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坎坷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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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战况变化无常，在转入堑壕战之前，尽管笼罩着恐惧不安的气氛，但人们仍然满腔热情。埃贡和让娜一直抽出一部分时间从事扶贫济世的活动。让娜在桑利附近的一辆救护车上工作，费用由一个路德教协会负担。埃贡开车不像以前那样晃晃悠悠了，他负责将重伤员送往巴黎。有的重伤员在运送的路上就断了气。这种工作使他们觉得起码可以接触一些现实生活。
埃贡很快发现，他有被征兵的危险。在法国组建了一个俄国军团。一个星期以前，第一批征召入伍的人已经在远郊区的一个兵营集训：他们中有大学生、社会党人和居住在帝国周围省份的社团成员，他们也都像埃贡一样不愿意为沙皇打仗。有的人逃跑了。执行组建部队的俄国军士向逃跑者开枪，打死了许多人。报纸没有报道这个消息。
埃贡和让娜离开巴黎去了瑞士。荷兰虽然保持中立，但像一座监狱，很难获准入境，因为荷兰三面被德国包围，剩下的一面就是被占领的比利时。相反，瑞士的空气似乎更洁净，法国和德国的新闻叫嚣与欺骗宣传到达瑞士之后，口气就缓和了。但物质生活却成了问题。德·乐瓦尔夫妇先后在莫尔日和洛桑住了一段时间，接受了一位瑞士朋友提供的住所，这位瑞士朋友是收藏家、音乐迷、工业家和著名的文学艺术资助者，在温特图尔有一座豪华住宅，他提供给德·乐瓦尔夫妇的住所是一处附属建筑。然而，就在冬天即将结束之时，德·乐瓦尔夫妇对这个以奥托·威内尔为中心的由艺术家和作家组成的团体感到厌烦了。这个团体对绘画、音乐和战争的议论无休无止，一会儿说要入侵瑞士，一会儿又说后天就要进行和谈，但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奥托·威内尔对埃贡大力鼎助。战争爆发前夕，他的第一部钢琴伴奏合唱音乐作品《石头的传说》曾经在巴黎上演。尽管人们对它褒贬不一，但这部作品最终使埃贡进入了重要的创新派音乐家的行列。威内尔成功地将这部作品搬上了巴塞尔的舞台，并为埃贡在巴塞尔的专业文化艺术学院谋取了一个音乐教授的位置。因此，他每个星期必须去授两个小时的课。埃贡早已克服了在听众面前神经质怯场的心理，在瑞士的大小城市举办音乐会。他存在巴黎的资金，因为有这位朋友的襄助，终于汇到了自己的手上。让娜父亲留下的遗产结算余额也一笔一笔地拨到了她的户头上。他们开始在当地寻找自己的住所，最终在索洛图恩购置了一幢十八世纪的破败不堪的小楼。
索洛图恩原来是外国驻瑞士大使的官邸所在地，房屋建筑具有启蒙时代的风格。这幢小楼的廊柱，路易十五时代的细木护壁板，仍然保留着法国的风格。废弃的花园很像一座公园。由于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和诺瓦利斯的翻译作品售量有限，让娜为了多赚点钱，根据这两位作者的某些生活片段写成了一部小说。但她缺乏创作才华。小说写得平淡无奇，让娜便一把火焚烧了她的手稿。她后来又以忧伤的笔调撰写了格鲁克和舒伯特的传记，尽管书里面有诋毁德国的章节，巴黎的出版商还是将书稿出版了。在写作过程中，埃贡在音乐词汇方面给了她帮助。她沾沾自喜地说：“这些著作毕竟带来了一小笔收入。”但是，作品用许多页的篇幅叙述启蒙运动时代和浪漫主义时代，而对德意志帝国却只字不提，这已经显得过分了。罗曼·罗兰给她写了一封信，温暖了她的心。在当时，米歇尔非常喜欢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
在这些年间，埃贡过着无声无息的生活。他创作了一系列钢琴练习曲。这些练习曲短小，是与自己进行的探讨。这样的探讨，不是他自己悄悄地，就是与让娜或别的不认识的什么人进行的。当然，与别人的探讨，无疑也都出自于他的心声。那里有金黄色的果园，潮湿的草丛里生长着蘑菇，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在苔藓下还可以找到未采摘完的浆果，酸溜溜的味道，埃贡和让娜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而，在一所很好的学校上学的两个孩子，按照埃贡的说法，变成了瑞士人，他们贪心而活泼的贪吃样子与上面描述的景象形成对比。埃贡的弟弟是近卫军军校的学生，战死于圣彼得堡的最初一次兵变。埃贡偏爱弟弟，他的死使埃贡悲痛的同时，更引起了他对这座已经改变面貌的城市一个美丽冬天的回忆。让娜和他的两个兄弟心地光明地领略了圣彼得堡的戏剧节的气氛，共同度过了一段形影相随的日子。当时上演的是埃贡的第一部芭蕾舞剧《湖畔白马》。白马的轻捷奔驰，表现的与其说的死亡，不如说是奔涌怪谲的不朽精神。这种神秘莫测的剧作内容往往自相矛盾，多年以后才出版，为未来的传记作者提供了一把作传的钥匙，尽管这样的钥匙经常是错误的。至于《世界迷宫》，这只是一个为以后的创造制订的长远计划。
在这个时期，教授这个职位对埃贡对来说是新奇的，他喜欢他的学生，就像喜欢乐器一样，无论好的，平平的还是不好的，只要是第一次，他都喜欢。他每个星期要在巴塞尔逗留两个夜晚。有一次，他徘徊在汹涌奔腾的莱茵河畔，就如同过去在德累斯顿漫步在易北河的码头上，或者散步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公园里。他有时候觉得，与一些人的相会，即使不是丰富了知识，也是获得了精神的放松，因此感到很满意。一个面孔，一个形体，都使他不能忘怀，但他并不是特意地去回忆。他也不可能总是回忆得起来。
在瑞士德语区，埃贡和让娜又全力以赴地开始了他们的慈善事业，不过形式已经改变了。在巴塞尔像过去在日内瓦一样，红十字会负责收集生死不明、阵亡或被监禁人员的资料。埃贡和他的妻子懂得多种语言，很适合这种工作。让娜的时间尤其充裕，她每天都抽出一部分时间查对名单，解答有关问题。一天上午，她在一份奥地利的名单上发现了弗朗兹的名字。在伊松佐河第四次战斗以后，弗朗兹就下落不明。她和埃贡都不知道（他们分别向罗马监狱长打听过他的消息，但都没有告诉对方），弗朗兹在意大利参战前不久就被释放，移交给了奥地利当局。他好像又立即被编入了部队。这一次他用的名字、年龄、家庭住址可能都是假的，因为她不能肯定弗朗兹是否有家。部队番号倒有记载。让娜提心吊胆地把名单拿给埃贡看，担心会引起他太多的回忆。
“生死不明……或者阵亡……或者穿着一个战死的意大利士兵的军装隐名埋姓。”
“不要太贬低他，”让娜说，“他也许是英勇地战死的。”
“这有可能，但也不排除与此相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生死不明，差不多等于是死了。我希望一个贪婪的幽灵不要再来敲我们的门。”
“至于我，”让娜说，“我倒希望能回忆起那个与孩子跳鲜花芭蕾舞的年轻人。”
“谢谢。”埃贡把名单还给了让娜。
让娜觉得，这个谢谢说明，埃贡感谢她总是用一点儿温和的态度对待那些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埃贡回到自己的房间，用钥匙反锁了门，不想让她看出他痛苦的心情。回忆接踵而来。有一件事，他曾经想忘记，但这一次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是他们第一次去西班牙进行的一次愉快的冒险。在阿利坎特附近的一块空旷的沙滩上，弗朗兹竟然裸着身体与年轻的茨冈人一起游泳，还用一小撮可卡因引诱他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埃贡才知道他吸毒。海岸巡逻警察搜查了他们放在岸边的衣服。警察知道白粉是什么东西。弗朗兹看见警察就感到惊恐万状，企图游水逃跑。警察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面追上了他。几个茨冈人像蜥蜴，钻进悬崖下面的岩石缝里。直到一位宪兵到旅店搜查“嫌疑犯的证件”，埃贡才知道此事。他在警察局的禁闭室见到了弗朗兹。禁闭室里还放着头天晚上吃剩的饭菜，上面落满了苍蝇。弗朗兹的双手被铐着高高地吊起，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在埃贡给警察分发比塞塔的时候，弗朗兹费了好大劲才穿上衣服。小伙子一边以埋怨的口气回答着他的朋友的问话，一边还耸着肩膀，从而落下了耸肩的习惯。埃贡第一次觉得弗朗兹行动诡秘而下流。但是，也有一些行为低下的神灵，有一只神圣的山羊叫埃基潘，还有一个既咬人又舔人的安努比斯。
直到此时此刻，尽管失望甚至心情不佳，对埃贡而言，肉体的乐趣犹如在波浪轻荡而又平静的海上游弋。自从与弗朗兹相识以来，他一直处在深渊的边缘。既有肉体的深渊，也有心灵的深渊，只有那些不怕眩晕，勇于探索，敢于冒生命危险的人，才会潜入到水底去揭示其奥秘所在。这与埃贡还仍然称为快乐的差距之大，就如同幻想与精神错乱、羽管琴演奏的乐曲与锣鼓齐鸣之间的差距相当。斯巴达伯爵的话语重心长，使埃贡意识到，弗朗兹耽于声色之乐的粗野行为，为了满足其享乐，不仅行窃而且谎话连篇，是由来已久的。弗朗兹的肉体享乐已经达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而且他的这种如此下流的选择也让人感到可怕。但是，他的这种选择是从何处开始的呢？现在，埃贡对他的反感，几乎导致了对他的憎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虚伪？如果这个生死不明的家伙回来，与其说是受欲望驱使，不如说是被冲昏了头脑，他会不会再去找这个卑鄙的朋友呢？如果弗朗兹拖着一个受伤的奇形怪状的身体，跛着脚回来，他该怎么办呢？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是否还真的喜欢这个瘦高个儿，肌肉有些松弛，长着女人睫毛的眼神迷离但火气旺盛而又贪欲的小伙子。埃贡想，他是死了，腐烂了，但不能肯定这团暗下来的火是否永远地熄灭了。那天晚上，听到花园里的铃响，他犹犹豫豫地不知道是否应该去开铁栅门，因为他一直担心来者可能就是他的这位朋友，那个昔日的讨厌鬼。
但是，埃贡感到最焦虑不安的还是时间问题。首先，战争并没有把这个用不同形式效忠祖国的波罗的海青年摧垮。俄国在坦嫩贝格的失败，使他失去了与一些远亲、青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的联系。他同让娜回归故里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他们。俄国崩溃了，但不能同情俄国人的荒谬行为和贪污腐败。两年以后，“费利克斯”杀了拉斯普京，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的，人们看到，他弟弟的死只是一个特殊事件。埃贡对家庭从来就没有很强烈的感情。他喜欢音乐，却得不到支持，因此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危机，他年轻气盛，便离家出走。后来，他又抱怨家里的人对具有自由思想的让娜太冷淡。随着西方与波罗的海各省通讯联络的减少，他们夫妇也成了生死不明的人物，几乎在地球上消失了。停战以后，随着德国几个旅兵力的入侵，以支持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时为在东方重新获得在西方失去的势力范围，所以，那里的一切都乱了，就像一部闪着雪花的老电影。当地的人民聚众闹事，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但有时候又因担心所产生的后果而迟疑不决；在里加，愤怒的群众把矛头直接指向浑身散发着金钱臭味儿的富有的日耳曼商人。人们时常群情激昂，但当饥肠辘辘的红色近卫军到来的时候，一些可怕场面也随之发生了，冯·威尔茨的突击队所到之处，粮食被洗劫一空。埃贡的驻伯尔尼公使团中的一些瑞典或英国朋友尽可能地向他提供了进行一次旅行的有关情况。自停战以来，尽管从波罗的海到这些动荡不安的地区具有危险性，但由于任何合法的途径和安全措施都不存在，因此也就变得容易了。进行这种冒险的，几乎还只是那些执行秘密使命的人、工商业者、负有双重使命的慈善家或牧师、记者或冒牌记者。埃贡成功地在伦敦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办了一些音乐会。他随身有各种通行证和签证，其中包括一本使用自己名字的瑞士护照（让娜和他刚刚获得了瑞士国籍），里面注明他是音乐家。还有一本假护照，所填写的是瑞士公民，但职业含糊不清，是做亚麻布生意的。他还有红十字会的一份安全通行证。但由于所处情况不同，安全通行证有时有用，有时也会带来麻烦；最近，有一些被怀疑搞间谍活动的志愿人员被关押在莫斯科。担惊受怕的让娜对此并不惊讶：她可能比丈夫更清楚，他因为不能参与这次世纪性的大冒险而感到痛苦。这冒险不是战争。他们一直厌恶战争。这冒险既有危险，也有有利条件；既有团结，也有友爱，向他们展现的是一个充满刚烈意志的人类世界。埃贡强压住自己的烦躁心情。让娜告诉他这个计划可行，可以使他与亲人重逢，起码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她一直认为，为了生活，就要进行各种尝试，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共同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肌肤相磨，泪水盈眶。在决定结婚之前，他们的德累斯顿之夜也是如此。在罗马，那次几乎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丑闻发生之后也是如此。虽然让娜在性生活上将要经受长期的孤独之苦，但她具有自豪感，不会因此受到痛苦的折磨。有多少夫妻，即使关系正常或协和的夫妻，在共同生活二十年之后，还仍然会经常同床共枕吗？
“我很不忍心把你们三个扔在这里……而且，万一……”
让娜用手指放在他们俩的嘴之间。
“您不在，孩子们可能感到惆怅，但他们现在和将来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至于我，我在这个我们共同生活的房间里，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她像所有身处同样境地的女人一样，反反复复地告诉丈夫务必要回来。他以为妻子睡着了（她没有睡），在黎明之前出发，以避免再说一些让人肝肠寸断的告别话。但是，出远门者几乎总是比留在家里的人更多一份活力和期盼。
在经过了几年战争之后重返伦敦、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给他的印象是生活又重新开始了；而且，他的音乐似乎比以前更得到了听众的理解。他对自身的安全感也增加了。但由海路到奥兰群岛的旅程漫长，而且要一直到达卡累利阿海岸下船，这就更增加了危险性，因为这要依靠当地人士的善意帮助。起初怀着猜疑心理的乘客，慢慢地相互靠近了，晚上在摇曳的灯光下聊天，表面上看来都是无拘无束的样子。过了奥兰群岛以后，海水中布满了水雷，水雷随着大浮冰漂移，但水雷爆炸的可能无助于人们敞开心扉。到处都是吹牛皮和老生常谈。另一些人的默不作声更让人感兴趣，但不知道他们的沉默是因为没有话可说，还是对其理想主义的计划或阴险的计谋守口如瓶。与埃贡同桌的有一位英国人，也是做亚麻布生意的，就如何通过边防线的问题给埃贡出了一些好点子。不过，这位英国人有些固执己见。埃贡刚一下船，就进入了泥炭沼泽地带，趁着春天的暗绿色之夜，摆脱了这位好心人。远处有一排排树干，可以看见有一些快熄灭的灯光。好像是一座旧农庄。还是误入狼口？即使铤而走险，也要勇往直前。但是，开门的是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和两个男人，从他们讲的方言判断，他们不是亲俄国的。他们本来不想收留外国人过夜，但他们是波罗的海人，同情之心还是有的。埃贡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座城堡，是属于——如果这个词用得恰当的话——乐瓦尔家族一个堂兄的。这里共有两座城堡，遭到敌人的两次破坏，现在是一个德国部队的军营，还筑有防护工事。这里距离当时还可以穿越的边境只有十五公里路程。德国人时不时地来这座农庄购买粮食。第二天黎明时分，埃贡跟着农庄的一个农民上了路。他们都背着军用面包。这些面包的价钱相当于一张安全通行证。到了一个悄无声息的地方，这位农庄农民把四个指头插进嘴里，学了一声尖厉的鸟叫。他与哨兵进行了交涉。这里很危险，随时都会招致不知道来自何处的碉堡的火力射击。但是他们幸运得很。埃贡见到了比他年轻二十来岁的堂弟孔拉德。孔拉德青春年少，一脸严肃沉思的孩子气。孔拉德努力回忆着埃贡的面貌，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他谈论音乐问题（他了解埃贡的名声）和法国先锋派文学。但根据新闻，事态发生了不利变化。如果英国和法国拒绝给予任何支持，冯·威尔茨将军的游击队将撤出库尔兰地区。战斗在里加周围继续进行着。孔拉德背诵着这份新闻公告，就如同背诵学过的功课。埃贡已经明白，小伙子不喜欢打仗，他没想到要拯救祖国（但是，还有祖国要拯救吗？）。孔拉德呆在那里是为了另一个堂兄弟爱里克。爱里克也是他的战友，他的榜样，他的偶像。爱里克在这个荒僻的地方指挥着三百名士兵，有波罗的海人，也有德国人。埃贡的未知探索会变成一次家族探访吗？爱里克走了进来。他像孔拉德和埃贡一样，也是金黄色头发，蓝眼睛，长脸膛，眉宇间一条威严的细皱纹。他说话口气果断，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你来有什么事？”
“来救助我的亲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说你是来碰运气，倒不如说你是来冒险。要救助你的亲人，你来得太晚了。你父亲和两个哥哥被农民打死了。带领农民闹事的是一个红色叛乱分子，人倒不愚蠢，他现在是塔林的党头头。你们村的村民抢先分了土地。”
“你肯定？”
“就像了解这个神圣国家的其他事情一样肯定。”
但是，谈话的语气缓和了，不再说脏话了，就如同既然已经来到客厅门口，也就不用再说恭维话了。
“沃依罗诺夫呢？”
“据说完蛋了。”
埃贡把目光从孔拉德身上移开，感到爱里克对所有投向他年轻朋友的目光感到不安。但他似乎回忆起来了，他的堂兄弟有一个姐姐，年龄比他还大。在他们两个家庭经常来往的时候，他还是孩子，应该见过她。“她不在这里了。”孔拉德简短地回答说。这时，爱里克吃完了饭，就走开了。不久，埃贡从一个下等兵的口中得知，姑娘投降了敌人。
这个星期就要撤出克拉托维塞。“老兄，你是来参加撤退仪式的。冯·威尔茨已经命令去救援被围困在多尔帕特的残余部队。如果有可能，随后将通过波兰边境线撤回德国，波兰在全力保卫华沙，以抵御俄国发动的新进攻。等着瞧吧。”
出发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三百名士兵经受了严寒和饥饿的折磨，看来对这次调防感到满意。孔拉德和爱里克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将父辈的最后一位老人，普拉斯科维娅姑妈和她的贴身女仆留下了。两位老人都是俄国国籍，几个月以来一直幽居在她们已经失去豪华光泽的卧室里，画着十字进行祈祷。陪埃贡来克拉托维塞的农民答应，如果形势允许，他将两个女人，像背两只装进空袋子里的老兔子似的，带到他的农庄。出发的那一天，埃贡听到有人打开窗子，他转身看见一位身穿衬衫的老太婆，她无疑是被声音惊醒的，迷迷糊糊地看着部队走远了。
他们三天以后到达穆尔瑙郊区（爱里克和孔拉德仍然说着某某地方和某某村庄的名字），来到河水正在上涨的河边。地上到处是泥坑。
“你跟我们一起走，或者一个人去朝圣一堆瓦砾，同样都是危险的。”爱里克说，“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骰子已经掷出去了。然而你……只要你的肚子里还有一部奏鸣曲或一出清唱剧，你千万别让人在路上把你干掉。”
“但愿上帝保佑。”埃贡说。他突然想起自己已经把路德教抛诸脑后了，便问心无愧地补充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
埃贡亲热地将他骑的小马还给了一位士官。小马是士官让给他骑的。孔拉德和爱里克也下了马，与他拥抱告别。让他们仨感到惊奇的是，他们都流下了泪水，起码也是热泪盈眶，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埃贡走了。
埃贡在到处是水坑的泥地上走了很长时间，有时还得踩着树根才能跨过去。大约到中午，他在草地上遇到了两个农民。那里的水深没膝，农民的牛陷在水里，他们请埃贡帮忙拽上来。埃贡帮了忙，两个农民向他表示感谢，但并没问他是谁，从哪里来，埃贡穿着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衣服，又溅满了泥水，完全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靴子是在城堡的一个角落里捡的，穿着挤脚，而且又灌满了水。他把靴子和装在靴子里仅存的一张身份证一股脑儿地扔进河里，只保留着已经浸湿的一小张安全通行证，高兴地穿上挂在腰带上的用树皮做的鞋。天气热起来了，四月的黄昏缓缓地临近了。暗淡的天空中布满了云团，他决定在天黑之前去找一处高土坡躺下休息。这里与路只有一行树相隔。他似乎听见从东面传来一阵枪声，但他不能肯定。他睡着了。
由于这里潮湿，他醒来的时候觉得身子僵硬。他走了一会儿才恢复过来。因此，他想当天晚上应该找一个能遮身的更好的地方休息，哪怕是一个在树林里看守捕捉野兽陷阱的猎人或伐木工人的草屋也可以。天开始下起大雨。他觉得白天的时间过得很慢，恐慌不安。他感到孤独寂寞。只有上涨的河水拍打着河岸，哗哗地响。甚至连敌人也踪影全无。大半个被淹没在雾里的太阳，为他指示着方向。但是，走在满是横七竖八的树木的泥水地里，他老是迷失方向，而且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时间，
埃贡来到一个稠密的灌木林时，天还没黑。两棵老树之间有一个护林工的窝棚。他先是听了很长时间动静，然后走过去敲门。但是没有人开门，他就推门走了进去。屋里一片阴暗，空空的，景象凄惨，还散发着人的尸体腐烂的恶臭味儿。他从两个狭小的天窗透进的一丝光线，可以看出没发生过什么暴力，可以判断人不是死于内战。一条宽长凳上铺着一张草垫，上面静静地躺着一位老人。还有一位老年妇女，半蜷缩着身子躺在一床薄被上，一条腿耷拉在地上，好像她还没有爬上床，就死去了。她也许是在临终之前要下床照料老伴儿时咽气的。他们是饿死的？还是得了斑疹伤寒？他们的脖子都很瘦，脸却浮肿着，但这丝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埃贡看着两具尸体的时候，一只大老鼠（也许是一只猫，他没看清楚）从老人的裙子里窜出来，钻进一个洞逃走了。埃贡走了出来，随手小心地关上门，但一股臭味儿也随之涌出门外。他又憋住气回到屋里，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用铁丝网做的食品柜，拿走了里面惟一能吃的东两，一大块两位老人剩下的黑面包，气味与其他东西也相差无几。他从克拉托维塞带来的食品袋已经空空如也了。他又走出窝棚，关上门，把这块被雨水淋湿的面包在一棵树干的青苔上蹭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天黑了，应该找个睡觉的地方。窝棚后面还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棚子，茅草棚顶还在，一部分被窝棚的宽大棚顶遮蔽着。埃贡一下子跳了进去。雨水从棚子顶上往下流着，像一道水帘，地上铺的草全湿了。他找了一个最干的角落躺了下来。
午夜时分，埃贡听见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声音很有节奏，是一支部队向他走来。他仔细地数着部队的人数，前面最多只有七八个人，正走在狭窄的小路上。再后来他就数不清了，大约总共六百人，后面还跟着一个秩序混乱的骑兵队。有几挺机枪陷在泥里。部队在原地踏着步。埃贡等着他们过去，感到很可怕。命令是用俄语下达的。部队又开始前进，声音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爱里克说过，有一个师的俄国部队要往北调，但这支部队好像也在找去维尔纽斯的路。埃贡等到天亮才重新上路。
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人，一个穿着红军旧军衣的拉脱维亚士兵，从部队刚才离开的方向走了过来。他骑着一匹疲惫不堪的小马慢慢地走着。毫无疑问，他是喝醉了，整个身体歪斜在马鞍的一边，眼看着就摔下来的样子。他看见有个陌生人，便开了枪。第一枪打偏了，第二枪擦着埃贡的右肋部飞过去。“对于一个醉汉来说，他已经打得不错了。”埃贡没有多想，一个箭步扑向醉醺醺的骑兵，将他的手腕一掰，把枪夺了下来。骑兵摔在地上，脑袋撞在水边的一块树墩上，整个身子滚进水里。埃贡又把他往水里推了一推，他脸朝下地趴在泥水里。埃贡将手枪扔进深草丛里。他是一个落伍者，还是逃兵？埃贡这时只是想，既然杀人如此容易，死也可能不难。
埃贡抓着浑身流着汗水的小马的缰绳，把小马拽到路边，在一个水流缓慢的地方涉水过了河，来到一片乔木林。乔木林里荆棘丛生，还有一些草地。他好像认识这个地方。那里有两条马车道，一直通向远方。小马摆脱了骑兵的重负，这时缓过了气。埃贡把缰绳搭在马鞍上，小马感到被解放了。他用手把小马往前一推，小马便自由地奔跑起来。埃贡犹豫了片刻，好像是被什么迷住了似的，也沿着这同一条小道往前走去。
埃贡记起来了。然而，这不是沃依罗诺夫。在他的童年时期，沃依罗诺夫有一座雄伟的大公园，周围林木环抱，那里的景色既叫他憎恨，又让他喜爱。这里是他的家乡，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们会说，他离开家乡时间太久了，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说不清楚离开了多长时间。那里有一个小屋，从前油漆成白颜色，蜷缩在一块树木稀疏的地方，只有一条小车可以出入的小径通往外部世界。让娜摔下四轮马车受伤以后，埃贡就把她带到这里来，他不愿意看见亲属们对让娜既礼貌又冷淡的态度。一踏上微微摇晃的台阶，他就肯定无疑了。旁边有一个水池，让娜就喜欢听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池中的水声唤起了他的记忆。每天天刚亮，让娜就来坐在一张固定在那里的凳子上。他想起来了，他还情绪激昂地与年轻的医生讨论着政治问题。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他似乎觉得，来到这里，不论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堂之路，都不感到可怕。他打开门，门是用插销插着的。屋里光线很亮，几乎是空的，但他知道壁炉在什么地方，还看到一把旧安乐椅。安乐椅上坐着一个男人，胳膊支撑在桌子上。他稀疏的胡须，花白的长发遮住了半个脸。他跳了起来。
“埃贡！我的老弟！”
他拥抱了埃贡。此人是奥东，埃贡童年时期的一个较要好的同学。当让娜住在这个林间小屋的时候，奥东晚上经常陪埃贡去城堡打牌，打完牌以后又把他送到让娜身边。家庭聚会的时候，牌是必须打的。奥东有时一个人去找埃贡，有时还约村里的小伙子一同与他出去玩。埃贡与他们一起在绿色尚存的森林里溜达，又找回了昔日的歌声，一起说笑，打闹。回来的时候，埃贡由于有时喝点儿酒，天气又寒冷，满脸通红，但寒冷的空气很快驱散了他的酒味儿。他们把埃贡送到门口就走了，但还经常出其不意地被让娜叫住，不好意思地进屋吃块点心或再喝一点儿伏特加酒。让娜还记得奥东吗？埃贡本人只是在被他像狗熊似的友好地紧紧抱住的时候，才认出是他。岁月和艰险发生了作用。奥东先坐下去，给客人递过一把白色的小木凳。他说话的声音沙哑。埃贡发现他哭了。
“傻瓜，你不应该到这里来……谢天谢地，我终于又见到你啦……你是不是来找什么东西的？”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桌子上什么也没有。
“什么都没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那是在头脑最发热的时候……你的兄弟们都不受欢迎……你也一样，你也不喜欢他们……至于你父亲，他一直卧病在床，他拄着拐杖出去给他们帮忙……他们很尊敬他，但又有什么用……我也一样，我也打过。可是，打得不太重！我相信他没有感觉到我打他……一个人被打倒在地上……因为，你知道，我差不多都是与其他人在一起……否则，你就不会在这里看见我了。”
“我的那些嫂子呢？”
“别担心。女人吗，她们不会有危险。我想她们在里加。要不就在赫尔辛基。至于城堡，我明天带你去看看，还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