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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塞比奥·洛佐拉缓缓念诵了三遍主祷文。念诵完毕，他开始倾诉内心对主的赞颂，并向祂祈求。他的思绪飘忽不定，却总能回到当下；他的话语时断时续，最终仍能连贯成句。他赞颂上帝，并向祂赞美自己的妻子。他祈求上帝保佑她和他们的孩子。他祈求上帝赐予他长久的支持与庇护。然后他反复念诵了二十多遍“基督圣体(1)”，一是因为他身为医师——具体说是病理医师——以研究人的身体为业，二是因为他身为上帝的信徒，以对主的承诺为念。他站起身，回到办公桌前。
他自认是一名严谨的医师。他开始审视刚刚写完的一段话，目光酷似一个回望新犁过的垄沟的老农，想要确认自己的活儿干得还不赖，垄沟里能长出庄稼。他想要确认自己的报告足以阐明病因，这个段落是否达到了他一贯的高水准，它是否真实、清晰、简明、确凿？
他正在处理积压的工作。今天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距离新年只剩下几个小时。几天前，他刚象征性地度过了一个凄凉的圣诞节——其实他也没有过节的心情。桌上铺满了报告，有些摆在显眼处，其余的按重要程度错落有致地叠放，还有一些等着结案归档。
办公室里很安静，门外的走廊也静悄悄的。布拉干萨的人口不足三万，但城中的圣弗朗西斯科医院在上杜罗地区首屈一指。他在这间医院担任主任医师。医院的其他区域灯火通明，充斥着喧哗与忙碌——人们哭喊着冲进急救病区，病房里的病人一个劲儿按铃，把护士拖入无休止的对话。病理分析区位于这些喧闹楼层之下的地下室，这里总是阒然无声，就像所有的病理分析区一样。他希望把这种气氛维持下去。
他加了三个词，又划掉一个。这个段落完成了。他最后读了一遍。他认为，病理医师是医生当中唯一懂得写作的。其他所有希波克拉底(2)的追随者都把病人的康复视作自己的胜利，但他们写下的那些文字——诊断、处方、治疗建议——在他们眼中只是转瞬即逝的必要工序。那些只求病人康复的医生，一旦看到病患重新站起来，就会转而处理下一个病患。诚然，每一天都会有病患步履轻盈地离开医院。不过是个小意外，或只是偶染风寒——他们如此安慰自己。欧塞比奥会在重病患者身上花更多心思。他会留意那些病患离开医院时蹒跚的脚步和蓬乱的头发，他们绝望的表情和眼中的恐惧。尽管百般不情愿，他们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他们都在劫难逃。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吹灭生命脆弱的烛火。一股冷风在我们所有人身后追赶。当一截燃尽的蜡烛头被送来，灯芯乌黑成灰，侧面凝固着成行的烛泪，如果在葡萄牙布拉干萨的圣弗朗西斯科医院，负责处理的医师要么是他，要么是他的同事何塞·奥塔维奥大夫。
每具遗体都是一本写满故事的书，每个器官都是一个章节，所有的章节由共同的叙述者来联结。欧塞比奥的专长就是阅读这些故事，用解剖刀翻开每一页纸，最后在故事结尾处写一篇读书报告。报告必须准确反映他在“书”中所见。这像是一种冷静务实的诗歌创作。和所有读者一样，他也受到好奇心的驱使。这具尸体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他搜寻那个手段高超、无可阻挡、此刻却隐匿不见的影子，那个终将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影子。死亡是什么？尸体躺在那里，但那只是结果，而非死亡本身。当他找到一个严重肿大的淋巴结或长满异样皱纹的组织时，他知道自己正紧追死亡的足迹。但有趣的是，死亡出现时常常伪装成生命，比如一团生长旺盛的异形细胞，或者，它像杀人犯一样在逃离现场前留下一条线索：一把冒烟的枪、一条动脉外壁的硬化结块。他总是在第一时间检视死神的作品，那时它刚刚转过墙角，衣角的沙沙声没入一片静寂。
他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椅子“吱呀”一声响，仿佛上了岁数的骨头。他注意到工作台上有一份报告，就在显微镜靠墙摆放的位置。它怎么会在那儿？工作台下面的地板上又是什么——另一份报告？还有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杯——它已经干透了，简直是在积灰。他坚信适度饮水对于人体至关重要。生命在于润泽。他应该把杯子洗净，倒上新鲜清凉的水。他摇了摇头。别再胡思乱想了。他有许多东西要记录，不仅仅是用溶液和切片，还要通过文字。对于每一个案例，他必须收集病人的临床病史、尸检发现以及组织学分析结果，并将它们融合成清晰连贯的整体。他必须专注于工作。专注，说你呢，要专注。找到恰当的词。再说，还有其他尚未完成的报告。有一篇他已经拖了很久，今晚必须完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已经放了好几天了，一半曝露在空气里，一半泡在水里，不久就会腐烂膨胀。
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吓了他一跳。他看了看表。晚上十点半。
“进来！”他喊道。声音里难掩恼怒，如同水壶嘴里喷出的蒸汽。
没人进来。但他感觉到坚硬木门的另一侧有一个沉默的存在。
“我说进来！”他再次大喊。
门把手依然没有响动。病理学不是一门经常需要处理突发状况的医科。病人，或者说他们的活检样本，基本上总是可以等到第二天早晨，至于死者就更有耐心了，所以门外不大可能是一个接到紧急病例的医护人员。况且病理医师的办公室都安排在外人不易找到的位置。有谁会在这个时辰，在新年前夜，费尽周折来医院的地下室找他？
他心烦意乱地站起身，桌上的几份报告被撞得一片散乱。他绕过桌子，握住门把手，拉开门。
他面前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面容和蔼可亲，长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见到她他很惊讶。她看着他，张口说话，嗓音温暖而低沉：“为何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我白天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心在我胸中，如蜡融化。我的嘴唇枯干，如同瓦片。啊，亲爱的，快来助我！(3)”
欧塞比奥轻不可闻地叹息一声，不过这种情绪转瞬即逝，他开心地笑了。门口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偶尔会来办公室看他，只是很少这么晚。她名叫玛丽亚·路易莎·莫塔尔·洛佐拉。他对她的抱怨早已烂熟于心。它们大多摘自《诗篇》第22篇，她最爱的一篇。其实她在世俗生活中没有一丝值得痛苦的理由。她的身心都很健康；她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她从没想过要离开他或者他们居住的城市；她有一群知心好友；她从没真正感到无聊过；他们有三个成年的孩子，个个都健康幸福——简言之，她拥有幸福生活的全部要素。只是他的妻子，他亲爱的妻子，是一个业余神学家，一个半吊子神父。她格外认真地对待生命的法则和她自身的尘世烦忧，一心以约伯(4)自勉。
她喜欢引用《诗篇》第22篇，尤其是第一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舍弃我？”他心想：这句悲叹是以“我的神，我的神”开头的。即使他帮不上她什么忙，有人聆听多少会有点儿好处。
在和妻子的相处中，他需要时时聆听——他确实如此，却很少能帮上忙。她的嘴唇也许真的枯干如瓦片，但她从不引用《诗篇》第22篇里的下一句——“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因为那会是一句谎言。她的舌头永远不会贴在牙床上。玛丽亚热爱从口中迸出的语言。对她来说，写作是熬鸡汤，阅读是小口喝汤，只有话语才是香喷喷的烤鸡。所以她热爱说话。她无时无刻不在说话。独自在家时，她自言自语；独自上街时，她自言自语；自从三十八年前他们相遇的那天起，她就在他耳边说个不停。他的妻子是一段滔滔不绝的话语，其间没有一处真正的结尾，只有暂停。但她从不会胡言乱语，并对他人的胡言乱语缺乏耐心。有时她对朋友的愚蠢谈话很不耐烦。她给她们端上咖啡和蛋糕，听她们说东道西，之后抱怨道：“一群豚鼠，我身边全是豚鼠。”
他猜想妻子读过关于豚鼠的书，看来它们的某种特征激起了她的厌恶：它们弱小，它们完全无害却也毫无防备，它们怯懦，它们简单地满足于啃上一两颗麦粒而对生命不寄予更多的期望。作为一名病理医师，他倒挺喜欢豚鼠。它们确实在各个方面都很弱小，特别是比起生命赤裸裸的残酷与无常。他解剖的每一具尸体都向他低语：“我是一只豚鼠。你能否用你的胸膛温暖我？”胡言乱语——妻子会这么评价。她对死亡缺乏耐心。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情人间充满爱意的喁喁私语，玛丽亚对此也容忍过一段时间。虽然他的职业乍一看很残忍，他却有一颗柔软的心。当他第一次遇见她——那是在大学的咖啡馆里——他觉得她是自己见过的最迷人的造物。这个严肃女孩的美丽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一看见她，他的耳畔就回荡起歌声，整个世界光彩夺目。他的心怦怦直跳，满怀感激。但是不久后她就投来不屑的眼神，告诉他不要那么多废话。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使命是倾听她的话语，然后适当回应，避免用轻浮的言语惹恼她。她是沃土是阳光是雨露，他只是让庄稼生长的农夫。他是个必不可少的配角。他对此欣然接受。他那时深爱着她，如今同样深爱着她。她是他的一切。她依然是沃土是阳光是雨露，他依然乐于做那个让庄稼生长的农夫。
只是今晚他希望做一些工作。显然这不可能了。“滔滔不绝”已经向他袭来。
“嗨，我的天使，”他说，“见到你太惊喜了！袋子里有什么？你应该没去买东西。这会儿所有商店都打烊了。”他凑过去吻了妻子。
玛丽亚没有搭理他。“死亡是一扇难以叩开的门。”她平静地说。她走进他的办公室。“欧塞比奥，这是怎么了？”她大声说，“你的办公室简直一团糟。实在太不像话了。你让客人坐哪儿？”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确实凌乱不堪。病理医师工作时接待的病患一般不需要坐下，也不在乎整洁与否。他们通常平躺在走廊对面的工作台上，没有一句怨言。他把工作台前的椅子搬过来，放在办公桌前。“我没想到你今晚会来，我的天使。来，坐这儿。”他说。
“谢谢。”她在椅子上坐下，顺手把袋子放在地上。
他收拢桌上的报告，把它们塞进手边的文件夹里，和其他文件夹摞在一起，再把它们通通放到地上。他伸脚把这堆文件夹踢进桌下的暗处。然后，他一只手抓起桌上零碎的纸片，并用掌边拂拭那些让人难堪的积尘，另一只手用作簸箕，把垃圾倒进桌边的纸篓里。好了，这下好多了。他坐下来，隔着办公桌与那个端坐的女人四目相对。丈夫与妻子。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必须告诉你。”她说。
答案？问题是什么？
“好，你说吧。”他说。
她点点头。“我最初尝试着从笑入手，因为你喜欢笑。”她说，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你见过的，我读的那些书。”
他想了想。没错，这样就能解释她为什么会读那些书。过去几个月里，她从最钟爱的科英布拉书商那里订购了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洛佩·德·维加、莫里哀、乔治·费多的戏剧和几本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伏尔泰的大部头。读这些书时，她总是正襟危坐。他自己没读过这些高深的书，也猜不透她为什么要读。不过他对她的事从不干涉。
“幽默不适合用来解读宗教，”她继续说，“幽默或许能够指出宗教的诸多过失——比如屡见不鲜的道德沦丧的神父，或是假借耶稣之名的嗜血狂魔——但是幽默无法带来真正的宗教启迪。那只是为了幽默而幽默。更糟的是，幽默会曲解宗教，因为宗教当中容不得轻佻——我们不要误把轻佻和快乐混为一谈。宗教中充满了快乐。宗教就是快乐。所以，轻佻地嘲笑宗教，就会不得要领。倘若你只是想找乐子，倒也无伤大雅；但如果你想真心悟道，那就误入歧途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虽然明白得有点儿晚了，但我想我能懂。”他回答。
“然后我试着读童书，欧塞比奥。耶稣不是说过，我们必须像小孩子一样承受神国(5)吗？所以我重读了从前我们念给雷纳托、路易莎和安东听的那些书。”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三个孩子小时候的样貌。那几个小家伙面对母亲的喋喋不休，仿佛热带的孩子对付多雨的天气——他们不顾大雨滂沱，跑到屋外的水洼里尽情嬉戏，放声大笑。她从不会因为这些欢声笑语而气恼。他努力把注意力拉回到妻子身上。
“这些书唤起了许多幸福的回忆，同时我也有些伤感，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但是它们毫无宗教上的启迪。于是我继续寻找。然后，答案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灵感就来自你最喜欢的作家。”
“是吗？真有意思。当时我见你一头钻进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还以为你想在刻苦研究之余休息一下。”
他和她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忠实读者。从最早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开始，他们读过她所有的书。多亏了葡萄牙侦探小说协会的不懈努力，她的每本小说一被翻译成葡萄牙文，他们就能收到新书。葡萄牙读者总是翘首企盼，所以翻译进行得很迅速。这对夫妻都懂得不要在对方沉浸在新书中时前去打搅。等到两人都读完了，他们会一同重温案情，讨论那些自己本该捕捉到的线索以及误导他们走入死胡同的破案思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明星侦探是赫尔克里·波洛——一个自负、长相古怪的小个子比利时男人。不过在波洛那颗鸡蛋形的脑袋里藏着最敏锐最具洞察力的大脑。他的“灰色细胞”（他这样称呼自己的大脑）永远忠于理性，总是有条不紊地运转。那些细胞总能觉察到他人视而不见的细节。
“《尼罗河上的惨案》真是一本天才之作！她的下一本书应该快出了。”他说。
“肯定快了。”
“你从阿加莎·克里斯蒂那里找到了什么答案？”
“先让我回顾一下心路历程，”她回答，“这条路蜿蜒曲折，所以你一定要专心听。我们先从耶稣的神迹讲起。”
耶稣的神迹。她最爱的话题之一。他瞥了一眼显微镜旁边的钟。今夜会很漫长。
“你的显微镜有什么问题吗？”妻子问。
“没问题。”
“在显微镜里看到的东西对你理解耶稣的神迹毫无帮助。”
“你说得对。”
“盯着钟看也不能拯救你的未来。”
“你说得很对。你渴吗？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你要不要喝口水？”
“用那个杯子？”她不屑地瞥了眼书桌上那个脏兮兮的玻璃杯。
“我会把它洗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