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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和历史
童年的时候，卡的家位于尼尚坦石，当律师的父亲、当家庭妇女的母亲、可爱的妹妹、忠诚的仆人、家具、收音机和漂亮的窗帘构成了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对卡来说，贫困是这个“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开始的地方。那个世界是无法触摸的、危险的一种黑暗，在卡童年时期的想像中，它只是形而上的一种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伊斯坦布尔突然下决心踏上卡尔斯之旅的原因，也难以将它解释成为回归童年时代的一种冲动。尽管卡远离土耳其，也知道卡尔斯是近些年来国内最贫困、最无人关注的地方。从生活了十二年的法兰克福回到伊斯坦布尔，看到童年时和小伙伴们一同走过的那些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店铺、影院都已面目全非，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失去了活力。这唤起了卡要到别处去寻找自己童年和纯真的愿望，因此卡尔斯之行也可以说卡是为了再见留在童年记忆中他那中产家庭的贫困。因此，当他在卡尔斯店铺的橱窗里看到童年时穿过却在伊斯坦布尔再也没见到过的那种吉斯拉威德牌的体操鞋时，当他看到威祖夫牌的炉子时，当他看到装着卡尔斯圆形奶酪的那种由六个三角形组成的盒子时（这种盒子是他对卡尔斯最初的认识），卡感到如此地幸福，以至于他都忘记了那些自杀的女子，为自己身在卡尔斯而感受到了一种安宁。
近中午时，卡告别了塞尔达尔先生，采访了民众平等党和阿塞拜疆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之后，独自在大雪中漫步。走过阿塔图尔克大街，过了桥，径直朝最贫困的街区走去，卡心中充满悲伤，除了狗叫声外没有任何声息的沉寂中，那无休无止的雪，飘向远方看不到的陡峭山岭，飘向塞尔柱时期的城堡，飘向那不知是历史遗迹还是棚屋的废墟，卡觉得除了自己没别人留意这些，眼中蓄满了泪水。尤素福帕夏街区公园的秋千断了，滑梯也坏了，公园旁边有片空地，空地尽头的电杆上有个大灯，用来照亮那里的煤场。卡看着一些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在灯下踢足球。听着年轻人被大雪压低了的叫喊声、对骂声，卡觉得在这昏黄的灯光下，雪中，尘世里的这个角落离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有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荒凉，卡内心中出现了真主的念头。
最初，与其说这是种念头不如说是一个画面，然而是那种在展馆中匆匆忙忙看完后努力想要回忆却怎么也无法再现的那种画面。与其说是一个画面不如说是转瞬即逝的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卡也不是第一次才有。
卡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信奉共和主义的世俗家庭里长大，除了在小学的宗教课程里学过一些宗教知识，没受过任何其他伊斯兰教育。近年来，当他内心中时不时有类似现在的这种幻象出现时，他没有慌乱，也没有去追寻这种不真切的、充满诗意的冲动。至多，在他内心中会产生一种乐观的想法：世上有一处值得欣赏的美景。
卡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想暖和暖和再休息一会儿，他饶有兴趣地翻着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有关卡尔斯历史的书，一整天的所见所闻和阅读历史令他回忆起的童年传说，在他的头脑中混杂在了一起。
在卡尔斯有一些别墅，尽管距离遥远，但这些别墅也使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曾几何时，住在这些别墅里的那些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们，他们常常在这里举行舞会，没完没了地进行宴请。卡尔斯曾是来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必经之路，因此，靠着卡尔斯有利的地理位置，依靠贸易，依靠卡尔斯位于上个世纪奥斯曼和沙皇俄国这两个没落帝国边境的优势，依靠这两个帝国驻守在这里的军队，这些人发了家，致了富。奥斯曼帝国时期，这里就是多个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有一千年前在这里修建了雄伟壮丽的教堂的亚美尼亚人，有躲避蒙古大军和伊朗军队的波斯人，有拜占庭帝国和蓬图斯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希腊人，有格鲁吉亚人、库尔德人，还有各部族的切尔卡西亚人等。1878年，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卡尔斯堡落在了俄国人手中，一部分穆斯林被驱逐出这里，但城市的繁荣和多民族的聚居还延续着。在俄国人统治时期，沿着城堡坡面修建的堡内街区街上帕夏们的别墅、公共浴池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各种建筑慢慢地显得落伍了，而卡尔斯河南岸平原上的俄式建筑被五条平行笔直的大街齐整地切开，这么有序的建筑在东方城市中很少能见到，很快形成了一座快速富裕起来的新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这里和他的秘密情人幽会，一同去狩猎。这里也比较适合俄国人南下地中海，获取贸易通道，因此得到大量的财政投资而得以重建。二十年前当卡来到这里时，令他对卡尔斯着迷的不是那座因为民族和部族战争而几乎完全成为废墟的奥斯曼帝国城市，而是由整齐的街道、大块的路石、共和国时期种的枣树和梧桐树构成的这座忧伤的城市。
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迫害、集体屠杀和起义，城市先后被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也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卡尔斯甚至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1920年10月，在卡泽姆·卡拉贝奇尔（他的雕像后来竖立在了车站广场上）率领下，土耳其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四十三年后土耳其人重新占领了卡尔斯，他们接受了城市的俄罗斯建设风格，定居在这里。那时，他们也接受了俄国人带来的文化，因为这些文化正符合共和国的西化浪潮。俄罗斯人修建的五条街道，分别以卡尔斯历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因为他们不知道除军人外的其他伟人。
人民党原市长穆扎菲尔先生既骄傲又气愤地向卡讲述着当年的西化年代。那时，人们在人民之家举办舞会；在早晨卡经过的到处都生锈了的铁桥下举行滑冰比赛；从安卡拉来的演员们在这里演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尽管当时和希腊的战争结束还不到二十年——演出在卡尔斯受到共和派中产阶级的热烈欢迎；那些富人们穿着裘皮领大衣，装扮得花里胡哨的健壮的匈牙利大马拉着雪橇招摇过市；为支持自己的球队，人们在民族公园的洋槐树下，举行舞会，在钢琴、手风琴和单簧管的伴奏下跳着最时髦的舞；夏天，年轻女孩子们穿着短袖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悠闲地转着；年轻人冬天滑着冰刀去学校，他们怀着对共和国的热情，穿着夹克，里边打着蝴蝶领结。当律师穆扎菲尔先生多年后为竞选市长回到卡尔斯的时候，想在竞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系上他高中时用过的蝴蝶领结，立刻遭到同僚们的反对，他们认为系这种“装模作样”的玩意儿会丢了选票，但穆扎菲尔先生没听他们的。
似乎随着一个个漫长冬天的悄悄离去，城市变得更加颓败、贫困和不幸。原市长讲到过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冬天；讲到来演希腊戏剧的那些脸上扑着粉、半裸的演员们；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人民之家上演过的一个革命剧本。他说:“这个剧本讲了一个黑袍年轻女子的觉醒，最后她摘掉头巾，在舞台上烧掉了黑袍。”40年代末，据说在卡尔斯他们四处寻找一件黑袍却根本找不到，最后打电话从埃尔祖鲁姆找来了一件。穆扎菲尔先生补充说:“现在卡尔斯大街上到处都有穿黑袍的，披盖头的，戴包头巾的。因为戴在她们头上的是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标志，是一面面旗帜，所以不让她们进课堂，她们就自杀。”
在卡尔斯遇到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头巾女子这样的问题，卡内心中总会产生一些疑问，可总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没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尔斯找不到一个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热的年轻人演这样一个反对穿黑袍的戏又有什么意义?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并没有仔细观察那些戴包头巾或穿袍子的妇女们，因为回国后这一星期里，他还没有学会像主张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密切观察街上戴包头巾的妇女就能得出些个政治结论，也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另外，从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头巾、穿袍子的妇女。卡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比较西化的地区，出现在这里戴包头巾的妇女要么是从郊区来的卖葡萄的妇女，要么就是牛奶小贩的妻子，要么就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别的什么人。
卡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以前的主人都有谁，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听说过很多说法：因罪责较轻没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一个崇拜西方的大学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孤儿们……不管第一个主人到底是谁，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建筑与同期的建筑一样，一种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炉被置于墙内，可同时向四个房间供暖。但在共和国时期，土耳其人不会用这种俄式取暖炉，把这座楼改为旅馆的第一个土耳其主人，在进楼处放了一个巨大的铜炉，再后来，每个房间就都装了暖气片。
卡穿着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起身开了门。来人是每天坐在火炉前看电视度日的服务员贾维特，给卡钥匙时他忘了件事。
“刚才我忘说了,《边境城市报》的塞尔达尔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们一起来到大厅。卡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伊珂从服务台边的那个门进来了，她比卡想像的还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学时这个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乱。是的，当然，她是如此美丽。他们像两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先握握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头向前伸出，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抱，亲吻脸颊。
“我知道你要来。”伊珂稍向后退了退，用一种让卡感到惊讶的坦诚说道:“塔耐尔打电话跟我说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为选举和自杀女子的事情而来的。”
“你准备待多长时间?”伊珂说,“亚细亚旅馆旁有个新人生糕饼店。现在我正忙我父亲的事。一点半我们在那里见面聊聊吧。”
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是在贝尤鲁——而是在卡尔斯发生了，这使卡感到有点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乱有多少是因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会儿以后，卡想，还好买了这件大衣。
去报社的路上，他的心毫无疑问地道出了他的大脑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个事实：第一，卡从法兰克福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另一方面是单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土耳其姑娘结婚；第二，卡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卡尔斯是因为他暗自认为这个姑娘就应该是伊珂。
如果这第二个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话，卡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冒失，但又因为别人说的是事实，他又可能终生都会在羞愧中自责。这世上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别人为自己的幸福忙这忙那的话，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这样一个卫道者。另外，为结婚找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这也根本不符合一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尽管这样，去报社的路上，他并没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从伊斯坦布尔来时坐在长途车上自己潜意识中想像的要好。
《边境城市报》报社与卡住的旅馆中间隔了一条街，在法伊克贝依街，办公室和印刷室所占的地方也只不过比卡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稍大一点。一面木板墙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木板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日历、名片和请柬的样本、来过卡尔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尔达尔先生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报纸。木板墙另一边，电动印刷机开动着，踏板摇摇晃晃，传来悦耳的声音，这个印刷机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莱比锡的鲍曼公司制造的，在汉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后，在土耳其第二次立宪的新闻自由时期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1955年塞尔达尔先生的父亲用火车把它运到了卡尔斯。塞尔达尔先生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机子里放白纸，左手熟练地整理印好了的报纸（印刷机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俩打闹时被弄坏了），在这期间他还能不失时机地和卡打个招呼。小儿子和他哥一样，长得不像父亲，一见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母亲的样子，细长眼，白白的脸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