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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知道，但你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
“重要的是能说出所有的东西，”奈吉甫像是在帮助卡,“如果我是作家的话，我想把一切没有被表达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哪怕只有一次，你能告诉我这一切吗?”
“问吧。”
“我们所有的人生活中都有期望得到某种东西，一种真正的东西，是吗?”
“对。”
“你想得到什么?”
卡沉默着，笑了笑。
“我的很简单，”奈吉甫自豪地说。“我想和卡迪菲结婚，想在伊斯坦布尔生活，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科幻作家。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可我还是这么希望。你说不出你的，我不在乎，因为我理解你。你就是我的未来。现在我从你注视我眼睛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所以你很喜欢我。”
他的嘴角露出幸福、狡猾的一丝微笑，卡有些吃惊。
“那么你现在就是和二十年前的我一样吗?”
“是的。有朝一日我要写的一部科幻小说里就有这样的一幕。对不起，我能把手放在你的额头吗?”卡把头微微向前倾了一下。奈吉甫像以前这么做过似的，熟练地把手心放在了卡的额头上：
“现在我要告诉你二十年前你都想了些什么。”
“就像你和法泽尔做的那样吗?”
“我和他同一时间想着同一件事情。和你则有时间间隔。请听好：一个冬日，你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下着雪，你沉思着。你的内心听到了安拉的声音，可是你却努力地想去忘记‘他’。你觉得万物是个整体，是真主让你有了这样的感觉，可你却想对真主闭上眼睛，视而不见，你认为这么做自己会不幸但会更聪明。你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只有聪明和不幸才能让你写出好诗来。为了写出好诗，你勇敢地承受着没有信仰的痛苦。你当时还没明白，如果内心中这个声音消失了，那么整个世界上你就只能孤独地存在了。”
“好吧，你说得对，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卡说,“你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知道你会马上这么问，”奈吉甫有些不安地说,“你也不想相信安拉吗?你是想相信的，不是吗?”他把那只冰冷的手从卡的额头移开。“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你说很多。我也听到内心里一个声音在说‘别信安拉’。因为对一个事物存在的坚信，只有在对它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怀疑和关注才能建立，你明白吗?当想到只有坚信至大至美的安拉存在我才能活下去的时候——正如我童年时会想，如果父母死了又会怎样——有时我想要是没有安拉会怎么样。这时会有一样东西出现在我眼前：一种情景。我知道这个情景源自于对安拉的爱，所以我不害怕，我好奇地欣赏着它。”
“给我说说这个情景。”
“你要写进诗里吗?没有必要把我的名字写进诗里。作为回报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好!”
“这六个月来我给卡迪菲写了三封信，但我一封都没能寄出去。不是害羞，是因为邮局的人会拆开看。卡尔斯人一半都是便衣。这里也一样。他们都在盯着我们。更有甚者，我们的人也在盯着我们。”
“‘我们的人’是谁?”
“卡尔斯所有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很好奇我在和你聊什么。他们是来挑事的。他们知道今晚的演出会变成世俗主义者和军人们的示威。今晚要演‘头巾’这部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戏，戏里要贬低戴头巾的姑娘们。其实我很讨厌政治，但我朋友们的反抗也有道理。我不像他们那么热衷，所以他们现在怀疑我了。众目睽睽之下，我不能在这儿把信给你。我希望你能把它们交给卡迪菲。”
“现在没人在看我们。马上给我，然后再说说那个情景。”
“信是在这里，可不在我身上。我害怕门口有人搜身。我朋友们也有可能搜我身上。从舞台旁边那个门进去，走廊尽头有个洗手间，二十分钟后，咱们在那儿见。”
“到那时你才说那个情景吗?”
“他们有人过来了，”奈吉甫说，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我认识他。你别朝那边看，咱们装着谈些平常的事情，别显得太亲热了。”
“好。”
“整个卡尔斯都很好奇你为什么来这里。大家都认为你是被政府甚至是被西方国家派来执行什么秘密任务的。我朋友们派我来问问你，这些传闻是真的吗?”
“不是。”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也说不清。”
“你很清楚，可是你不好意思说。”一段沉默。“因为你不幸，你才来到了这里。”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
“从你的眼神里。我从没见过这么忧郁的眼神……现在我也很不幸；可我还年轻。不幸反而给了我力量。在这个年纪我宁可选择不幸也不选择幸福。在卡尔斯，只有傻瓜和坏家伙们才是幸福的。但是等我到了你这个年纪，我还是希望能得到幸福。”
“我的不幸在生活中给了我很好的保护，”卡说,“你用不着为我担心。”
“多好啊。你没生气吧?你的神情中有一种如此美好的东西，它让我明白我可以对你说我想到的任何东西，甚至是最荒唐的东西。如果我对朋友们说了这些，他们会立刻嘲笑我的。”
“法泽尔也会吗?”
“法泽尔不同。他会报复那些向我使坏的人，我怎么想他很清楚。现在你也说几句。那个家伙正看着我们呢。”
“哪个家伙?”卡问道。他看了看聚集在座位席后面站着的人：一个脑袋长得像梨，两个像是便衣的青年，愁眉苦脸、衣着寒酸的年轻人们，现在大家都面朝舞台，有些人则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
“今晚看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喝了酒。”卡喃喃地说。
“他们是因为不幸才喝的酒，”奈吉甫说,“你是为了控制内心中的幸福而喝的酒。”
话还没说完，他就突然钻进了人群。卡不能确信自己是不是听对了。大厅里尽管嘈杂，这句话却使他像听了悦耳的音乐一般舒服。有人朝他挥挥手，观众席中有为“艺术家”们预留的几个空座位，剧组里一个半谦恭半蛮横的引座员引卡坐了下来。
几年后，我在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晚的录像带，看了卡那晚看到的舞台上的一切。舞台上演着嘲笑某个银行广告的小品，可是卡多年没在土耳其看电视，所以他不明白它在讽刺什么，模仿什么。尽管如此，他还是可以看出到银行存钱的那个人是个过于效仿西方人的假绅士。在比卡尔斯还要偏远的小县城里，在没有妇女和政府官员光临的小茶馆里，苏纳伊·扎伊姆这个布莱希特式和巴赫金式的剧组会把这个戏演得更为夸张，这个手拿着银行卡装模作样的假绅士在那里会被演成娘娘腔而令观众们捧腹大笑。另一个小品中，身着女装留着小胡子的演员往头上倒着凯利朵尔牌洗发香波和发胶，最后卡才认出这个演员就是苏纳伊·扎伊姆。身着女装的苏纳伊，为使偏远地区小茶馆里那些愤怒而又贫穷的人们得到安慰，以一个“反抗资本家的流氓无产者”的身份，一边说着粗话，一边做出用洗发香波细长的瓶子插屁眼的动作。后来，苏纳伊的妻子冯妲·艾塞尔模仿了一个大家喜欢的火腿广告，她用夸张的喜悦一边掂着一圈火腿，一边喃喃自语:“是马肉，还是驴肉?”然后跑下了台。
然后60年代著名的国家队守门员乌拉尔走上了舞台，讲述在伊斯坦布尔同英国国家队的那场比赛中怎么丢了十一个球，中间还穿插了他当时和一些有名的女演员们的轶事，还有足球比赛中他那些弄虚作假的把戏。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观众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笑声中有种让人奇怪的痛苦，有种土耳其人自娱自乐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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