嘛。长发披肩,身穿蓝色连衣裙。”
“可漂亮?”
我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