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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不安并非只局限在医院里。时值四月，阴雨绵绵，这躁动不安仿佛随污浊而又湍急的河流暴涨着，升腾着。在夜晚，它笼罩着这黑漆漆的城市，像是一种凌驾于人们精神之上的黄昏，与那料峭的晚春难以割舍，不动声息地、恶狠狠地膨胀蔓延。整个国家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尽管它隐藏在其弥漫的慈善中。在医院里，某些东西正在慢慢地走向尽头。在走廊的交叉口处，一群群狂妄自大的资深医生在交换着意见，商讨着一个秘密。个头高一些的年轻医生们迈着大步，显得更加咄咄逼人。只有那会诊医师在查房时显得心事重重。某一天早晨，他走到走廊的窗边，对着河的对岸凝视了许久。在他的身后，护士们站在病床旁静心等候。年长的杂活工们推着病人在病房间来回穿梭，显得那样的沮丧，似乎忘记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从广播喜剧节目里学来的令他们快活的名言。如果布里奥妮能再次听到他们的那句名言，她是会感到很欣慰的，尽管她以前对这句话那么不屑一顾——“鼓起劲来，亲爱的。也许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
可是战争就要来了。这些日子以来，医院的病人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少了。开始这看来很平常，一帮子脑筋不够数的受训者还喜滋滋地把这“大量康复”归功于他们提高了的医疗技术。慢慢地他们才看出了端倪。空空的床分布在一间间病房里，就像夜晚的死亡幽灵。布里奥妮想象着那宽宽的光滑走道上远去的脚步声，它们曾经是那么的清晰和富有节奏，现在却已变得模糊和犹豫。在电梯外的一段楼梯平台上，那些来安装新的防火装置和更换消防沙的工人整整工作了一天，一刻也未停歇，离开前也不对人说一句话，甚至不理睬同在走廊里的勤杂工们。在那有着二十个床位的病房里，只有八张正在使用。而且虽然工作比以前更加辛苦，但是处在一种不安或者说是离奇的恐惧作用下，这些实习护士在一起喝茶时不再抱怨不休。她们都更冷静了，也更容易知足。她们也不再伸出手来相互比较各自的冻疮了。
不仅如此，每一个实习护士都忧心忡忡，十分害怕犯错误。她们都十分害怕马乔里·德拉蒙德护士长，害怕她暴怒前险恶的笑和态度的软化。布里奥妮有自知之明，最近她已经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了。四天前，虽然她小心再小心地说明，一个由她照顾的病人还是咕咚咕咚地喝下了碳酸漱口水——一位勤杂工正好看到，他形容说就像一口气喝下一品脱烈性的黑啤酒一样——之后，那个病人吐了一床。布里奥妮也知道，德拉蒙德护士长一直在注意着她，有一次她在搬便盆的时候一次只搬了三个，而不是像忙碌的拉卡普的服务员那样——要知道她原本是应该一次稳稳当当地搬六个的。而且，她很有可能还犯了很多其他的错误，它们要么因为她劳累而被忘记了，或者她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还很容易犯一些举止上的错误——有时一不留神她就会单脚站立，而令她的顶头上司狂怒不已。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的差池和失误会积少成多：扫把没有放好啦、毯子折的时候把标签朝上啦、硬的领子有细微的褶皱啦、床的脚轮没有冲里成一直线啦、走出病房时空着手啦——这些全被人默默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直到忍耐达到了限度。这时你若还未读出征兆，那么怒火会从天而降，而你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呢。
但是最近，护士长不再向她的实习护士们投以忧郁的笑容，也不再用令她们恐惧的压抑的声音和她们说话。她仿佛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职责。她像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别的什么事情上，经常站在男外科手术室门外的四方场地上，和她的拍档没完没了地商谈，或连着两天也不见踪影。
若是在另一种环境里，从事另一种职业，体态丰满的她也许会显得非常慈爱，甚至极富风情，因为她那不着口红的双唇有着迷人的曲线和足以自傲的自然的光泽。她脸颊滚圆，有着娃娃般健康的红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她温蔼的天性。但这样的好印象没有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事情缘起一个和布里奥妮同龄的女孩。她是个大块头，秉性和善却行动迟缓，喜欢用像奶牛般无辜的眼神打量别人。她领教了护士长气势汹汹的威力。兰格兰护士被临时抽调到男外科病房去帮着准备一个年轻士兵的阑尾切除术。她与他单独呆了一两分钟，于是就跟他聊了起来，还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叫他不必为自己的手术担心。他很自然地就问了她的芳名，这可就触犯了那神圣的戒律。它明明白白地印在指导手册上，虽然从没什么人知道那到底有多么重要。几小时后，士兵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喃喃地呼唤着这实习护士的名字，而此时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长就站在近旁。这下可好了。兰格兰见习护士被撵回了她以前的病房，着实蒙了一回羞。其他护士被召集在一道，要她们吸取教训。就算可怜的苏姗·兰格兰残忍地杀害了两打病人，也不至于会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德拉蒙德护士长教训说，对于应该一直追求像南丁格尔一样护理病人的传统的她，这样做是多么的丢脸。她还说兰格兰应该对自己下个月能分拣整理弄脏的亚麻被单而庆幸。她刚一说完，不仅是兰格兰，在场的一半女孩也都哭了起来。布里奥妮没有哭，但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她还是心有余悸。她把指导手册又从头读到尾，看看是不是有些礼仪规范被她忽略了。她反复重读这条戒律，并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在任何情况下，护士绝不能把自己的教名告诉病人。
病房腾空了，活儿却越来越紧。每天早上，病床都被推到房间的中央，这样实习护士们就能用拖把将地板擦光亮。拖把十分笨重，让女孩子们把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可真是要命。地板要一天清扫三次。不用腾空的衣物柜要抹干净，褥垫要消毒，黄铜衣帽钩、环形门把手和门洞要擦干净。那些木制品——门和踏脚板——要用石碳酸溶剂仔细清洗，当然还有床、铁床框和弹簧。实习生们整天埋头于便盆、便瓶的冲洗、擦拭和晾干，直到它们像能上得正式宴会的餐具一样闪闪发亮。载重三吨的军用卡车停在装卸间，运来了更多的床。要它们变得适于摆进病房，挤进它们那整洁的同伴中去，就先得把这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彻底用力擦洗许多遍，再用石碳酸溶液消毒。任务的间歇——大概一天有十来次——实习生们得在冰冷刺骨的水下清洗她们生满冻疮而裂开、流血的双手。与病菌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她们早被灌输了对清洁的狂热崇拜。她们在这里学到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躲在床下的一小撮毛毯的绒毛更令人厌恶了。在那不起眼的表面隐藏着成群成群、密密麻麻的细菌。她们每天都蒸馏、擦拭、打亮、揩干，这已经成为她们职业骄傲的象征了，为此她们必须舍弃一切个人安逸。
搬运工们从停车间里搬来了大量的供给品，包括包扎用品、便盆、皮下注射器、三个崭新的高温消毒器和许多标着“湿敷袋”的包裹——它们的用途未加说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打开包裹，盘点物品并开出清单，最后整齐码好。另有一个已被擦过三遍的药品柜也安放好了，塞得满满的。平时它都上锁，钥匙在德拉蒙德护士长手里。可是一天早上，这秘密被布里奥妮窥破了——一排排瓶子的标签上都写着“吗啡”。有别的差事时，她看到其他病房也都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一间病房甚至已空无一人。它空旷而寂静，显得格外亮堂，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不过，看着这些她也不好置喙多问。一年前，刚宣战不久时，顶楼的病房就怕被炸而弃置不用了。手术室现已转移到了地下室。底层的窗子都被沙袋堵得严严实实，天窗也都用水泥抹死了。
一位陆军上将曾到医院巡视了一番，六七位高级顾问医生紧随左右。没什么仪式不说，连“肃静”的要求都没有。一般地说，在这样的重要场合，病人们的鼻尖都得和最上面一层被单的折缝成一直线。可这回是没时间好好准备了。将军和他的随从们阔步走过病房，时而低声轻语，时而颔首点头，然后便扬长而去。
人们心头越来越沉甸，却没机会打探些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是明文禁止的。没轮班的时候，实习生们要么听课，听讲座，看示范讲解，要么就是自修。进餐和就寝时都给管得牢牢的，好像她们是洛迪安私立女子寄宿学校的新生。有一天，当睡在布里奥妮邻铺的女孩菲奥娜在餐桌上把盘子一推，大声宣布——并非针对某一个人——她“无法平心静气”吃下用氧气管蒸熟的菜时，这位南丁格尔护士长便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她，直到她乖乖地把最后一口吃了下去。不妨说，菲奥娜是布里奥妮的朋友。在宿舍里，在预备训练的头一个晚上，她就请求布里奥妮帮她剪右手上的指甲，她解释说自己左手不会用剪刀，平时这活是她妈妈干的。她有姜黄色的头发和点点雀斑，这使得布里奥妮不自觉地警觉起来。不过和罗拉不同，菲奥娜总是大声大气又欢天喜地。她胖乎乎的手背上有一个个“小凹”，她的胸部硕大，常被别的女孩所取笑。她们说这表示她注定会成为一名病房护士长。她家住在切尔西。有一天晚上，她从自己床上探过身来和布里奥妮窃窃私语，说她爸爸有望被召进丘吉尔的战争内阁。可是等到内阁成员名单公布时，那个期望中的姓氏却没有出现。布里奥妮想这事她最好还是别去探问什么究竟了。在预备训练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菲奥娜和布里奥妮没什么机会搞清楚她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不妨就假定她们是的吧。因为她们毕竟没有任何医学背景，这样的实习生为数不多。大部分女孩子们都曾参加过急救培训，有几个甚至还曾是英军志愿救护支队的队员，早已习惯了与血和死尸打交道，至少她们自称如此。
不过要培育友谊谈何容易。实习生们每天在病房里轮班工作，工作完还得学习三个小时，然后睡一会儿。下午茶对她们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享受。每逢四点到五点之间，她们就会从木头做的板条架上取下刻有各人名字的精巧的棕色茶杯，在远离病房的娱乐室里坐在一处。谈话很不自在，因为护士长会在那儿监视她们，看她们是否行事合乎礼仪。况且，她们只要一坐下来，困倦就会向她们袭来，像三床折叠好的厚毛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一个女孩茶杯和杯托还拿在手里就睡着了，烫伤了大腿——“真是个练习处理烧伤的绝好机会。”德拉蒙德护士长推门来看个究竟时作如是评说。
还有她自己，也成了横亘在友谊之路上的一大屏障。头几个月里，布里奥妮常常以为自己只要考虑怎样和德拉蒙德护士长相处就行了。因为她总在你眼前晃悠。前一分钟从走廊尽头不怀好意地走过来，下一分钟就在布里奥妮的耳畔絮絮叨叨，说她在预备训练的时候一点也不认真，才不懂给男病员“全身洗浴”时的正确步骤该是什么：只有在水换过两遍之后，才能把擦后背用的打了肥皂的法兰绒和毛巾给病人，这样他就能自己洗完了。布里奥妮的心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士长那会儿觉得她做得如何。德拉蒙德的目光一落到她身上，她就条件反射似的觉得肚子里一阵冰冷。想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是不可能的。布里奥妮对她的挑剔指责恐惧万分，对她的表扬褒奖从不幻想。对自己置之不理——这是布里奥妮最大的指望了。
布里奥妮能真正独处的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入睡前的几分钟。在黑暗中，她会沉思默想，仿佛看到自己朦胧生活在格顿女子学院。在那里，她可以读她的弥尔顿。她本来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大学里念书，而不是在姐姐所在的医院里上班。布里奥妮以为自己正在加入到反战的洪流中，可到头来却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年长十五岁的女人绑在了一起。这位女人时时支配着她，其威力甚于一个母亲对她幼儿的掌控。
这种束缚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个体身份的剥夺——开始于她亲耳听说德拉蒙德这个人的几星期之前。为期两个月的预备训练的第一天，布里奥妮在班级里丢尽了颜面，给她上了很好的一课。事情是这样的：她走到护士长前面，彬彬有礼地指出，她徽章上的姓名有误。她是B·塔利斯，而不是像那个小三角形胸饰上表明的那样是N·塔利斯。
护士长的回答十分冷淡。“你就是N·塔利斯。从现在起就是，以后也还是。这是分给你的新名字。你的教名对我没有意义。现在，请你坐下吧，塔利斯护士。”
要是敢笑的话，其他女孩子早就纵声大笑了起来。因为她们的名字首字母全都一样——N。不过她们都意识到笑是不被准许的。事实证明她们的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卫生讲座的时间，还要拿真人大小的模特练习给病员的全身洗浴。假人们也都有名字——麦金托什太太、蔡斯女士，还有乔治宝宝——他那被不怀恶意地做得有些变形的体型使得他有两个正常的小女婴那么大。这时候她们要学会适应不假思索地服从，学会一叠叠地运送便盆，要把一条基本准则记在心头：千万别进病房转了一圈只带着你自己的手走出来。身体上的不适多少减轻了布里奥妮精神上的紧张。高高竖着的上过浆的衣领磨得她的脖子生疼。每天都要十几次地在冰冷刺骨的水下用碳酸氢钠洗手，使她生出了第一批冻疮。她自己掏钱买来的鞋子也狠狠地挤着她的脚趾。她们的制服像其他所有种类的制服一样，也抹杀了人的个性。而那些日复一日的繁冗要求——熨烫褶裥、别住帽子、整理线缝、擦亮双鞋，尤其是鞋后跟——已成了必须小心对待绝不能出错的程序，慢慢将其他事情都从她们脑中挤了出去。当女孩子们做好准备进入做实习护士的阶段，要在德拉蒙德手下开始为病房服务（她们绝不会说“在病房服务”）时，从前生活的印象在她们脑中已经十分模糊了。她们只知道要服从于日复一日的机械程式——从便盆到浓缩牛肉汁。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们的头脑渐渐地空虚，也没了什么戒备心理，很容易就屈从了病房护士长的绝对权威。护士长在填塞她们腾空了的脑袋时，她们只能乖乖就范。
虽然没有明言，但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军事化的模式。那个永不会被称呼为佛罗伦萨的南丁格尔小姐曾在克里米亚待了那么久，所以很明白纪律、严厉的命令和训练良好的团队有多重要。当布里奥妮在黑暗中听着仰眠的菲奥娜彻夜的鼾声响起时，她已感到那平静的生活——小的时候，她去剑桥看望过利昂和塞西莉娅几次，那种生活她很容易想象得出——将很快就要从她的人生中岔离。实习生的生活已开始了，这样过四年，这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作息，她也得过下去，她不想离开，也没有离开的自由。她开始完全沉浸在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中：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没完没了的工作，时刻提心吊胆，生怕遭他人的非难。她只是这众多实习生中的一员——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位新人补充进来，而她，不过就是那个标牌上几个抽象的字母而已。这儿不会有校园中的课外辅导，更不会有人为了那些关乎自己智力发展的严格的课程而睡不着觉。她得倒掉便盆，冲洗干净，清扫和擦亮地板，准备可可和浓缩牛肉汁，来回地取东西和搬东西。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从闭门反思中暂时解脱出来。她从早一年入学的实习生那里听说，将来终有一天，她会慢慢地从精明强干中获取快乐。近来，她就初尝了这种快乐的滋味——她可以在专人指导下给病员测脉搏和体温，并在治疗卡上标明读数。她也曾在病人的癣斑上涂过龙胆紫，在伤口上抹过乳液，还把铅洗液擦在淤青上。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她只是个服务员，一个下等女佣——还有在空余时间里，一个要靠死记硬背书本来应付考试的不甚聪明的学生而已。没有什么时间可胡思乱想，她觉得很开心。但当每天晚上她穿着睡袍站在楼梯平台上——这通常是她每天的最后一门功课——凝望河对岸的没有光亮的城市的时候，她就记起了笼罩着那一条条街道和病房的惶惶不安，就像那掌控一切的黑暗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从这思绪中拽出来，就连德拉蒙德护士长也不能保护她免遭不安的侵扰。
每天喝过可可茶之后，熄灯前会有半小时可供女孩子们自己支配，这时候她们总会互相串门子，坐在床上给家人或者情人写信。有人还会因为乡愁而泫然泪下，然后大家就会勾肩搭背，互相安慰，说些贴心的话儿。这些在布里奥妮看来都既夸张又荒谬——已经成年的人因为想妈妈而一把鼻涕一把泪。还有个女孩子哭个不停，居然说是因为想起了爸爸烟斗的味道。好笑。可是那些安慰别人的女孩子似乎倒非常乐此不疲。在这么腻味的气氛中，布里奥妮有时候也会写几个字寄回家，不外乎是翻来覆去那几句——她没有生病，没有不高兴，不需要家里的钱，也绝不会像妈妈预言的那样改变主意，后悔自己的选择。别的女孩子把日常工作和学习情况一一封进信里，来惊吓可爱的爸爸妈妈，而且还感到很自豪呢。这些东西布里奥妮只会写在日记本里，但也不会事无巨细全往上搬。至于妈妈，这些低贱的工作她自然不想让她知道。她要做护士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她要为自己的独立生活而工作。她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她自己的生活知道得越少越好，这对她来说很重要。
除了一长串尚未回答的翻来覆去的问题外，艾米莉的来信很大篇幅都是讲疏散到她家里的那群人。从伦敦海克尼区来的三个妈妈带着七位孩子被安顿在塔利斯家。其中一位妈妈曾在乡村酒吧出丑露乖，丢尽了颜面，不过现在已不让她上那儿去了。还有一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带着三个孩子走了四英里路去当地小镇的教堂做弥撒。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贝蒂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她恨透了这三个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他们竟在来的头一天早上就说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她声称自己亲眼看到那个常上教堂的女人把痰吐在了门厅地板上。还有毛孩儿里最大的一个——看上去不到八岁而实则十三岁的男孩——溜进了喷泉里，爬到特赖顿身上，把他的犄角和直到肘部的一段胳膊掰了下来。杰克说修好它倒并不费什么事儿，可是那残肢被拿进屋，丢在了储藏室里，现在却不见了。贝蒂听了老哈德曼的口实，一口咬定是那个男孩把它扔进了湖里，但男孩矢口否认。有人提议把湖里的水抽干，可又担心这会危及湖中正处在交配期的一对天鹅。那位母亲坚决维护自己的儿子，说孩子们在到处玩耍时，喷泉实在是太危险了。她还说要秉书下院议员。她不知道，阿瑟·里得雷爵士正是布里奥妮的教父。
然而，艾米莉觉得能招待这群避难的人真是福气，因为曾几何时，整座房子好像都要被军队征用了去。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在休·凡·弗莱厄特家安营扎寨，因为那里有斯诺克球桌。她在信中还提到，她的妹妹埃尔米奥娜还在巴黎，不过正在考虑搬到尼斯去；家里的乳牛都分散到北边的三块田地里放养去了，这样原来的那块地就可以腾出来耕种玉米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始建的一条一英里半长的铁栅栏已被拆除，熔化掉后用来做喷火式战斗机。就连来拆它的工人们都说，这种金属并不适合用来制造喷火式战斗机。莎草丛中，小河转弯处，用水泥和砖头当原材料的掩体在岸边造好了，毁了短尾野鸭和灰色鹡鸰的巢居。大道的进村口，另一个掩体也在修建中。他们把所有易坏物品都藏进了地下室，包括那架羽管键琴。可怜的贝蒂在搬克莱姆叔叔的花瓶时不小心失手，花瓶掉在了台阶上摔了个粉碎。她说裂缝在她手里时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话没什么说服力。丹尼·哈德曼加入了海军，村里的其他小伙子则参加了东萨里前线团。杰克辛苦得不得了。他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回来后看上去又累又瘦，而且他还得向她保密，不能告诉她他的去向。听到花瓶摔破了，他勃然大怒，竟冲着贝蒂大喊大叫，这可一点也不像他的性格。除此之外，她还搞丢了配给证，大家只好过了两个星期没有糖的日子。那位被“红狮”酒吧开除的母亲来的时候没带防毒面具，根本没有多余的可以给她用。空袭警报哨的小头头，也就是沃金斯警员的兄弟，总以检查灯火管制为由在这儿转悠来转悠去。他已来了三次，他独裁的本性已暴露无遗。谁也不喜欢他。
每当在劳累一天后展读这些信件，布里奥妮就会神情恍惚，思家心切，她隐隐地向往那久已远去的生活。可她并不后悔，因为当初是她自己与家人一刀两断的。预备训练结束后，实习生活开始前，有一个礼拜的假期，她和叔叔、婶婶住在樱草山上，而且她断然拒绝与电话那头的妈妈通话。为什么？为什么在每个人都想要见她，每个人都热切地想知道她的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她就是不肯回去？连一天都不肯？为什么她连写信都这么少？为什么呢？要明明白白回答太难了。眼下，最好是远离家园。
床头柜的抽屉里，布里奥妮放着一个大理石纹薄纸板封面的大笔记本，粘在书脊上的是一截线，末端拴了支铅笔。在就寝时间是禁止使用铅笔和墨水的。她从预备训练的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写日记，并设法做到了基本上每天熄灯前至少挤出十分钟时间来。她的记录包括“艺术宣言”、琐碎的抱怨、人物速写以及一些简单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尽管一天天幻想的成分愈加增多。她并不怎么读自己写下的东西，却陶醉于哗啦哗啦地翻动那填得满满的纸页。这儿，在名标和制服的后面，才是真正的她。她的“真我”偷偷地隐藏着，悄悄地积聚着力量。在孩提时代，她就用自己的笔迹覆盖那本来空无一物的白纸，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这种乐趣她一直不曾忘怀。至于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她倒是无关紧要。因为抽屉不上锁，她很用心地把关于德拉蒙德的事情写得很隐晦。病人的名字她也都改掉了。没了这一层真实，随心所欲地涂改细节和胡编乱造就更容易了。她喜欢写下她想象中那些当事人的闲思漫想。她没有义务把真相写出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许诺过要写一部编年史。只有在日记中她才可以自由驰骋，充分舒展自己的个性。她编了些小故事——不是很能令人信服，语言也很造作——主角也是病房里的人。有时，她会把自己视为医学界的乔叟，病房里拥满了各色人等：小伙子、酒鬼、当官的老头子、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顶漂亮的可人儿。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后悔自己的故事离事实太远，没给自己储存下写作的原材料。清楚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状况怎样，谁在场，谁说了什么，对她来说都用处多多。那个时候，写日记让她维持了自己的尊严。没错，也许她的相貌、她的行事、她的生活看来不过是个实习护士，可其实她是个好有影响力的作家啊。是她自己伪装得巧妙而已。一旦她和自己熟悉的一切说了再见——家族、家园、朋友——那就只写作这条线，揪着从前，又系着将来。这才是她一直来的所作所为。
每天，她的头脑少有能自在游荡的时候。有时候她会被派到药房去打杂，因而在等药剂师的时候便得了闲。她会沿着走廊轻飘飘地晃到楼梯井，透过窗子，河流一览无余。每当她眼睛盯着对岸的议会大厦而心却神游了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她就会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自己的右脚上。日记没有占据她的思绪，她想的是自己已经完成并寄给了杂志社的长篇故事。在樱草山的日子里，她借了叔叔的打字机，躲在餐厅里，用食指敲完了最后一稿。整个星期，她每天都为这部小说花至少八个小时，直到她腰酸脖疼，直到逬发飞散、参差不齐的像一个个螺旋物开始在她眼前飘游打转。可她从来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当她最后把那一沓子稿子——足足有一百零三页！——抚平整时，她能感到酸痛的指尖上那份沉甸甸的作品的分量。这一切都是她的。她布里奥妮的。其他任何人都写不出这样的杰作。给自己留份副本，然后把她的故事（这么个不确切的词）好好用棕色纸张包好，搭公交车到了布卢姆斯伯里，再走到坐落在兰斯唐街的那家杂志社——新近面世的《地平线》，把书稿交给了在门口迎接她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
她为自己的成就鼓舞着——全篇的构思、纯粹的结构以及她自以为很有现代感的富有特色的不确定性。什么都有个直截了当答案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物和情节的时代也已过时。尽管她还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人物速写，她其实并不相信有“人物”这档子事。那只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古雅有趣的手法。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了，“人物”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情节也只是锈迹斑斑的机器，其轮子已不会再转动。就像一个现代作曲家不再能写出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一个现代小说家也无法描绘人物和情节了。只有人的知性和感性才使她感兴趣。意识之河在时间中流动，该怎样表现出它的不尽向前，它的支流怎样涨溢，障碍如何让它转了向——这才是她的兴致所在。如果有可能，她真想重写那一段——夏天清晨清冽的阳光里，一个孩子立在窗前时的纤纤思绪，一泓池水上空，一只燕子轻巧地俯冲翻飞。这是属于明天的小说，它和过去一切小说都迥然不同。维吉尼亚·沃尔夫的《海浪》她读过三遍，她深信人性深处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只有小说，只有一种新形式的小说，才能捕捉到这一嬗变的实质。进入到人心中去，把它的功能形态展示出来，并且在齐整匀称的构造中一展其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胜利。徘徊在药房外，等药剂师回来的时候，塔利斯护士思潮起伏。她凝望着泰晤士河对岸，忘怀了身边的危险：德拉蒙德会发现她用一条腿站立着。
三个月过去了，布里奥妮没有收到来自《地平线》的任何消息。
另一封信也没有回音。她已到医院行政办公室去要了塞西莉娅的地址。五月初，她就写信给了她姐姐。现在她渐渐觉得这缄默就是姐姐给她的答复。
五月的最后几天里，药品供应的运送量急骤增加。更多非危急病员都被打发回了家。要不是四十个水兵入住，有些病房就会完全腾空了。一场罕见的黄疸病正横扫整个皇家海军。布里奥妮再也没有时间照拂这些事儿了。医院护理和初级解剖学已经开课。一年级学生们在当班、上课、吃饭和自修之间疲于奔命。阅读了三大页后，想再保持清醒实在太难了。大本钟的每次鸣唱都记录着这一天的点滴变化。有时，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的肃穆庄严的钟声加剧了压抑着的痛苦呻吟，这时女孩子们才会从瞌睡中记起她们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忙碌去了。
完全卧床休养本身被看作是医疗程序的一个步骤。大多数卧床的病人，不论病情如何，都绝不准走到仅仅几步路之外的盥洗室去。于是护士们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便盆了。护士长不允许她们“像握网球拍那样”端便盆。做这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七点半之前，便盆必须倒空、冲刷、洗净再堆装好。到了七点半，就开始喝早茶了。一整天，她们忙于清理便盆，为病人洗浴，擦拭地板。女孩子们怨声载道：整理床铺累得腰酸背痛，站了一整天双脚火辣辣地疼。为这些抱怨个不停。除此之外，她们还得把病房里一扇扇巨大的窗子拉上窗帘。一天将尽之时，还有更多的便盆要端，痰盂要倒，可可要煮。当班和上课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回宿舍去取笔记本和教科书。布里奥妮一天内已经被护士长抓到了两次在走廊里奔跑。每一次护士长都是无声地斥责她。只有大出血和火灾时，护士才可以有理由奔跑。
但初级实习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在清洗室里。有人说要安装自动便盆和吊瓶清洗器了，但这只是空穴来风。至少眼前，她们还得重复以前的人的做法。就在因为瞎跑而被数落了两次的那一天，布里奥妮发现自己被额外派差到清洗室去干活。也许是那不成文的值勤表出了问题？可她怀疑这种解释。她拉上了身后的门，把重重的橡胶围裙系在腰上。对布里奥妮来说，干这活的技巧，或者不如说是惟一她能忍受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别过头去。然后是用石碳酸溶液漂洗。要是她忘了检查便盆的把手是不是洗净并揩干了，护士长会给她找更多麻烦的。
黄昏时分，她结束了这一项任务，然后径直走向快要完全空掉的病房。她得在那里把衣物柜摆放整齐，清空烟灰缸，收拾这一天的报纸。她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折起来的《星期日画报》。每天她都零零星星地跟踪时事。她根本就没有时间能从从容容坐下来读完一整份报纸。她获知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了，鹿特丹遭到了轰炸，荷兰军队投降了，前一天夜里有几个女孩子在谈论比利时即将沦陷。战况不佳，可是总会有转机的。这会儿，报上一句意在安慰大众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它说了什么不要紧，重要的是那不痛不痒的字句下隐含的意义。法国北部的英军正在“作战略性撤退，撤到先前准备好的营地”。哪怕就是她——对军事策略和新闻行话一无所知的她——也看明白“撤退”这一委婉语的真实含义。也许她是这医院里最后一个知道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的人。日益空荡的病房和大批大批运进的物资，她从前以为那只是为战争而进行的常规准备。看来她是太专注于自己的那些琐屑的烦恼了。现在，她渐渐明白了那些毫不相关的新闻片段原来是可以相互联系起来的，也了解了每个人都肯定知道了的东西，还有医院当局到底在作何计划。德国人已经攻到了英吉利海峡，英军处境十分艰难。法国的战况一团糟，虽然没人说得出到底糟到什么程度。她感觉得到自己已经沉没在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和无言的恐惧之中了。
就在这时，在最后一批病人从病房里护送回家的那天，她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首先草致问候，再例行公事似的询问了一下她的功课和身体情况，然后他把从同事那里听到又被家人所证实了的消息转告了她：保罗·马歇尔和罗拉·昆西于下下个星期六在克拉珀姆公地的圣三一教堂举行婚礼。至于他凭什么认为她会对这消息感兴趣，他却只字未提，对这件事本身他也绝不置喙。信的末尾，他只潦潦草草地写了句“一如既往地爱你”。
整个早上，她在忙这忙那，都不住地在想这一消息。自从那个夏天后，她就再没有见过罗拉，所以在她脑海里站在神坛前的身形还只是个单薄纤弱的十五岁女孩。这会儿她正在帮一个就要离院的从兰贝斯来的病人——一个年长的妇人——给行李打包，并使劲想让自己集中精神听她在唠叨诉苦。她的脚趾骨折了，本被答允了二十天的卧床休息，现在才享受了七天。布里奥妮帮她坐上轮椅，一个勤杂工推着走了。在清洗室里，布里奥妮心里盘算着。罗拉二十了，马歇尔该是二十九岁。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让她震惊的是结婚的消息得到了确认。布里奥妮和这事可不只是“有关系”这么简单。是她促成了这一切。
从早晨到黄昏，从病房进进出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布里奥妮觉得那熟悉的罪恶感以全新的、能撕裂人的力量追逐着她。她用力擦拭空空荡荡的衣物柜，帮别人用石碳酸溶液洗床框，扫干净并打亮地板，用相当于平时两倍的速度匆匆去药房和医院的社会服务员那里（当然并不敢真跑起来），在男病室里与另一位实习医生给他们的疖子上药包扎，替换得去看牙医的菲奥娜。在五月的头一个如此美好的日子里，她在僵硬的制服的包裹下不住地流汗。她什么都不要，只要工作，工作，下班后洗个澡，睡个觉，睡醒了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可她明白这都无济于事。不管她做多少下等和卑贱的工作，不管她做得多苦，多出色，不管她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多少——无论是个别辅导中得到的阐释和启发，还是大学草坪上的快乐时光——她都弥补不了自己造成的损害。永远都弥补不了。她是不可饶恕的。
许多年了，她头一次想要和父亲谈一谈。长久以来，她都把他的冷漠视作理所应当，从不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她揣度着这回他费心费力地寄来这么封详细的信是不是想要暗示他已经知道真相了。下午茶以后，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赶快跑到西敏寺桥附近医院出口处的电话亭，试着给正在上班的父亲打个电话。交换台给她接到了一个让人心底燃起希望的鼻音，紧接着电话就断线了，她只好从头再来。又一次同样的情况。试第三次的时候，正当一个声音响起——正在为您接通——又死机了。
全部的硬币都花光了，她也该回医院去干活了。在电话亭外面，她停了一停，抬头凝望淡蓝的天幕上堆积起来的云山。河水卷着春潮，在涌动的蓝绿间奔向大海。大本钟在不安宁的天底下看来总是摇摇欲坠。尽管有汽车排出的废气，新鲜植物和不知道是从医院园子里还是河边的小树上新割下的草叶使得清新的气味荡漾在四周。温暖的灯光闪耀着，空气中却依然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凉意。有多少天她没有见到过这么动人的景致了？怕有许多个星期了吧。她呆在屋里太久了，成天吸进呼出的全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该走了。她刚起步，两位米尔班克军队医院年轻的实习医生从她身旁擦肩而过，给了她一个友好又灿烂的微笑。她本能地低下头来，随即又后悔至少该坦然地迎接他们的目光吧。他们走过桥去，只顾两人说着话，其他的都没在意。其中一个做了个蹦起的动作，像在模仿从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取东西。他的同伴被他逗得直笑。中途他们停下来欣赏一艘驶过桥下的炮艇。她不禁想，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医生们是那么自由，那么有生气，她多么希望刚才她回应了他们的微笑。那是她已经彻底忘却的另一面的自己。她已经迟到了。尽管鞋子夹脚，她必须跑步才行。这儿，在这脏乎乎又没用石碳酸消毒过的人行道上，德拉蒙德护士长的敕令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大出血也没有火灾，可是却有种让人惊喜的全身舒展的愉悦和短暂品尝到的自由的滋味。这一切推动着她跑了起来，围着重重的橡胶围裙尽情地跑着，跑向医院的门口。
此刻，一阵让人身心俱疲的等待笼罩了整个医院。只有患黄疸的水兵还留着。他们对护士们来说有种奇特的吸引力，她们不时饶有兴趣地谈论着他们。这些倔强的小兵们在床上坐起来缝补袜子，非要自己手洗内衣手帕，洗好了就把它们挂在临时沿暖气片拉起的晾衣绳上。那些仍旧卧床不起的病员宁愿忍痛自己来，也不愿叫护士端来便盆。据说这些能干的水兵喜欢自己把病房保持得井井有条，还接替了护士们扫地的活，替她们扛那些沉重的拖把。这么喜欢做家务的男人女孩子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难怪菲奥娜说她非得嫁个在皇家海军里受训过的人不可。
不知什么原因，实习生们有了半天的假，不用去学习，但制服还得穿着。午饭后，布里奥妮和菲奥娜一起过了河，走过议会大厦，来到了圣詹姆斯公园。她们缓缓地绕湖溜达，在小摊上买了杯茶，又租了躺椅，听“救世军”老年乐队演奏为铜管乐队改编的埃尔加曲子。五月天里，在法国战事被深刻理解之前，在被轰炸的九月到来之前，伦敦虽然弥漫着战争的迹象，却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战争心态。映入眼帘的是制服和时时提醒着人们警惕第五纵队的招贴海报，公园的草地上已经挖好了两个大防空洞。官僚习气到处横行。一个戴帽子和臂章的人走了过来，跟菲奥娜说要看看她的防毒面具——它被她的斗篷遮住了。除此之外，一切都平和安详。因法国局势而一直搅动这个国家的焦虑都被消解在午后的阳光里了。死去的已不在眼前，而不在眼前出现的就被假定为还活着。一切都宛如平常，似若梦幻。婴儿车滑过小路，车篷放了下来，以挡住强烈的阳光。皮肤白白、头盖骨还发软的小宝宝睁大眼睛，目瞪口呆地第一次看着身外这个新奇的世界。似乎刚刚摆脱了逃难生活的孩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大笑大叫。乐队已在和音乐的搏斗中筋疲力尽。躺椅依然要花两个便士。谁会想到，仅仅在一百英里之外，一场军事惨剧正在上演。
布里奥妮依然想着自己的心事。也许伦敦就会被毒气所淹没，或者会遭到德国伞兵的蹂躏，他们在第五纵队的接应下在地面上横行无忌，这样罗拉就可能根本来不及举行婚礼。布里奥妮曾听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勤杂工说，什么也不能抵挡得了德军的进犯。他们有新的战术而我们没有啦，人家已经有现代化的装备，而我们也没有啦，直说得唾沫横飞，乐在其中。将军们可真该好好读读立戴尔·哈特的大作，要么就在午茶时间到医院勤杂工的小屋来悉心听听他的高见。
在她身旁，菲奥娜喋喋不休地说着她最心爱的小弟弟和他在吃饭时说的趣闻轶事。布里奥妮假装着在听，可心里却在想着罗比。如果他一直在法国打仗，他很可能已经被俘虏了。或者情况还更糟。塞西莉娅听到这种消息，怎么能受得了呢？想到这里时，音乐突然欢快起来，随着一阵没有配乐的不协和音涨到了嘶哑的最高潮，她紧紧地抓住躺椅的木扶手，把眼睛闭了起来。如果罗比真有个三长两短，如果罗比和塞西莉娅永远不能重聚……她心里的隐痛和战争的纷乱仿佛总是风马牛不相及，是两个不同世界中的事。但现在她明白它们之间的联系了，她终于明白这场战争会如何加重她的罪孽。她想，惟一能消除这罪孽的方法就是过去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要是他再也回不来了……她多么想能拥有与别人一样的过去，成为另一个人，就像热情洋溢的菲奥娜，其洁白无瑕的生活展现在前方，还有温暖美满的大家庭，连小猫小狗都有拉丁文名字。他们的住处还是切尔西文艺界名流的聚会地。对她来说，她只需要沿着已经铺就的生活道路一直向前走，等着迎接出现在路上的一切。可是布里奥妮，她的生活呢？她孤零零呆在一间屋子里，没有门可以进出。
“布里奥妮，你没事吧？”
“什么？哦，是的，我没事。我很好，谢谢。”
“我可不相信你。要不要我给你拿杯水来啊？”
观众鼓掌越来越热烈——看来没人在意乐队演奏得有多烂——布里奥妮的目光追随着菲奥娜穿过草坪，走过那些乐手和一位穿着棕色外套、出租躺椅的男人，走进了林地中的小咖啡屋。救世军乐队开始演唱“再见了，黑鹂”。这支曲子他们演来要自如得多。躺椅上的人们也加入了进去，有些还随着节奏适时地拍起了巴掌。这种集体跟唱的形式总有些许强迫的性质——音调升高，心情高涨时，陌路人的目光也不期相遇。布里奥妮不习惯这样，她心生抵触。尽管如此，她的情绪还是被调动了起来。当菲奥娜捧着一茶杯的水回来时，乐队正开始演奏旧时金曲大串联，开首的是“漫漫长路到蒂珀雷里”。她们俩开始谈起了工作上的事情。菲奥娜拉着布里奥妮开始享受嚼舌头的乐趣——哪些事让她们开心，哪些又惹火了她们。她们议论德拉蒙德护士长，菲奥娜还学起了她的声音。这位神气活现的护士长，那股子劲真像个自以为伟大又冷冰冰的高级顾问医师。她们记起了不同病人的种种怪癖，她们一起发着牢骚。菲奥娜对不能把东西放在窗台上愤愤不平，布里奥妮最讨厌晚上十一点熄灯的规定。可是她们一边抱怨，一边却生发出了好心情，虽然开心得有点不自然。她们一个劲地咯咯直笑，引得众人将头全都转了过来，还把手按在嘴唇上做出夸张的动作示意她们小声点。不过这些姿势都不是特别严肃，大部分人只是在躺椅上朝她们宽容地一笑。因为她们是护士，还是战争时期的护士，她们的装束——紫色白色相间的束身上衣，深蓝色斗篷和一尘不染的帽子——使得她们像修女一样无可指摘，不容冒犯。女孩子们也感觉到了她们的豁免权，便愈加放肆，边嘲弄别人边大笑起来。哇，菲奥娜原来是一个技术很高明的模仿者，她带来的欢乐里布里奥妮最欣赏的就是她那有几分残酷的手法。菲奥娜能再现兰贝斯区的伦敦腔，还能无情又夸张地模仿某些病人们的愚昧以及他们哀求和疼痛时的哼哼唧唧。“那是我的东西，护士。我总是放错地方。我妈以前也总这样。是不是孩子真的是从屁股里生出来的啊，护士？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是否合适。就好像……啊哟！我的老是被堵住。我本来有六个孩子，可是一次我把其中一个落在了公交车上，是从布雷克斯顿开出的88路车。一定是丢在座位上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护士。真是倒霉。我真是。我的眼珠都哭出来了。”
当她们向着议会广场的方向走回去的时候，因为刚才笑得太厉害了，布里奥妮还是头晕乎乎的，膝盖直发软。她自己也很奇怪，怎么自己的情绪会转变得这么快呢。她的忧虑并没消失掉，只是悄悄退到了隐蔽的角落中去了。笑了一下午，感情暂时都发泄光了，这会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们手挽着手走过西敏寺大桥。潮水已经退了，强烈的光线中，泥泞的河岸上，成千上万的蚯蚓粪投下点点斑斑的阴影，闪着紫色的光泽。两人向右拐进兰贝斯宫路时，看到一排军用卡车停在医院大门外面。一想到她们又得动手去拆封和堆垛军需品，两个女孩子嘟囔了一下，不过心情还好。
接着她们看到了散在卡车群中的战地救护车。再近一点，她们又看到了几十架担架车，已经从卡车上卸了下来，杂乱地摆在地板上。还有一大片肮脏的绿色军服和污迹斑斑的绷带。一组组分开站着的士兵，昏昏欲睡，动弹不得，和躺在地上的那帮子病员一样都裹在污秽的绷带里。一个勤杂工正把从卡车后面拿下来的步枪拢在一处。二十个搬运工、护士和医生正在穿过人群。五六副担架已被抬到了医院前面——很明显并不够用。顷刻间，布里奥妮和菲奥娜都停了下来，呆呆地看着，然后几乎同时她们反应了过来，开始跑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她们就已经来到了人们的中间。清新凉爽的空气无法驱散机油和溃烂的伤口所散发出的恶臭。士兵们的脸和手都黑乎乎的，胡子拉茬，头发蓬乱，还绑着伤员接收站贴上的标签，他们看上去一模一样，仿佛都是从一个恐怖世界逃回的野蛮人。还站在那里的伤员似乎已睡着。更多的医生和护士拥出大门。一位高级顾问医师在那儿负责，粗略的分类系统已经就绪。紧急病人已经被抬到担架上。接受训练以来头一次，布里奥妮发现一位医生和一位专科住院医师在对她发号施令。她从没见过这两人。
“来，你去抬那头。”
医生自己抬起了担架的另一头。她以前从来没有抬过担架，经过出口又沿着走廊走了十码，她知道自己的左手已经吃不住劲了。她抓着担架脚的最低处。她数了数他军服上的杠子，这位士兵是个中士。他的靴子已经没有了，泛蓝的脚趾发着异味。缠头的绷带已经被血浸成了黑红色。他大腿上的军裤已经撕得稀烂，甚至还戳进了伤口里。她觉得自己能看到里面白晃晃的骨节了。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会让他感到疼痛不已。他紧闭着双眼，忍着痛一声不吭，只有嘴唇翕动着。如果她左手没力气了，担架就一定会倒下去。好容易挨到了电梯，走进去再放好担架，她的手差一点就松开来把担架掷到了地上。电梯慢慢上升着，医生搭了搭那士兵的脉搏，然后深深地用鼻子吸了口气，紧张得完全忘了布里奥妮的存在。二楼映入了眼帘，她满心只想着电梯到病房的那三十码距离。自己到底能不能支撑得住呢？她有义务告诉医生她坚持不了了。可是他在背对着她重重地打开电梯门时，他吩咐她抬好她的那一头。她在意念中把更多力气加在左臂上，心里期盼医生能走快点。要是连做这个都失败，她可丢不起这个人。脸色乌黑的病员不停地做着类似咀嚼的张嘴、闭嘴的动作，他的舌头上布满了白点，黑色的喉结一起一降。她让自己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们折进了病房，她庆幸一张紧急救护床已经准备停当，放在门旁。她的手指已经开始打滑了。一位护士长和一名正式护士正等在那里。担架被移到紧挨着床的地方。布里奥妮的手指越来越软，她根本没法控制它们。她及时地抬起了左膝，来承受这重量。腿砰地撞在了木把手上。担架晃动着，护士长见势马上靠上去稳住了它。身负重伤的中士从唇间发出一阵怀疑的声音，仿佛他从来没想到疼起来会这么撕心裂肺。
“看在上帝的分上，姑娘。”医生咕哝着。他们把病人小心缓慢地挪上了床。
布里奥妮在一旁等着，想看看是否还用得着帮忙。可是这会儿其他三个人都在忙碌着，忘了她还站在一边。那护士在拆掉他头上的绷带，护士长在剪掉大兵的裤子。专科实习医师转过身，在有光线的地方仔细地看着从士兵的衬衫上揭下来的标签上草草写就的短简。布里奥妮轻轻地清了清嗓子。护士长转过头，发现她还在那里，心里非常恼火。
“好了，别只是在那儿闲站着了，塔利斯护士。快到楼下帮忙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